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研究新进展(2)
2016-03-17 01:02
导读：早期的研究认为汇率波动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也就是说，汇率的波动越剧烈，越不利于国际贸易，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例如，Ethier(1973)，Artus (1983)和
早期的研究认为汇率波动与国际贸易负相关，也就是说，汇率的波动越剧烈，越不利于国际贸易，因此，不利于经济增长。例如，Ethier(1973)，Artus (1983)和Brodsky(1984)都认为，一个风险厌恶型的企业在面临汇率变动的不确定性情况下，将产生利润风险，汇率波动性越大，利润的风险也越大，这就减少了国际贸易的利润，因此，企业的选择就是减少国际贸易数量和减少产出。所以，汇率波动性越大越不利于国家的经济增长。Demers(1991)认为，对于风险中性的企业，也存在汇率波动性与贸易负相关关系。如果风险中性企业已承担了一个不可逆转的投资，当它面临因汇率波动而导致的价格不确定性时，它将难以确定它的需求状态，从而会减少贸易数量和产品的生产。Cottani，Cayallo and Khan (1990)认为，实际汇率波动越剧烈，相对价格越不稳定，从而风险越大，投资期间缩短，对经济增长越不利。 然而，仍有大量经济学者认为，汇率的波动与国际贸易的关系也并非是绝对的负相关。De Grauwe (1988)通过建立一个不同于传统的风险厌恶模型的Newbery—Stiglitz模型分析认为，虽然汇率的波动性存在，但是出口仍会根据出口企业的风险厌恶程度，其最终结果取决于对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之间冲突的权衡。所谓替代效应是指，当企业考虑到贸易的风险，风险的增加减少了企业进行生产活动的积极性，从而减少产出；所谓收入效应是指，风险越大，收益水平也会越高，从而促进企业的生产活动，导致产出增加。 Franke(1991)在Dixit(1989)研究的基础上建立了一个企业进入和退出的期权定价模型。他认为，一个风险中性的企业在一个垄断竞争市场中经营，汇率的波动性将会使企业生产活动增加。 Frankel假设企业的出口战略依靠汇率水平，当汇率水平高于平价时，出口增长，当低于平价时，出口减少为零。再者，企业的出口决策来源于交易成本，即企业进入一国市场的进入成本和退出成本。因此，企业的出口类似一个期权，只有企业存在利润时，企业进入市场出口产品。这种战略的价值在于汇率。对于一个所谓的比较优势差的企业，即企业在国际贸易中相对较差，当汇率是平价的时候，会有损失，其出口战略的价值随着汇率波动性的增加而增加。当汇率波动性增加，其价值超过预期进入和退出的成本，企业从出口贸易得来的预期现金流快速增长，因此，企业的出口量和参加贸易的企业数量会因为汇率波动的提高而增加。 MacDonald(2000)认为，如果投资不可收回，企业的边际经营利润在实际汇率中为凸性。那么，对于一个风险中性的企业，实际汇率的波动将会提高生产的利润率，因此，汇率的波动性有利于促进企业产品的出口和生产。然而，如果生产者是风险厌恶者并且厌恶程度足够大，生产的效用函数凹性足够大到能中和凸性的生产函数，那么汇率的波动性将会减少企业的利润率，企业减少生产。 二、经济增长对汇率变动的影响 (一)Balassa—Samuelson效应及其发展 众所周知，经济增长对汇率变动影响的重要理论成果是Balassa—Samuelson效应。Balassa和Sam— uelson各自在1964年发表的论文认为，贸易品生产部门和非贸易品生产部门之间具有不同的生产率水平，由于经济增长速度较快的国家在贸易品部门中具有相对高的生产率，贸易品部门较高的生产率往往引起贸易品部门的实际工资上涨，在一价定理条件下，由于在一国内的劳动力是自由流动的，所以使得非贸易品部门实际工资也上涨，这样就提高了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因此，经济增长快速的国家实际汇率具有升值趋势。 Balassa—Samuelson效应的关键在于在一价定理条件下，工资具有一致性，即贸易品部门实际工资的上涨必然要求非贸易品部门的实际工资一致性的上涨。然而在现实中的事实是，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可能往往和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不同。