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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要素配置模型，劳动力转移模式，比较研究
对于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农民的福利状况不仅取决于他们所拥有的资源或要素，更重要的是取决于这些资源或要素的配置状况。要确保农民的福利能够伴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增进，只有一个途径，就是优化资源或要素的配置。但是，如何实现要素的优化配置呢?阿瑟·刘易斯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输出过剩劳动力；西奥多·舒尔茨则认为，应当把重点放在提高人口质量以及输入劳动力以外的其他生产要素。客观地说，这两种模型不是完全对立的，而是相互补充的，都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与必要性。与此相联系，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农村劳动力转移所形成的两种模式：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也是相辅相成的。
一、刘易斯与舒尔茨要素配置模型的比较
威廉·阿瑟·刘易斯对发展经济学的卓越贡献是举世公认的。他的著作《经济增长理论》是战后最早探索第三世界国家发展问题的教科书之一。在这部著作出版的前一年，即1954年，刘易斯发表了《劳动力无限供给条件下的经济发展》这篇，首次提出了“二元经济结构”理论，其独特的思想观点一直被大量文献所引用。时至今日，发展经济学的大部分内容仍然可以说是以刘易斯这篇所形成的思想观点为基础的。根据刘易斯所创立的要素配置模型，由于在农业部门中存在着过剩的或者说是无限供给的劳动力，如果能够创造条件向城市工业部门转移，将会有效抵制城市工业部门劳动力价格的上升，促进工业资本的积累；而工业资本的积累又会创造更多的机会，进一步吸引和有效利用从农业部门转移过来的无限供给的劳动力。与此相对应的，在农业部门中，由于过剩劳动力的减少而产量没有减少，甚至还有可能增加，农业劳动的绝对生产率和边际生产率就会上升，农业劳动的效益和报酬就会提高，农业劳动与非农业劳动的比较效益就会趋于平衡，劳动力在农业部门与非农业部门的转移就会逐渐减缓下来。在刘易斯看来，这是一种只有正效应而没有负效应的劳动力转移模式，是一种良性循环机制。与农业生产与再生产的特点相联系，农业部门中的剩余劳动力往往表现为潜在性的剩余或隐蔽性失业。之所以称之为潜在性的或隐蔽性的失业，是因为实际上很难分清楚哪些劳动力是剩余的或失业的。虽然有些农业劳动力投入的边际产出为零甚至为负数，但因为所有农业劳动力平均产出为正数，平均净产出也可能是正数。然而，这并不排除存在着下述情况的可能性：即当一定量的农业劳动力从农业部门中转移出去，不仅不会引起总产量的减少，还有可能引起总产量增加。况且，由于农业劳动力数量的减少，农业劳动成本的降低，还有可能提高农业劳动生产率，增加农民的收入。我国改革开放28年来的农村变化现实，正充分说明了这一点。这应当说是刘易斯模型在中国农村改革实践中的运用。
但是，刘易斯的模型并不是十全十美的。这不仅表现在这种模型一提出，就遭到包括戴尔·乔根森在内一些学者的抨击，而且也不完全符合中国农村改革的实际情况。客观地评价，刘易斯在其所创立的模型中所得出的一个结论，即伴随着农业劳动力向城市的不断转移，必然会导致城乡劳动比较效益趋于均衡，并没有被包括中国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现实所确认。实践向理论提出这么一个问题，即对农民流动或农业劳动力流动的积极作用，必须有一个全面的评价。农民流动只是要素流动的一个重要方面。研究农民流动不能仅仅考虑农民流动这一因素，还要考虑伴随着农民流动，其他要素(如土地、资金、技术、信息等)的配置将会受到什么样的影响，而且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的配置状况，又会反作用于劳动力的流动，从而形成一种系统反馈或循环机制。
如果说刘易斯的主要贡献是创建“二元经济结构”理论，以及在这个基础上从理论上探讨了发展中国家应该通过什么途径来发展经济的问题，那么，舒尔茨的主要贡献则是创建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以他毕生的研究得出如下原创性的结论：世界上大多数人是贫穷的，因而如果我们懂得穷人的经济学，也就懂得许多重要的经济学原理；世界上大多数穷人都是依靠农业为生，因而如果我们懂得农业经济学，也就懂得穷人的经济学。舒尔茨对农业经济学的突出贡献，特别是他对发展中国家农业政策的精辟分析，使他和刘易斯一起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然而，刘易斯创立的经济模型与舒尔茨创立的经济模型所得出的结论似乎是相反的。如果说刘易斯强调农业部门劳动力过剩是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那么，舒尔茨则断言，农民福利低下的根本原因并不是劳动力过剩，而是人口质量低和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供给不足。1980年，笔者曾经有机会在上海聆听舒尔茨对这个问题的讲解。舒尔茨说，把发展中国家农村经济落后的根本原因归咎于劳动力过剩，是用静态的观点看问题。