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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1年年末,无论是国际机构,还是民间组织;无论是政府的看法,还是学者的观点,对2002年世界和经济增长的预测普遍低于2001年。然而,2002年第一季度开局良好,GDP增长7.6%,而1月~5月的数据继续显示着经济的向上势头,尤其是生产、外贸出口、固定资产投资和利用外资等增势喜人。许多数据已经可以和1998年相媲美,所不同的是,1998年经济呈现下行的趋势,而当前却呈现上行趋势,可以说这是两者最大的不同。
不过经济中积累的矛盾和也相当尖锐,特别是面临着通货紧缩和失业问题。鉴于国际经济的复苏,国内消费预期的稳定,住房、汽车、通信等消费正在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预计投资增长在下半年将会减缓,2002年的经济增长高于2001年是可以达到的,但超过8%以上不大可能。
一、当前经济运行中的主要特点
今年以来中国经济增长的态势良好。现在看来,这是一系列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包括经济周期因素、产业升级因素、国际环境因素以及宏观政策因素等。也就是说,今年以来经济增长虽然较快,但来自于多重利好因素,而且这些因素有许多还是属于变动性的因素,因此经济还未完全进入自我循环。考虑到2001年前高后低的走势,今年开局良好,估计全年经济走势将相对平稳,无大起大落现象,将出现少见的“一”字形运行轨迹。
从1月~5月的情况看,今年以来经济运行主要有以下几个特点。
1.内需因通信、汽车、住房等消费而稳步上升,中国经济越来越明显地步入新型消费拉动时期。事实上,新启动的这一轮消费自2000年后就开始加速。2001年得以继续保持。而2002年1月~5月继续保持良好态势,并且汽车因为降价而出现销售小高潮。数据显示,5月份工业增加值为2617亿元人民币,月增率达12.9%(4月份为12.1%),创下1998年以来单月新高。轻重工业生产增速均呈加快势头。5月份,轻工业增加值比上年同月增长12.6%,增速比上月加快1.1个百分点;重工业增加值增长13.2%,增速比上月加快0.7个百分点。5月份,国有及国有控股增加值同比增长11.2%;集体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8.5%;股份制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4.4%:“三资”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13.2%;其他类型企业生产增长也比上月加快2.1个百分点。
三大制造行业是拉动5月份生产快速增长的主要动力。5月份,40个工业大类行业中,及通信设备制造业、运输设备制造业和电气机械及器材制造业生产均快速增长,这三大行业合计对当月整个工业增长的贡献率为41.2%,拉动经济增长5.3个百分点。
5月份工业企业实现出口交货值1582亿元,比上年同月增长25.3%,增速比上月加快6.5个百分点,是近20个月来增速最高的月份。
从主要增长的新兴产业看,房地产投资增势迅猛。1月~4月房地产开发投资1467亿元,同比增长38.8%,增幅比上年同期上升16个百分点;房地产开发现有资金充足,销售顺畅。前4个月,房地产开发到位资金2334亿元,销售面积3380万平方米,销售额增长19.3%。轿车行业增长也明显加快,第一季度轿车销售增长39%,产量增长35%。
2.WTO效应初步显现,外资进入增加与出口增长良性互动。今年以来,外商投资继续保持强劲增长势头。1月~5月全国新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11612家,比上年同期增长23.26%;合同外资金额278.64亿美元,同比增长7.29%;实际使用外资金额169.22亿美元,同比增长12.38%。截至今年5月底,全国累计批准设立外商投资企业401637个,合同利用外资金额7731.56亿美元,实际使用外资金额4121.45亿美元。对于外商投资的前景,专家预测,今年外商实际投资额有望突破500亿美元,增速将达10%。
另有调查表明,外商增加对华投资“好戏还在后头”。在中国加入世贸之际,德勤师事务所和《亚太财务总监》杂志社,联合调查了分布在亚洲、欧洲和北美的680家公司。结果显示,89%的在华外商未来3年计划增加对华投资,年增资额将达45亿美元。参与这项调查的《亚太财务总监》杂志总编称:“不少公司已决定现在把握进入中国市场并拓展中国业务的机会。”
与此同时,还应该注意到,在外贸出口猛增18.4%(4月份增长17.2%)中,加工贸易占了主要部分。外电评述:中国正在成为韩国、(中国)及日本的地区装配中心,我们所看到的正是这一趋势的结果,这些国家和地区将元件运往中国(大陆)组装,然后再将成品销往发达国家。
据中国海关总署6月12日公布的统计数字显示,今年1月~5月,内地外贸进出口总值累计达2215.5亿美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2.1%。其中,出口1159.9亿美元,增长13.2%;进口1105.56亿美元,增长10.9%,累计实现贸易顺差104.3亿美元。
