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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世纪经济学的重大发展(5)

2017-08-21 01:18
他们以严格的“自利”措词来塑造所有的公共选择者——选民、政治家、官僚等等，并以 此来分析市场过程的本质和有关政治制度的框架。具体地说，公共选择理论探讨的主要问 题包括（1）政治制度与帕累托最优经济状态之间的关系：哪种政治组织在多大程度上有 利于或不利于提高社会 效率？（布坎南和塔洛克，1962）；（2）官僚主义对社会财富的结构和社会财富的使用 效率有何？（塔洛克：1965）；（3）代议制政治制度的运转逻辑（阿罗，1951，布 坎南和瓦格纳，1977）。
通过对这些问题的实证分析，经济学家认识到，政府并非神的造物，不过是一种人类组织 ，在其中作出决策与实施决策的人也会犯错误；国家的行动本身也要受某些“人造的”规 则和制度结构的影响；加之，选民“合乎理性的无知”、和“冷漠”、代议制中的“互投 赞成票”等等因素，很 难对立法官员和官僚追求私利的行为进行有效的约束，结果就出现“政治失败”问题,导 致社会资源的大量浪费。经济学家的许多经验研究结果，也证明“政治失败”的广泛存在 。一旦我们明白了政府也存在“失败”，那么，对于政府和市场的评价，就得极为小心和 慎谨。正是这种理论思 维，使我们在实践中尽可能地把市场因素引入政府调节经济的具体行为之中。政府干预永 远是次优选择。
3.3产权理论及其“衍生物”
与上述密切联系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新的领域──“法与经济学”，把微观经济理论 用于分析制度的影响。《法经济学杂志》的创办（1964）是其重要的支柱之一。科斯 的著作成为这一新领域的启示源泉。科斯不仅用“交易成本”概念来解释企业的起源（ 1937），也用它来解释产 权与效率的关系（1960）。他认为，企业是一种能够降低产生于市场运行的成本、信息搜 寻和契约谈判的成本（简言之，“交易成本”）的制度结构。它通过把某些交易内部化以 代替市场，从而实现交换效率。他进而指出，在存在广义外部性的情形中，只要初始的产 权界定清楚，只要产权 能够自由交换，私人谈判就会产生出一个有效率的结果（“科斯定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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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斯的这些思想从60年代起就引发出广泛的大量，打开了正统学城堡的边缘地带 ，以新的思路彻底复兴了对制度、组织、、市场、以及组织与市场之间关系的。 在这些方面，最著名的经济学家包括德姆塞茨，威廉姆森（1975），诺思（1973）等。市 场不再象原来的中 那样是一种调节经济当事人行为的唯一方式。人们终于认识到市场形成和发挥功能的制度 基础的重要性。垄断也不必然导致无效率的结果，相反地，它极可能是以有效率的方式限 制市场交易范围的一种形式。
市场交换无疑是一种配置资源的最有效的方式。但是，要使它有效地运转起来，交易者还 必须对所要交换的东西有一种明确的、排他性的和可以自由转让的所有权。这就促使经济 学家探讨产权的制度和安排，分析不同的产权结构对人类行为的。这类表明，对 来说，重要的不是 企业的所有权采取哪些种形式，而是这种形式的产权结构能否解决激励，是否能够让 那些与资本无关的企业成员或多或少分享到一部分企业剩余利益。有一些经济学家还运用 经济理论重新分析，探讨个人所有权怎样出现的这类问题，并进而形成制度创新与变 迁的一般化理论（Nort h,1990）。
可见，“经济学帝国主义”在以古典经济学为基础的一系列相互交叉的研究领域中找 到了立足点。虽然这些领域的研究重点各异，但都体现了为突破传统新古典经济学相对狭 隘的局限而作出的努力。它们不仅大大地拓宽了微观经济学的分析范围，也使人们更为清 楚地认识到市场、企业 和政府各自在经济中的作用的逻辑界限以及彼此之间内在的相互联系。考虑到现实市场中 还存在着选择问题、激励问题和不完全信息问题，非价格机制（即广义的“制度”）通常 被用来帮助配置资源。
三论的革新：数学化、公理化和数量化
数学在经济学中的运用已有漫长的历史。但即使L·瓦尔拉斯（1874）用数学来证明一般 均衡论时，数学也只是被当作一种速记法，而不是表示经济结构或关系的一种最主要方式 。A·马歇尔也坚持认为数学是从属性的，所有的经济学命题都应该采取文字的形式，仅 用简单的几何图形足矣。 就连凯恩斯这位数学背景很好的大学者，也对经济分析的数学化抱有众所周知的敌意。然 而，在本世纪30年代，情形发生了变化，经济学开始了它的公理化、形式化和数学化的历 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