随着经济社会的进步，工业化、城市化的推进，人们就会自觉地用提高人口质量来代替人口的数量，使人口增长率降下来。与此同时，随着人口质量的提高、智力的发展，人们就会有可能向生产的广度和深度进军，劳动力供给就会出现拐点，即由供大于求转向供不应求。这种态势必然会在未来的中国出现。舒尔茨由此断言：农民完全有可能在生产要素的重新组合下，实现尽可能高的产出。但是，其前提条件是，要形成有利于生产要素流入农业部门的宏观条件。如果现实的经济运行不是这样，这不能归咎于农业劳动力过剩，而是由于政府的不合理干预，妨碍诸生产要素流向农业部门，妨碍了农民的经营自由及其经济理性的实现。舒尔茨通过深入研究，发现人的能力和技术水平的提高是现代农业生产率迅速提高的重要源泉。因为农村土地面积总是有限的，它在经济发展中的作用是逐步下降的，而人力资本所起的作用则是越来越重要的。舒尔茨认为，土地本身并不是导致贫困的一个关键性因素，而人才是关键性因素；改善人口质量的投资，能够显著提高穷人的经济水平及改善穷人的福利。舒尔茨还创立了这样一个基本的命题：人均高收入与人均低收入各国的经济现代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农田的经济重要性下降，而人力资本——技能及知识的重要性上升。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劳动力过剩；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相对贫困归咎于与人口质量低相联系的社会分工不发达以及劳动力以外的其他要素(资本、技术、信息等)的投入不足。换一种说法，刘易斯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力数量过多；舒尔茨则把农村之所以贫困归咎于劳动质量太低。对于这两种不同的模型，人们很难作出厚此薄彼的简单结论，因为他们两人的研究成果同时(1979年)获得了诺贝尔经济学奖。
2007年1月29日，中共中央发布一号文件，明确指出发展现代农业是新农村建设的首要任务。建设现代农业的过程，就是改造传统农业、不断发展农村生产力的过程，就是转变农业增长方式、促进农业又好又快发展的过程，就是提高土地产出率、资源利用率和农业劳动生产率的过程。为此，要用现代经营形式推进农业，要用现代发展理念引领农业，要用现代物质条件装备农业，用现代科学技术改造农业，用现代产业体系提升农业，用培养新型农民发展农业。如果忽视人力资本的投资、人口质量的提高以及劳动者素质的优化，发展现代农业就是一句空话。这应当说是舒尔茨要素配模型的核心价值之所在，其深远意义是不可估量的。
二、我国两种农业劳动力转移模式的效应
在我国传统的计划经济体制下，国民经济实行城乡分离的管理模式。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农村经济的范围内，非农民被严格限制在城镇经济的范围内。农民只能参加农村范围内的经济共同体的分工活动，而且这种分工活动只能围绕农业来进行；非农民则局限于参加城镇范围内的经济共同体的分工活动，而且这种分工活动只能围绕二、三产业来进行。所有居民都被划分为农村农业人口和城镇非农业人口两类，这是与当时经济活动中的分工定位相一致的。根据刘易斯二元经济结构理论的模型，农业部门和工业部门的二元结构的变化，是与二元生产结构的变化相一致的。这就是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工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上升，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多，而农业部门的产值和利润会相对下降，所需要的劳动力会越来越少。刘易斯以后的发展经济学家(如钱纳里)的研究成果发现，伴随着现代部门(相对于传统的农业部门)的扩张，对吸纳劳动力而言，更为重要的不是工业部门，而是服务业部门。因为大多数发展中国家的发展过程证实，工业领域的增加量远远低于农业领域的减少量，劳动力从农业向非农业领域的转移越来越多地发生在农业和服务业之间。实践经验告诉我们，问题从本质上说是一个与人口质量、科技进步密切相关的分工发展问题。人口质量越高，科技进步越快，分工必然越是发展，机会就越多。
如果我们把刘易斯模型与舒尔茨模型作个比较就会发现，刘易斯强调的是过剩劳动力的往外转移，即依靠城乡之间的外部分工，来转移过剩的农业劳动力；而舒尔茨强调的是依靠人口质量的提高和科学技术的进步以及农村内部的分工的深化，来扩大劳动力的机会，提高劳动力的利用率和生产率。这就是我们今天所说的农业劳动力的异地转移(流向大中城市)和就地转移(通过发展农村工副业和小城镇吸纳劳动力)。在目前我国2亿农民工中，转移到大中城市(异地转移)的约1.2亿个左右，而在县域范围内的约0.8亿个左右(相当大比重表现为就地转移)。在经济发达的省份，如广东、江苏、浙江、山东等省，在县域范围内吸纳的劳动力就占转移劳动力的65%。那么，应当如何评价这两种不同的劳动力转移模式呢?应当这样看，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农业劳动力的转移，很大比重表现为异地转移。这种转移虽然也给农民带来明显的好处(非农业收入已占农民收入的1/3左右)，但它不仅没有缩小城乡居民收入差别，还使城乡居民收入差别呈扩大趋势。农业劳动力异地转移模式，即流向大中城市的模式，所派生出来的一个特殊的现象，就是孕育了农民工这个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是城乡差别在城市的缩影(是城市化滞后的一种表现)。我国现行的以城乡二元结构体制为基础的行政主导型城市化，地方政府低价征地、“以地生财”、“经营城市”的利益冲动，导致土地城市化超越于人口城市化、形式城市化超越于实质城市化。如果说我国的工业化是低价的，那么，城市化则是高价的。低价工业化表现为劳动力成本低(农民工低工资)、土地价格低(低价向农民征购)以及实际税收低。高价城市化表现为城市基础设施高投入、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劳动力高成本(高福利)以及城市公共品的高投入。缓解低价工业化与高价城市化的矛盾，就是长期保持农民工这一特殊社会群体。农民工是身份和职业合二为一，其中“农民”代表他们的身份，而“工”则表明他们的职业。当前我国城市化面临的最大难题，不是如何把农民转化为农民工，而是如何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