Strauss (1996，1997)利用置换检验方法研究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非一致性问题，发现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具有差异。但是，Strauss (1996，1997)等认为，只要贸易品部门与非贸易品部门的工资差异持久不同，那么Balassa—Samuelson效应仍然成立，即一国相对生产率的提高，将会引起非贸易品部门的相对价格提高，实际汇率具有升值趋势。 Canzoneri，Cumby and Diba(1999)，MacDonald and Ricci(2000)等人利用平均劳动生产率或生产函数建立回归方程对Balassa—Samuelson进行效应检验，得到的结论是，生产率的不同对贸易品与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比有显著的作用，不同国家生产率比的趋势可以很好地预测实际汇率长期变动的趋势。 然而，Chinn and Johnston(1999)研究发现， Balassa—Samuelson效应对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变动具有不同的作用。更多的经济学者通过实证检验认为，Balassa—Samuelson效应能有效地解释发达国家的汇率变化，而对发展中国家的汇率变化的解释力则较低。 (二)Houthakker—Magee—Krugman法则 Balassa—Samuelson效应强调经济增长从供给角度对非贸易品与贸易品的相对价格的影响，并最终对汇率的变动产生影响。Houthakkerand Magee (1969)则从需求角度分析经济增长对汇率变动的影响。理论上，一个国家的经济发展较快，意味着该国的进口商品和国内的商品生产也快速增长，需要通过汇率贬值来扩大出口，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相反，如果一个国家经济增长缓慢，该国的进口会明显下降，需要通过汇率升值来抑制出口，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他们指出，事实上，只要一个国家具有合理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和出口需求收入弹性结构，经济高速增长的国家汇率仍然可以升值，而不需要长期贬值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经济增长缓慢的国家汇率仍然可以贬值，而不需要长期升值来维持国际收支平衡。例如，1950—1960年间，由于日本相对于美国和英国面临一个高出口需求收入弹性和低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日本经济增长的速度虽然高于美国和英国，却没有面临贸易收支恶化的问题。 Krugman(1989)发展了Houthakker—Magee关于相对增长率和相对弹性之间联系的理论，并得出结论：如果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相对增长率和与他们的出口需求收入弹性与进口需求弹性的比相等，实际汇率将会保持长期稳定。Krugman把这种关系称为45度法则。他认为，经济增长率和进出口需求收入弹性之间存在的这种系统的净效应表现为实际汇率持续变化的趋势比人们预期的要小得多。现代工业国利润增长的原因是不同于传统比较优势的生产专业性，相对经济快速增长是通过扩大产品的范围来扩张世界市场份额，而不是通过减少产品的相对价格。如果经济快速增长国家面临较高的出口需求收入弹性和较低的进口需求收入弹性，那么该国政府就不必限制经济增长来保持相对稳定的汇率水平。 近年来，对45度法则的实证研究发现，一个国家所面临的出口需求收入弹性和进口需求收入弹性之间的差异正在逐渐减小。Helkie and Hooper (1988)，Chinn(2004)等研究了20世纪90年代美国新经济时期，加拿大元贬值与美、加之间的经济增长关系，他们发现出口需求收入弹性与进口需求收入弹性正在趋同。经济增长率不同国家的汇率差异，并不能完全依照45度法则来维持。 三、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的发展 近20年来，计量经济学的方法被广泛应用于分析汇率问题，使得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关系的研究有了长足的发展。