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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公共支出绩效评价的经济学分析(2)

2016-09-20 01:07
导读:(一)从微观方面 第一,公共资本支出效率。公共资本支出是政府实现其经济职能的一种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效率因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未

  
  (一)从微观方面
  第一,公共资本支出效率。公共资本支出是政府实现其经济职能的一种有效的手段。目前我国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效率因存在着诸多问题而未进入理想状态。从部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效率状态来看,他们的结果却是比较理想的,如新加坡、香港等。尽管国情不一,但他们为确保较高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效率而建立的原则、规则、制度以及技术手段等,均能为我们提供借鉴和参考。首先,支出范围的界定。帕累托效率的一个隐含前提是政府的职能必须是比较清晰和独立的,政府与市场的分工应比较明确的,尽管在政府的具体运作上也可以采用市场机制,但政府和市场各自的中心职责和行动目标是不同的。因此,政府的支出范围就必须围绕政府的职能展开,只有这样才符合帕累托效率的要求。于是,我们便可提出调整现有政府资本性支出范围、优化政府资本性支出结构的思路。具体到政府资本性支出,按照市场机制的要求,其支出范围应主要集中在农业、基础设施、国民经济的支柱产业、教育和环境保护等几个方面。除上述重要领域外,政府应退出一般的竞争性领域的投资。其次,支出的结构优化方面。公共财政支出结构的优化主要指经常性支出结构的优化,经常性支出的结构如果没有实现优化,其消极影响必然会波及资本性支出。我国当前经常性支出存在的最大问题是支出规模过大,其原因是政府机构和人员规模膨胀,同时政府改革不到位,出现过多的财政“供养”现象,迫使财政的经常性支出不断膨胀。因此,必须强力推进机构改革,坚决缩减政府机构的人员。最后,资本性支出控制制度方面。政府资本性支出的X效率[所谓X效率,它代表的是来源不明的非配置效率(罗杰;弗朗茨,1993年)。如果这种效率存在,就称之为X效率,如果不存在,则称之为X低效率。X效率最早是由美国经济学家哈维;莱宾斯坦(Harvey Leibenstein)于1966年提出来的,这个理论的提出完全是一种观察的结果]要求政府支出的成本最小化。X效率的成本最小化并不单纯是成本的低廉,它是在保证最终支出质量与速度一定条件下的成本最小化,最终支出质量要求公共商品必须是能满足消费者需求的,同时X效率也包含资金成本与时间成本。当然,X效率的实现并不是自发的,需要有一系列的完备制度作保证。发达国家为了保证政府资本性支出的X效率,基本上都建立了严格的政府资本性支出的监督管理制度。在欧盟国家中,法国的监管制度是比较有影响的,经过几个世纪的发展,法国对政府资本性支出的监管已经形成了以议会宏观监督、经济财政部日常业务监督、审计法院事后监督为主体的分工明确、相互协调、组织严密的财政监督体系。我国在长期的计划经济模式下缺乏效率意识,政府资本性支出尤其如此。这不仅表现在产权方面的原因,也有社会监督力量不够、政府难以自我监督、新闻监督缺失等原因,更为重要的是政府的经济活动往往服从于政治的需求,而其又往往较少地考虑效率问题。因此,必须借鉴和学习国外的先进做法,建立起我国的政府资本性支出控制制度,完善评价制度。
  第二,公共产品和服务的满足。私人产品和服务供给的有效水平是通过比较边际收益和边 际成本决定的。效率在边际收益与边际成本相等时才能实现。同样的原理也适用于公共产品和服务,但分析有所不同。对私人产品,边际收益有消费者得到的收益来衡量。对公共产品,我们必须要加总所有享受该产品和服务的人的价值,才能得到边际收益。这样的结果又会产生免费搭车者,即当涉及的家庭很多时,自愿的私人安排常常是无效的,这时必须由政府介入,解决外部性问题。
  
  表1可知:我国公共支出逐年的增长,但经济建设费、社会文教费的比重在下降而国防、行政管理费及其它支出逐步上升。这表明了政府的公共支出已经开始在公共产品和服务方面加强投入。但在效率方面依然存在着问题:一是在生产和供给上存在“寻租”现象。由于公共产品可以给使用者带来收益,但并不需要使用者直接付出成本,这样存在着巨大的价格差,为寻租行为提供了不小的谋利空间。二是公共产品的产出机制比较单一,中央和地方公共产品提供错位,产出消费不平衡,结构不合理。目前我国经济运行中的许多问题,往往是这种公共产品的产出体系严重的不合理所直接或间接的导致的。三是现阶段农村的公共产品大都是由政府部门自上而下决策供给的,带有很强的指令性,而不是由农村地区的真正需要来决定的。往往导致农村公共产品的供给和需求不对称,结构失衡。   第三,政府行政效率方面。提高政府行政效率最根本的是政府理念的调整和职能的转变。政府应从大量的事务中解脱出来,由中介组织和非赢利性组织去承担这些职能,这是提高政府效率的重要环节。政府理念调整的重要表现之一是权力下放。它是提高政府行政效率的重要方式,权力下放主要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不同层次间政府分权,二是向基层组织和人民放权。权力下放能使政府摆脱出来,集中力量履行核心职能从而提高政府运作的效率。同时政府信息化的建设也是行之有效提高公共绩效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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