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增长、社会公正、民主法治与合法性基础(上(4)
2016-07-16 01:04
导读：进入 90 年代以后，前苏联“激进式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大幅度滑坡，又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即亨廷顿所谓的“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
进入 90 年代以后，前苏联“激进式改革”所导致的经济大幅度滑坡，又为中国政府提供了另一种新的合法性基础，即亨廷顿所谓的“受益于民主政权失败的‘负面合法性’” [12] 。它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中国的“渐进式改革”策略是正确的，另一方面从反面证明了政治民主化改革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尽管中国人渴望更加广泛地参与影响自己生活的公共决策，需要更广泛的政治自由和政治权利，但同时也需要稳定，需要保住“此时此刻”已经过上的好日子。中国人担心前苏联式的激进政治改革会导致社会混乱和经济崩溃，担心会因此失去过去 20 年中所得到的一切。尽管人们对官员的腐败和任人唯亲、对官商勾结、钱权交易、对不法奸商的不义之财都深恶痛绝，但是他们更怕失去那些已经握在自己手中的东西。
2 ?“政绩合法性困局”
亨廷顿在提出“政绩合法性”概念的同时，也提出了“政绩困局”概念。他指出：“在民主国家，统治者的合法性通常依赖于他们满足一些关键选民对他们政绩的期望。但是这一制度的合法性却建立在程序之上，建立在其选民通过选举选择其统治者的能力之上。那些在职的统治者不可避免会作不出政绩，这样，他们就失去了合法性，也就会在选举中被击败。一群新的统治者会接替他们。因此，统治者失去统治的合法性导致了这个体制重新肯定其程序的合法性。不过，在除一党制之外的威权体制下，在统治者的合法性和政权的合法性之间都不可能作出明确的区分。政绩平平既瓦解了统治者的合法性，也瓦解了这一制度的合法性” [13] 。
如今亨廷顿所指出的“政绩合法性困局”也开始在显露出来。亚洲危机打击了中国强劲的出口势头，减少了外资的进入，而国内收入分配不均则带来了内需不足，缺乏刺激的国民明显地放慢了增长的速度。政府的“政绩”要出了！与此同时，发生在印度尼西亚的事情对中国发出了严重警告。即使有持续 30 年的高速经济增长，即使有牢固的家族统治，即使有一贯效忠于自己的军队，只要没有民主，只要存在必然随专制而来的官员腐败、官商勾结、军队干政、贫富不均、经济泡沫，那么只需一次沉重的经济打击，貌似强大的苏哈托王朝转瞬之间就土崩瓦解了。印度尼西亚的事件似乎在告诉人们：持续的经济增长离不开民主政治的支持，没有以民主政治为基础的经济增长是不可持续的经济增长，经济增长要求民主政治的出现。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随着全球化的进一步，随着对外开放的扩大，世界经济对中国经济的将越来越深刻、越来越广泛；与此同时，国内市场化改革的继续发展，将进一步强化市场经济的自主权力。这两种不可逆转的趋势将逐渐削弱政府干预经济发展的能力。这意味着，以实现经济增长为合法性基础的政府，把握自己命运的能力将越来越小，决定政府生死存亡的力量将不可逆转地转移到“异己势力”的手中。由此可见，处于世纪之交的中国政府又一次面临着寻找新的合法性基础的选择。
三、维护公正——重建合法性基础的短期行动
在 20 年改革期间，中国的国民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 GDP 年增长率维持在 8 ％左右。但是，即使是按最保守的估计，中国的收入分配差距也在迅速扩大，基尼系数从 80 年代初期的 0.288 扩大到 90 年代中期的 0.388 ， 15 年间增加了 10 个百分点 [14] 。世界银行指出，在如此之大的国家之中，在如此之短的时间之内，收入分配差距如此迅速地扩大，这是历史上任何一个国家不曾有过的现象。与此同时，中国的绝对贫困发生率 ( 贫困人口总数 / 人口总数 ) 也在大幅度下降，绝对贫困人口大约减少了 2 亿人。这三种趋势的协同并进构成了“中国奇迹”的基本内涵。尽管高收入群体收益较多，但由于贫困群体也受益匪浅，因而使改革获得了广泛的社会支持。那么在今后一个时期，如何最大限度地提高“既定的政绩”对巩固合法性的贡献呢？答案是改进收入分配，即通过改进分配格局使更多的人从经济增长中获益来提高政府的合法性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