5月份单月统计,共实现进出口总值470.8亿美元,同比增长18.8%。其中,出口246.4亿美元,增长18.4%,创下近15个月以来的最大增幅;进口224.4亿美元,增长19.3%,当月实现贸易顺差22亿美元。
海关统计显示,在今年前5个月内,一般贸易进口继续回升,加工贸易进口增长迅速。加工贸易进出口达1080.4亿美元,增长17%。其中,进口440亿美元,增长21.5%,占同期进口总额的39.8%,增幅高于全国进口总额增幅10.6个百分点;出口640.4亿美元,增长14%,占同期全国出口总额的55.2%。
3.全球经济转好,外部环境趋于有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4月18日发表的《世界经济展望》报告认为,日益增多的迹象表明,从2000年年中开始的全球性经济减速已经结束,尽管一些国家仍存在严重的困难,但世界经济正在恢复增长速度。报告预计2002年世界经济增长率将达到2.8%,高于2001年的2.5%,2003年的增长率将大幅度提高到4.0%。国际经济在今年的向好出乎人们的意料,导致出口形势同样出乎意料。
4.经济结构调整初显成效。前5个月外贸情况显示,我国出口的复苏力度较其他国家都要强,显示了我国在该领域的竞争力,说明中国产品不仅在数量上有进步,在结构、品种和质量上也有进步。其中,出口产品中,机电产品占了大头,而且增长速度极快,累计出口554.9亿美元,增长22.9%,占我国出口总额的47.8%。显示出中国产业结构的升级。中国产品不仅有量和价的优势,而且质量也在不断提高。
二、当前经济运行中存在的问题
1.通货紧缩严重。5月末,广义货币M2余额为16.6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增幅保持平稳。狭义货币M1余额为6.12万亿元,比上年同期增长14.5%,增幅比上年末高1.8个百分点,增幅明显加快。5月份,狭义货币M1增加786亿元,增加较多。5月末货币流动性(M1/M2)为36.9%,比上年同期上升0.8个百分点,货币流动性同比上升是2001年9月以来的第一次。5月末,流通中现金M0的余额为1.52万亿元,同比增长9.3%,增幅比上年末高2.2个百分点,现金投放正常。与此同时,货币供应量(M2)由原来全年的13%调高至14%,显示出货币当局对当前货币供应不足的认同以及扩大货币供应的努力。
但是,数据显示,通货紧缩的趋势在加剧。据统计,2001年全年消费者价格指数增长0.7%。今年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CPI)较上年同月下降1.1%,今年1月~5月全国消费者价格指数较上年同期下降了0.8%,说明中国经济尚未走出通货紧缩的阴霾。较4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1.3%的降幅相比,5月份物价下降的势头有所缓和。国家统计局的报告显示,5月份消费者价格指数下降主要是受食品等消费品价格下跌的拖累,食品价格较上年同期下降1.5%,服装价格下降1.9%,通信设备(包括电话及手机)类产品,降幅达16.4%。此外,城市消费者价格水平下降1.4%,明显高于地区的0.4%降幅,说明城市的通货紧缩程度大于农村。值得注意的是,5月份服务业(包括医疗服务及公用事业)价格却上涨1.6%;房屋租赁价格5月份也上涨了4.7%。通货紧缩反映出经济的深度问题,不利于企业效益提高和投资预期的上升。
2.失业压力加剧。过去几年,中国城镇登记的失业率不断上升,由1992年的2.3%上升到2001年的3.6%。在此基础上,今年以来增长依然缓慢。到3月末,我国城镇人数同比减少410万人,比年初减少126万人。主要原因有:(1)今年有270多万下岗职工协议陆续到期,要离开企业走向,使全社会的需求增加。(2)数十万1998年高校扩招的压力将在今年出现。预计今年城镇登记失业率又将比上年上升1个百分点左右,达到4.5%。
失业将成为未来几年最大的问题。“十五”期间,我国城乡每年新增劳动力约1200万人,五年共新增城乡劳动力6000万人;加上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下岗分流人员3000万人,再加上农村大约1.5亿剩余劳动力的一半(其中至少4000万人~5000万人将流入城市),以及现有城镇登记失业人数681万人和下岗职工人数1115万人,“十五”时期需要人数约1.58亿人左右。从劳动力需求情况看,据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劳动所估计,按的弹性,如GDP年均增长7%~8%,每年大约能提供800万个岗位,五年共提供4000万个岗位:“十五”期间,企业减员腾出的岗位大约有4000万个,两项合计总供给为8000万个岗位。由此可见,“十五”期间劳动力供求矛盾十分突出,每年需约2000万人,而每年能提供的岗位只有1600万人,五年下来累积的失业人数总共将达到4000万人(包括既定失业人数和新增失业人数),我国将很快进入高失业和结构大调整时期。中国的失业率有可能超过国际警戒线12%,接近14%。这在新中国上是前所未有的,必须引起高度的警惕。“十五”期间我国供给情况见表1.
