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道”哲学与经济学说的关联述评毕业(2)
2015-10-20 01:06
导读：盛洪教授也以为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这两种文化在现代经济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的沟通，是有案可稽的。他在《
盛洪教授也以为现代经济学有着非常深远的中国渊源。这两种文化在现代经济学的孕育过程中，在现代市场经济的发展之初的沟通，是有案可稽的。他在《现代经济学的中国渊源》一文中指出：原来斯密所“发现”的原理，在二千多年前已经被中国的先哲们用另一种语言更为简洁和优美地表达过。“兼相爱，交相利”，可以被看作是“合作比分歧作好”的另一种阐述；“无为而无不为”显然有着比“看不见的手”更为宽泛和深远的内涵；对自然秩序的赞颂和追随可以反映在下面的话中：“人法地，地法天，天法道，道法自然”。
盛洪教授以为：斯密不可能不受到当时在欧洲盛行的崇尚中国运动的影响。这种影响一方面是通过魁奈以及重农学派，一方面是他直接感受的。《中华帝国的独裁制度》一书中指出：1763年和1764年，大卫·休莫和亚当·斯密曾在巴黎或凡尔赛造访过魁奈。不仅如此，中国古典哲学实际上直接影响到了斯密。在《中国：欧洲的楷模》一书中，作者马弗里克谈到，“孟子有关人的完美性的信条可能会影响到诸如朱德温这样的欧洲人，就象他有关仁爱的思想会对斯密写作《道德情操论》有所启发一样”。盛洪教授指出：长期以来，这些历史事实一直没有离开专家的书斋而成为大众的常识，甚至没有成为经济学界的共叫。相反，流行的却是似是而非的历史。很少有人知道，中国在秦汉以后，就是一个契约性的贸易社会。更少有人知道，中国很早就奉行过市场调节的自由经济政策，并取得了相当的成功，如汉代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等。盛洪教授批判这一现象时指出：“由于对中国文化和
经济史缺乏了解，在改革开放后，人们(包括我自己)对能够接触到的西方经济学欣赏有嘉，并用来证实中国文化的无用和‘全盘西化’的必要。这是一个极大的讽刺”。 近年来，演化经济学在中国引起了广泛关注。贾根良教授以为：从科学新范式的角度来看，演化经济学与中国古代演化思想之间在深层结构上存在着惊人的相似性。《周易》是一部“关于变易和创造性的著作”，“变化日新”是其思想精华，这无异于演化经济学研究纲领之“硬核”的“新奇创生”。中国古代演化思想在哲学基础上不仅与演化经济学具有广泛的共同性。而且还可能具有更深刻的思想。在西方演化经济学引进到中国后，通过对中国古代演化思想进行创造性的转化，我们就有可能创造出“中国的演化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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贾根良教授指出：就经济学而言，现代演化经济学的发展是以进化
生物学、系统论和非平衡热
力学中普里高津的耗散结构等理论为基础的，而后两者与中国古代有机整体论思想具有惊人的类似性。著名演化经济学家布莱恩·阿瑟在谈到复杂
系统科学时就指出，东方哲学一向把世界看作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复杂性的特点则完全是道教的。在道教中，秩序不是自然固有的，‘道生一，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在道教中，宇宙是广袤的、无定性的、永恒变化的”。作为复杂系统科学的一个重要研究领域，演化经济学未来的发展要与中国文化发生联系是必然的事情。
胡寄窗教授在《法国重农学派学说的中国渊源》的序言中所指出：“人们终于理解到古代中国和古希腊罗马的先行思想均曾在
世界经济学说发展的航程中起过各自的启示作用。此外，这一著作还透露给人们另一种启示，那就是，两个多世纪以前的中国人民的经济思想既能成为近代经济学创始者之一的重农学派学说的理论渊源，则沉睡了两个多世纪之久的东亚睡狮既已惊醒之后，也一定会在不远的将来对世界经济学说做出自己的新的贡献”。
中国的学者在过往的十年探索中，已经发现了西方现代经济学的“根”与中国古代“道”哲学的联系。当代中国新经济学的发展，也可以从中国古代“道”哲学中受到启发，找到一些有价值、有说服力的解释。
参考文献：
[1]徐叫，论人力资本与智力资本的“虚拟资本”性质[J]，当代财经，2007，(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