为什么把农民工转化为市民会这么艰难呢?关键在于城乡差别太悬殊了。农民工是城乡差别在城市的复制。而城乡居民的差别不仅表现在经济收入上，还表现在公共品供给上。始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中央与地方的分税制改革，它所带来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中央政府把对农村公共品的供给职能转移给地方政府；而地方政府因财力不足(税种质量较低)和逐利动机，把极其有限的财力投向工业和城市建设，这造成农村公共品供给的严重短缺。在这种情况下，要把农民工转变为市民，意味着政府必须承担对上亿个农民工的公共品的供给，使农民工所享受的福利待遇同原有城市居民一样，这是国家财力所难以承受的。这就存在着如何形成一种机制，使农民工的福利制度能够与现有城市福利制度相融合的问题。农村劳动力的就地转移，也就是舒尔茨所提出的在农村社区追加投入其他生产要素，是化解这一矛盾的重要途径。应当这样看，即中国经济在向城市经济倾斜20多年之后，“重城轻乡”的非均衡经济发展所带来的负面效应，已经引起了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中共十六大报告、十六届三中全会的《决定》，以及十六届五中全会的《建议》，都把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作为统筹城乡经济社会发展的切入点。与一般意义上的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不同，县域经济是城乡融合发展的区域经济。县域经济的实力与活力，直接制约着城市经济与农村经济的发展水平，制约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进程。县域经济的发展过程，是一个农业产业化、农村工业化和城镇化(即发展小城镇)的过程，形成了工业化支撑城镇化、城镇化提升工业化的发展格局，推动了县域和中心镇的发展，促进了产业集聚、人口集聚和农民分工分业，形成了以城带乡、以工促农工农联动、城乡互动的新机制。以发展、壮大县域经济为切入点或载体的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既能推动农民分工分业，把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到二三产业，让更多的农村人口进入城镇安居乐业，又能把传统农业改造成现代农业，把传统农村改造成为农村新社区，成为广大农民安居乐业的新家园，避免农村人口过度集中到大中城市的过度城市化倾向，以及与此相联系的缓解农民工转化为市民的艰巨性。与县域经济发展、壮大相辅相成的农村工业化、城镇化过程，是建立在农村经济繁荣、农民走向富裕的基础之上的，再加上农民进入小城镇安居乐业的成本与门槛较低，这就有利于把农民转化为城镇居民。全国第一座农民城浙江省苍南县龙港镇的发展历程，为全国提供了城镇化的成功范例。我国经济改革与发展的实践表明，凡是农村经济比较发达、城乡差别比较小、经济实力比较强的省份，都是劳动力就地转移比重较高的省份。
与劳动力就地转移模式相联系的农村工业化，打破了传统的城市搞工业和农村搞农业的二元经济结构，即在传统的城市工业化之外，产生了一个新的工业化，这就是农村工业化，出现了城市工业与农业和农村工业与农业的双重二元经济结构。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是依靠农民的自发力量兴起的，对农村结构与产业结构具有很强的辐射性与带动性。与城市工业化不同，农村工业化采取了以劳动替代资本的发展方式，将亿万农民带进非农产业领域，使大多数农民从中受益。与城市工业不同，农村工业同农业有着天然的血缘关系，同农业的关联效应大，甚至是农业产业链的延伸。农业劳动力向农村社区以外转移，同在农村社区就地发展非农产业，对农村经济面貌的改变和农民收入的增加以及城乡差别的缩小，所发挥的效应有很大的差别。实践经验表明，只有坚持农村劳动力异地转移与就地转移相结合，才能确保农村劳动力的合理流动，广开农民工门路，防止农民工盲目涌进大中城市，避免可能出现的大中城市人口急剧膨胀和贫富悬殊的现象。这就必须大力发展乡镇企业和县域经济，扩大当地转移容量；积极引导相关产业向中西部转移，增加农民在当地的机会；大力发展农村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农民和增收；积极稳妥地发展小城镇，提高产业集聚和人口吸纳能力。完全可以预见，伴随着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全面推进，农村劳动力就地转移的重要性和现实性必然会越来越明显地凸现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