表1 “十五”期间中国供给预测
┌────────────────┬─────┬──────┐
│ │全部需│每年需 │
│ 供给类别 │ │ │
│ │人数(万人)│人数(万人) │
├──┬─────────────┼─────┼──────┤
│ │新增 │ 6000 │700~1000 │
│ ├─────────────┼─────┼──────┤
│新增│国有企业、事业单位人员转移│ 3000 │ 200~300 │
││ │ │ │
│ ├─────────────┼─────┼──────┤
│供给│农村劳动力转移 │ 4000 │ 800 │
│ ├─────────────┼─────┼──────┤
│ │WTO所带来的农村冲击 │ 1000 │ 100~200 │
├──┴─────────────┼─────┼──────┤
│ 总 计 │ 14000 │ 800~2300 │
└────────────────┴─────┴──────┘
3.东、中、西部差距重新扩大。东、中、西部投资的不同变化也与WTO的有关。外资进入的加速,集中在效益较高的东、中部地区,从而一举改变了近两年西部投资一马当先的态势。与此同时,东部的民营借助于WTO也在投资上发力,东部经济显示出加快趋势,东西部差距有可能重新拉大。
4.瓶颈阻隔。金融已成为当前经济的最大障碍,金融形势和金融结构问题格外值得关注。鉴于货币供应形势偏紧,货币政策效应不佳,这方面不仅要有一些局部的和技术性的变化,更要有制度性的调整。
从货币政策看,央行宣布,从2月21日起,全面下调存、贷款利率,年利率在现行基础上平均下调0.25个百分点。此举虽对提升和稳定人们的预期有一定作用,但由于决策的迟滞和体制束缚,其作用不可高估,特别是对实质经济的影响很小。货币政策要发挥好作用,有必要进一步推进利率市场化,逐步改变央行直接决定存贷款利率的调控方式,加快金融结构改革,疏通货币传导渠道。
从证券市场中债市和股市的关系来看,今年一期凭证式国债前两批的发行半天内销售一空。热销的景象表明,债券投资的需求旺盛,扩大债券品种和规模的空间巨大。近来,北京奥运组委会谋求发行800亿元~1000亿元的“特别奥运债券”,也将对现行管理体制形成冲击。债券市场的突破可能成为金融市场发展的重要举措。有两件值得称道的事情:一是银行办理国债柜台交易业务的推出;二是银行间债券市场的进一步开放,改批准制为备案制,这对于推动债券交易的活跃和债券市场的融合,扩大证券公司的融资渠道不无意义。但由于股市刚从2001年的跌势中复苏,一季度证券公司从银行间市场的融资规模减少。与此同时,股市经纪佣金制度改革的推出,既增大了市场主体的选择空间,也对证券公司改善业务结构造成了压力和动力。此举对股市交易有一定的利好作用,对宏观经济的作用却非常间接。
上述变化虽然涉及金融结构、功能和交易方式,但只有局部的意义,在根本上还是要大力推动金融制度的变革。以中国的货币市场为例,其基本特征是国有产权、政府垄断和为国有服务,国有企业可以不管还款能力借贷,国有银行也可以不问资质债信放款。这导致金融风险的持续放大(政府发债充实国有银行资本金以后,资本充足率又从8%降至5.7%,债转股剥离不良资产以后,不良资产仍然超过25%),进而造成货币传导渠道堵塞。所谓积极稳健的货币政策在一定程度上却产生了紧缩效应。
中国的资本市场与货币市场没有本质的差异,股市也具有国有银行的一些基本特征。国有股的一股独大和缺少流通性造成了市场主体的行为扭曲;控股股东和控市股东合谋操纵和破坏市场;用公共决策代替私人决策解决资本市场的定价、上市和下市等运行问题,违背和搞乱了市场规则。这一切既危及资本市场的健康发展和有效运行,又使股市运行基本上不反映实质经济的运行。
三、后期走势
对于中国经济运行实际的认定及其未来变化的预测,可以说是众说纷纭。在进行趋势讨论时,首先需要对国外流传的一种观点作简要。
