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强制性制度变迁——WTO与中国银行业发展的(3)
2017-05-01 01:07
导读：“入世”后应进行自觉的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原理，认为对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的国家来说，一项在别国运行得良好的制度，
“入世”后应进行自觉的制度变迁
新制度经济学有一个重要的原理，认为对于进行经济体制改革与制度变迁的国家来说，一项在别国运行得良好的制度，移植到本国来以后，能否继续运行得良好，一个关键的决定因素就是这项制度是否与国内的其他制度兼容。必须承认，当前我国的经济制度尚与WTO的要求存在着很大的冲突。因此，在加入WTO以后，我们不仅要引入WTO所订立的规则，还必须对其他的一些制度进行改革，才能与WTO的规则兼容。制度改革的目的，是为了让组织具有适应效率。适应效率不同于配置效率，它涉及到一个社会获得知识和学习的愿望，引致创新、分担风险、进行各种创造活动的愿望，以及解决社会长期“瓶颈”和问题的愿望。简言之，就是要使组织更具有创新的能力和愿望。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新制度经济学认为根本的举措有以下几条：
一、有效产权
在新制度经济学中，产权是构成制度的最重要的变量。的确，在我国银行业几乎所有存在的问题都与产权有关：巨额的不良资产是由于银行与国企在产权上的同构性，“政银不分”是由于政府是国有银行的产权代表，银行员工效率低下是因为缺乏产权的“激励兼容”… …国内一些学者甚至认为在国有产权制度下，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金融市场，而只是政府在“模拟”市场，从而金融效率低下（江春，1999）。国有银行在产权制度上存在严重缺陷，已经成为制约我国银行业制度改革的“瓶颈”。必须对我国国有银行进行产权制度改革，这在我国理论界几乎已达成共识。可以说，我国国有银行的产权制度改革能否成功决定着我国银行业未来的发展。
国有银行产权制度改革的多种途径中，股份制改造无疑是最切实可行的方案，其核心就是实现产权主体多元化（包括国家、企业、个人和外资）。通过股份制法人产权制度创新，银行由国家控股，不仅不会削弱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还可以发挥“杠杆效应”，扩大国有金融资本对社会资本所支配的数量和范围，从而增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业绩优秀的大型企业参股商业银行，可以以产权为纽带，实现产融结合，协调银企关系；个人投资不仅能够实现私人资本社会化，而且有利于产权的分散和产权边界的明晰，从而强化所有权的约束力；外资参股，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国内认股资金不足的问题，且有利于商业银行的国际化。
国有银行的股份制改革一定要按照现代企业制度的要求规范化运作，要通过产权主体多元化和银行法人产权制度的建立，使国有银行真正从原有机关式管理走向法人治理。必须按照权力结构、执行结构、经营机构和监督机构相互分离、相互制衡的要求，建立由股东大会、董事会、行长（经理层）和监事会组成的银行治理结构，有效地行使决策权、执行权、经营权和监督权，各司其职、权责明确、相互制衡，并在此基础上，构建科学有效的决策机制、约束机制和激励机制。国家作为所有者与其他所有者一样，也要通过一定的法定程序来行使所有者权力，政府不能再以所有者的身份来直接干预银行的自主经营，而是由政府授权经营国有资产的机构或部门来行使所有者权益。
二、引入竞争
加入WTO以后，外资银行的进入自会使竞争加强。但在彻底对外开放金融市场以前，也应当对国内放宽行业进入限制，对国内企业也实行“国民待遇”。尽管近年来成立了一批新兴股份制银行和地方性银行，但我国银行业的垄断度仍然居高不下，且国内同业竞争呈不均衡状况，新兴商业银行在设立分支机构方面受到严格限制，不利于它们开展跨地区业务和壮大规模。民营银行的进入和发展尤其受到压制，迄今为止，只有中国民生银行一家民营性质的银行。考虑到其他股份制银行的国家股绝对控股地位，更强化了中国银行业的高度国有化特征。而真正成熟的市场竞争必然是在不同产权主体之间展开的，所以要鼓励民营银行的设立和发展，这既符合市场经济的精神，对国有银行来说也算开放前的一次“练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