早期研究汇率与经济增长关系的计量模型是单方程模型，该模型将测量汇率变动的变量与测量经济增长的变量直接进行最小二乘法似然回归分析。例如，Edwards(1989)最早利用相关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将实际GDP与货币增长、政府支出、名义汇率、实际汇率、贸易条件等变量进行回归分析，发现货币贬值倾向于使产出减少。 Agenor(1991)也利用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将产出对实际汇率的当期值和预期值以及货币供给、政府支出、国外收入等变量进行回归，发现非预期性贬值能够促进产出增长，而预期性贬值却使产出减少。 Morley(1992)同样以发展中国家的面板数据作为样本，将生产能力对货币供给量、贸易条件、进口增长、出口增长以及财政结余等进行回归，发现实际汇率倾向于使产出减少。 但是，单方程模型注重汇率变动对经济增长的影响，而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动态影响的。因此，经济学者们又发展了利用VAR模型，从更全面、综合的角度分析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Rogers and Wang(1995)运用包含有政府支出、通货膨胀、实际汇率、产出水平以及货币供给增量等 5个变量的VAR模型，对墨西哥进行宏观经济研究，他们发现墨西哥产出的大部分增长来源于内在冲击，实际汇率贬值导致产出减少。Rodriguez and Gazani(1995)运用包括产出的增长、实际工资的增长、汇率贬值、通货膨胀、货币增长以及索罗剩余等 6个变量的VAR模型对秘鲁宏观经济进行分析，发现汇率贬值对产出水平具有不利的影响。Santaella and Vela(1996)采用名义汇率贬值率和产出的双变量VAR模型对墨西哥的经济进行分析，发现提高汇率贬值率将导致一个初始的产出增加，并在12季度后使产出减少，因此认为提高汇率贬值率将在短期内增加产出。Kamin and Rogers(2000)应用包括产出、实际汇率、通货膨胀等3个内生变量和美国利率这一外生变量的VAR模型，以1981—1995年的季度数据为样本，发现永久性汇率贬值将长期地对产出产生不利影响。Berument and Pasaogullari(2003)利用VAR模型对土耳其的实际汇率贬值的经济效果进行实证分析，结论显示，当诸如世界利率、国际贸易、资本流入等外部变量被控制以后，该国实际汇率贬值对经济增长具有紧缩效应。 四、简评 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是相互影响和相互作用的。早期的经济学者强调国际贸易中所发挥的比较优势对整体经济增长的贡献。国际贸易产品往往是具有比较优势的，一国的贸易品生产部门往往具有比非贸易品生产部门较高的生产率，汇率的变动通过对价格的影响扩大贸易品出口和生产，从而使得国内的资源重新配置，由生产率低的部门流向生产率高的部门，最终促进经济增长。因此，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被普遍认为具有负相关性。 在汇率与经济增长理论的不断发展中，经济学家们认识到，汇率变动不仅仅是通过国际贸易的比较优势，扩大贸易量来促进经济增长，而且还能通过促进直接投资的增长，来为一国的经济增长提供更多的生产要素，比如资本存量的提高和技术的创新。同时，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也不是简单的负相关关系。Balassa—Samuelson效应就从供给角度揭示了经济增长对汇率变动的影响，认为经济增长往往决定了汇率的长期变动趋势。 随着时代的发展，经济活动的创新，汇率变动与经济增长之间相互影响的理论也不断地发展。新宏观开放经济学所提出的LCP模型，就对汇率变动影响经济增长的价格效应产生了新的认识。在LCP定价情况下，价格的转嫁为零，汇率变动难以引起贸易品和非贸易品的相对价格变化，原有的支出转移作用不再发生。而Houthakker—Magee—Krugman的45度法则则从需求角度进一步揭示了经济增长对汇率变动产生的影响。 计量经济学方法的使用，使得汇率与经济增长之间联系的理论研究有了大量的实证检验。计量模型不断发展，计量技术不断创新，特别是VAR模型、 Engle—Granger两步法、Johnansen检验、脉冲响应函数、方差分解等，使得实证结果更具有说服力，理论得到了更好的检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