最近,美国匹兹堡教授罗斯基(Tomas G.Rawski)接连发表文章,认为中国统计数字存在着严重的虚夸问题。他说,1997—2000年期间,中国官方公布的数字GDP累计增长24.7%,但同期能源消耗只增长了12.8%。他运用数据一致性检验重新推算了中国的GDP,并得出结论:在不改变GDP构成的情况下,1997—1998年需求和消费者的实际增长率最多是2.2%,而不是官方公布的7.8%,而且2.2%是一个上限,实际上可能更低,甚至是一个负数。按照这一估算,1999年中国的GDP增长率为2%~2.5%,2000年为2%~3%。
罗斯基推算的基本前提是能源数字是准确的,经济增长与能源消耗是严格匹配和高度相关的。但是,这个假定是不能成立的。据中国学者任若恩教授的,美、德、英、日、韩五国,1971—1999年经济增长率和能源消耗增长率的差距在4个百分点以上有多个年份,韩国甚至出现了高出7个百分点和低于9个百分点的情况。事实上,能源消耗系数一是取决于技术进步,二是取决于结构变化,而这两点中国的情况在过去几年都有明显变化。
中国政府对2002年国民经济和发展的预期目标是:经济增长速度7%左右;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增长10%左右;居民消费价格总水平上涨1%~2%;外贸进出口总额力争有所增长;货币发行量1500亿元以内;城镇登记失业率控制在4.5%左右。而民间预测差异较大,一种认为可能“坐八望九”,即全年达到8%~9%的增长;一种则认为可能连7%都达不到。我们的判断是,前者可能过于乐观,后者可能过于悲观。可能出现的情况是,上半年GDP增长7.5%,全年增长7.4%~7.5%。
(一)当前经济运行存在的有利因素
1.以住房、汽车和通信类产品为代表的新一轮消费潮流已经形成并将持续发挥作用。其成因有五:一是刺激内需已经成为我国一项基本宏观调控政策,一系列刺激消费的政策效应正在越来越明显地得到显现;二是居民消费结构正处于重要的转型期,随着收入和生活水平的提高,新一轮以住房、轿车和电脑商品等为主导的新的消费浪头已经开始初步形成;三是我国城市化进程加快,越来越多低消费能力的农民正在转化为具有较高消费能力的市民;四是关税的下调对消费的增长有促进作用,与世界消费接轨速度加快。另外,按照中央最新的政策,今年社会保障体系建设进度将加快,具有较高边际消费倾向的低收入群体的消费能力亦将相应得到提高。
2.加入WTO后,我国成为“世界工厂”的进程在加快。一是实际利用外资持续增长,外商投资企业进出口在对外贸易中所占比重逐步上升;二是我国出口产品范围越来越广(从轻工到一般机电再到IT制造业),档次越来越高。
3.在进口增长和外商投资增长的拉动下,东、中部地区投资快速增长,甚至高出了西部地区,从而有可能出现东、中、西部投资齐头并进的趋势。
4.新开工项目增加,投资规模继续保持快速增长。1月~2月,新开工项目3107个,同比增加374个,新开工项目计划总投资1596亿元,增长49.5%,新开工项目平均投资规模达5138万元,增长31.5%,如此多的新开工项目有望保持投资增长。
(二)当前经济中存在的一些不利因素
1.下半年投资增长可能回落。其原因在于:(1)当前投资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仍然依赖于国债投入和外商投资。但国债投资的乘数效应较弱,且存在项目储备不足的缺陷,而利用外资的增长受制于上年合同外资金额。从2001年下半年我国利用外资合同金额增长情况看,下降明显,2001年12月甚至下降了37.7%。受其影响,今年下半年我国实际利用外资增长速度将相应回落。(2)金融已成为经济发展的瓶颈,但投融资体制改革要想取得实质性突破尚需时日,民间投资仍有待升温。(3)企业利润下降会影响投资积极性。
