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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约当前经济发展的制度因素分析毕业论文

2015-04-15 01:10 由于社会生活的政治化和行政权力的至高性依然存在，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只与少数人直接有关，在现实的政治生活中便产生了割断政治利益关联、破坏政治改革动力资源的两大恶性政治现象：在政治生活上层存在的腐败及在政治生活基层存在的政治冷漠。
　　现代化是一个社会全面进步和发展的综合过程，而非仅仅是经济上的孤军冒进。政治层面的改革迟迟不能展开，对经济和社会各方面的事业都是—个潜在的制约。而业经20多年经济改革，在物质和观念多方面冲击的情况下，政治发展如果仍然未能为自身积累起足够的动力资源，这将是不可思议和令人无法接受的。根除横亘于政治发展道路上的两大障碍——政治腐败与政治冷漠的最终解决方式无疑是改变这两大障碍赖以存在的权力运行机制，用政治的社会化、权力的公共化来指引政治改革的方向。而实际上，这既是政治改革的目标，亦是自上而下或自下而上进行政治改革的唯一可能的方式。其具体实现形式即扩大了的政治参与。
　　在一个政治体制完善、民主机制健全的社会中，不过分的政治冷漠并不会对政治肌体产生太大的伤害，甚至还是社会正常运转的条件之一，如同日常生活并不总是需要充满激情一样。但在一个变革和转型的政治发展时期，充分的政治参与就显得异常重要。非如此，不足以为政治的真正进步提供动力。因此，打破权力掌控社会、社会生活政治化的有效途径不只是自上而下的体制创新，更重要的是自下而上的政治参与。
　　二、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层次问题
　　国有企业产权改革的深层次问题，即社会主义公有制和社会主义本质特征。
　　社会主义实行公有制，究竟是手段，还是目的？我们认为，在当前生产力水平不发达的前提下，公有制应该是手段，是为了实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而绝不只是为了在政治上体现社会主义。如果认为公有制属于社会主义目的的范畴，就必然会把既定的或理想的公有制看得至高无上，追求公有制的“纯而又纯”，任何妨碍公有制的因素都要排除？所有试图改变这种公有制的主张都不能允许。把公有制目的化并别有用心推向极端的，当属“四人帮”之流，在他们看来，只要维持了既定的公有制，“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国家贫穷落后都在所不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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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证明，把公有制目的化，进而神圣化、僵化，给社会主义带来的损害是严重的。当前，许多人对公有制经济与私有制经济之间应保持一种什么样的比例各执一词；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之间的比重也莫衷一是，国有企业的产权再造举步维艰，政企难分，政资难分。大量私营企业戴着“红帽子”（假集体）、“洋帽子”（假三资）和小帽子（假个体），不少私营企业主的收入不是用于扩大再生产，而是投入了挥霍浪费；更多的乡镇企业产权模糊，化公为私，名公实私，公不公，私不私。这些都表明社会尚未形成可以使私有制经济稳定发展的基础。因此，应当真正从手段意义上来理解和选择公有制及其实现形式。（注：何力平：《关于所有制理论的几点思考》，《浙江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0年第2期。）我们应以邓小平的“三个有利于标准”为准则，凡是在经济上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提高经济运行效率的所有制结构，都可以在实践中试行。吴敬琏指出，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各种经济成分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只应取决于这种经济成分本身的竞争力和对国力增强、人民生活提高所作的贡献。不能根据所有制性质来判断所有制的优劣。所有制是生产关系的体现，其性质的优劣取决于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无论是个人所有制、合伙所有制还是国家所有制，都要看是否适合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能仅就其性质判断先进与落后。更不能对每个企业都以生产资料的占有方式来确定“私”和“公”、“资”和“社”的性质。企业只是生产要素的组织形式。
　　列宁“创造未有的因素”比马克思“解放已有的因素”要困难得多。这里的关键是“如果新生产关系所赖以存在的物质条件没有被创造出来，那么，就会面临失败的危险”。因此，无产阶级取得政权以后，就必须以生产力发展水平为依据来进行社会主义的实践。能否做到这一点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所面临的最为严峻的考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