2.外贸形势可能有所恶化。其原因在于:(1)进口将加快,但幅度有限。前5个月进口增长出入意料地慢,有一些原因,比如,我国合理利用WTO手段保护国内市场(如对美国转基因大豆进口的限制),以及国内需求增长格局对除汽车之外其他国外产品需求较少。但是还有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今年进口关税税率的下调估计要到第二季度才能真正运作到位,许多进口商将本该第一季度就报关的产品,也推后到第二季度以后进口。(2)出口增长可能放慢,原因在于大多数国际贸易伙伴(如欧洲、日本)经济还不景气,导致对这些地区出口大幅滑坡。今年一季度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主要是美国,而美国经济反弹到底能持续多久,仍然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我国出口的不利因素仍比较多。(3)贸易保护主义抬头,甚至会发生较大规模的贸易战,我国外贸出口环境在恶化。前不久美国通过了“钢铁法案”,对出口到美国的钢铁产品加征最高达30%的关税,造成我国钢铁企业高达12亿美元的直接损失。随后美国又通过了“农业补贴法案”。在今后10年内使美国政府对农业的补贴额高达1.900亿美元,这必将给我国农业带来较大冲击。(4)出口退税无法足额保证,将造成部分企业资金周转困难,利息负担加重。
3.消费增长面临种种不利影响。当前制约消费增长有三个因素:一是通货紧缩压力在加大。我国居民普遍有买涨不买落的心理,只要通货紧缩现象不消除,消费需求就很难快速增长。二是随着下岗职工的增加与失业率的提高,部分城市低收入群体对未来的预期收入会更加谨慎,导致他们减少即期消费。三是居民边际储蓄倾向上升,消费倾向下降。存款增加表明居民即期消费欲望依然不强。
总体估计,下半年世界经济仍将保持回升势头,这对我国的出口有好处,但投资受一些因素的影响将下降,从而抵消出口带来的好处。不过,由于去年和GDP“前高后低”基数的影响,又对下半年经济增长有利,估计全年经济增长波动较小,为少见的“一”字形走势,年增长速度可能略微超过政府预定的经济增长目标,但还不太可能进入3%~9%这样的经济增长的高涨阶段。
判断中国经济增长能达到8%以上的观点,可能失之于以下两点偏差。一是对世界经济形势及其对中国出口的影响太乐观了;二是对工业存货增长对经济的拉动作用太乐观了。但实际上,(1)世界经济不可能好转得太快;(2)企业只有在对今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经济都有加快增长的预期时,才可能加大库存,以备未来所需,但今年未必会这样。
考虑到各方面的情况,尤其是通货紧缩的阴影和国际市场的不确定性,我们相信,中国2002年最终的GDP增长最有可能落在7.4%~7.6%的区间。基于这一增长前景的估计,我们认为,政策应对至关重要,主要应把握好两大关键:一是不要以为经济已经自动进入高涨而放弃政策调控,尤其是货币政策和疏通金融阻隔的对策等如果不能到位,将影响经济的持续增长;二是应继续推进改革,改革的问题只有在改革中才能得到解决,不能因为局部地方出现了问题而延缓改革。
四、政策建议
1.财政政策不可淡出。1997年财政赤字占GDP的1.5%,2001年升至2.7%,而2002年预期达到3%。4月份全国财政收入为1787.6亿元,增长15%,前4个月为5595.4亿元,增长6.9%;4月份财政支出为1488.1亿元,增长26%,前4个月为4999.4亿元,增长24.5%。迫于财政的压力,目前各方面纷纷呼吁财政政策要淡出。
但是,财政政策当前并不具备淡出的条件,也不应该淡出。原因如下:(1)中国的财政是转轨财政,而非公共财政,这一特点决定了许多原来不由财政承担的事情将重新交由财政承担。比如,原来由银行充当“准财政”的角色,给国有企业贷款,财政负担实际上处于隐性状态,随着转轨的推进,银行日益商业化,而财政负担将显性化。(2)经济增长态势不稳,需要财政政策继续助力。目前的增长是多因素作用下推动的结果,如果积极的财政政策退出,增长速度会很快回落,有可能造成增长周期的停滞。
当前,出口的增长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出口退税的刺激,因此财政支持至关重要。今年全年预算出口退税为1000亿元,但第一季度出口退税405亿元,比上年同期增加197亿元,按这一数据推算,全年约为1600多亿元。这对财政收支及财政赤字预算的完成都会产生一定压力。但是,不可设想的是,出口退税可以在增长基础不稳定的情况下撤出或降低力度。
在国债资金使用方面;建议加大用于企业设备和技术改造的使用比例。原因在于,在经济周期过程中,新一轮经济增长的重要基础是企业的大规模更新改造。企业的设备更新不仅能拉动对相关产业的需求,而且能提高企业的装备水平,加强企业的竞争能力。与此相比,我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更新改造投资在总投资中所占的比例不足15%,仍然显得偏低。
2.货币政策应增加力度,并在适当时候降息。目前,若干国家已对经济衰退做出了迅速反应,多数主要工业化国家都放松了货币政策。尤其是美国,其短期名义利率已达到40年来最低点(其财政政策方面也已采取了一系列降税措施,据美国参议院财务委员会估计,2001年美国财政对美国经济投入了4000亿美元,约占其GDP的4%)。在我国目前的情况下,我国的货币政策仍有空间,面对通货紧缩的压力,货币政策有必要适当增加力度,尤其是适时降息。
3.应加快推进金融改革,在利率市场化、民营金融的进入等方面迈出更大步伐。这是中长期对策,但对于近期股票市场、债券市场的发展均会产生积极的影响,有利于企业投资的增长。
4.宏观政策取向从促进增长转向优先。宏观政策包含经济增长、物价稳定、充分和国际收支平衡四大目标,但在不同时期宏观政策的取向往往有不同侧重。1993年以来,中国的宏观政策取向经历了“软着陆”时期的物价稳定、亚洲金融危机以来的促进增长等不同阶段,考虑到目前的压力,单纯地通过增长来带动不可能解决未来的失业危机,因此未来几年有必要使宏观政策取向从促进增长转向优先。
据国家统计局测算,自1998年实行积极的财政政策以来,其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是:1998年1.5个百分点,1999年2个百分点,2000年1.7个百分点,2001年1.8个百分点,这四年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合计为7.0个百分点,共解决了400万~500万人的问题,但财政也为此付出了高昂的代价。四年中共发行国债5100亿元,相当于每解决一的问题,财政要背负约10万~13万元的债务。这样大的一个投资金额换来的却是如此少的,实在是低效得惊人!
可以设想,假设对国债投资增长的弹性系数不变,并且依靠国债投资促进经济增长从而带动增长的话,“十五”期间,解决约五分之一的新增岗位,也就是1600万人左右,将需要16000亿元~20800亿元人民币,这将是中国财政根本不可能承受的重负。
到2001年末,财政债务总余额已达16000亿元,占当年GDP的16.7%,是当年财政收入的97.7%。2002年财政预算赤字仍高达3098亿元,这样到2002年末,财政预算债务余额将接近2万亿元,届时将超过当年的财政收入。2万亿元的债务,若按2%的年息,其债务负担每年就是400亿元。因此,巨额的财政债务将成为财政的沉重负担。如果财政不能很好地增加收入并安排好偿还债务的预算支出,财政将陷入债务危机,其结果将被迫以财政性货币发行来偿还债务,进而引发通货膨胀。
此外,在主要侧重于促进增长的宏观政策取向下,近年来我国经济增长、投资增长与扩大之间的联系进一步被削弱了。这说明经济高增长、资本高投入并不一定必然带来较高的增长,也不会自动地转化为机会的扩大。经济的增长、投资的扩大能否扩大机会和社会和谐发展不仅依赖于经济增长的速度,还取决于增长模式的战略取向。国际经验表明,国家在战略目标上的选择不同,在宏观调控手段和力度上的差异是巨大的,其结果也是截然不同的。面对巨大的压力,鉴于中国人口多、劳动力资源丰富和资本短缺的基本国情,决定了我国应该选择增长优先的经济增长模式。各级政府应当把创造更多的机会和增加人口作为首要的发展目标。政策应该成为优先的经济政策和社会政策,成为宏观政策的根本取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