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继普特南之后，关于社会资本的数量众多的已逐步得出一个令人印象深刻的结论：社会资本在众多领域里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普特南本人阐述了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政府效率之间的显著联系。克拉克和珂佛的研究则表明（Knack，Keefer，1997），假如对整个国家层面的诚信进行计量，诚信值上升1个标准差就会带来超过0.5个标准差的增长；珀尔塔等人（Porta，etc，1997）则发现，在许多国家，这样的诚信值如果上升1个标准差则会带来0.7个标准差的司法效率的提高以及0.3个标准差的政府腐败的降低，此外作者还探讨了从个体层次上的社会资本和健康之间的关系。在一定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和自我感受到的愉悦程度之间也同样存在着十分清楚的相互作用关系。
挑剔的计量经济学家可能会质疑这些结论是否能够完全令人信服，毕竟社会资本作为一个变量同许多重要的无法观察测定的因素紧紧相连，而这些无从测定的因素又恰恰影响推动着许多可以被观察测定的因素。假如那些恼人的好挑剔者的意见是正确的，那么他们就可能没有理解到解决的关键所在。现在我们仅仅处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点位置，而社会研究人员已经掌握有充分的事实证明社会资本在许多领域里异乎寻常地重要。
事实上这项研究的不足不在于探讨社会资本影响的或经验论证上，真正的不足在于聚焦于社会资本成因的理论或经验论证。如果我们想改变社会资本的水平，我们必须建构一个社会资本形成的相关模型，以及进行经验论证的载体（相关的规则与的构建确信要与我们的经验论证相吻合）。与其说普特南和其他学者在这个研究领域未能做出重大贡献，倒不如说仅探讨社会资本的影响其实对于社会资本的研究起到了逆转不利局面的作用。
在笔者看来，原有社会科学的研究手法在社会资本研究的起始阶段实际上妨碍了对社会资本形成原因的正确理解。社会资本几乎总是被视作一个集合变量：比如说一个特定社区的规则和网络。然而，做出社会资本投资决定的主体是，而非社区集体。所以撇开对起始于个体水平的社会资本的精确分析，我们将难于理解社会资本的形成。
在头脑中有了如此的假设前提之后，笔者想在本文中做三件事情：第一，试图对社会资本给出一个个体层面上的分析，它可以被视为现有研究中占据主要位置的社区集体层面上关于社会资本分析的对应部分。接着文章将讨论在什么情况下，个体层面的社会资本会聚合成为社区集体层面的社会资本。在这一部分，笔者会引入一个略为简单的关于社会资本投资行为的经济模型，并讨论它的经验含义。
的第二部分讨论这个模型最基本的含义。我会讨论一些支持“在社区时间期限的长短对于社会资本投资至关重要”观点的论据，如迁移、私房房主资格、职业的社会化程度、时间机会成本等对社会资本投资的影响。第三部分涉及和政府行为紧密相连的变量（政府行为的出现强烈影响了社会资本的形成）。文章首先讨论了社会资本与社会道德异质性之间的联系。最后，文章讨论了社会资本与人力资本之间的显著关联。很这又引出了对教育政策的言外之意：假如社会资本的确有价值，而学校教育又在创造社会资本方面扮演着主要角色，那么政府的教育政策是否应该有效地制定执行呢？
当然，这篇文章仅仅是一个对社会资本形成研究课题的简短叙述（而且主要聚焦于美国），甚至不能完全阐述清楚结论中最关键的要素。同时，如果要准确理解社会资本形成的决定性因素，文章也没能用足够大量的篇幅强调这项研究为什么需要从建立在个体层次的社会资本投资模型开始进行。笔者相信文章提出的模型在经验论证上比较清晰明白，而且能够成为思考理解社会资本投资行为如何发生的一个十分有用的理论基础。
一、社会资本形成的经济学原理阐释
有人把社会资本界定为规则、网络以及其它相关的社会联系方式。笔者认为一个经济学家思考社区水平的社会资本时，最合适的是将其作为一个社区社会资源的计量单位，这些社会资源无疑可以提高该社区整体福利（当然这些社会资源也包括规则和网络）。
经济学家倾向于认为这些社会资源由于可以解决日常经济问题而有价值。比如，更有效的社会联系可以帮助解决公共产品的“搭便车”问题，或者在缺乏明确契约的环境里创建个体间的相互信任（接下来就是通过那些经常进行的关于诚信问题的调查来获取社会资本的相关信息了）。有人认为社会联系的直接效应比间接效应作用更为突出，笔者对这一观点表示怀疑。也许上述的有关表述听起来与科尔曼和普特南提出的规则和网络有些区别，但是笔者确信它们是更贴近实际情况，而且是用经济学家的特有术语清晰准确表达的。
这里还需要提到一个构建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的定义表述，1904年亨利。詹姆斯（HenryJames）的一篇文章提到《金碗》里一位女性的“社会资本”，在那里他意指社会资源。事实上，在詹姆斯之后，学术界有可能将社会资本定义为拥有社会关系的衡量形式（包括领导气质，与人沟通及语言的才能）。毫无疑问，拥有这些社会关系反过来会使个体在与他人的社会交往中获益匪浅。这些定义类似于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这样的经济概念。由于社会资本建立在个体分析基础之上，所以稍后我们将探讨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过程。
笔者并不认为以个体为基础分析社会资本和以社区集体为基础分析社会资本存在学理上的冲突。与此相反，我相信，对于思考并把握社区社会资本，分析个体的社会资本是必要的。个体的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十分相似，所以许多关于人力资本投资的研究理论也大体适用于分析社会资本。如何聚合这些社会资本是研究中最棘手的地方，在什么时间属于私人的社会劳动技能聚合到一起相互融合并构成更富生产效率的社会劳动？这项研究课题直到现在仍是不怎么清晰明了的。假如一花时间精力投资于和别人有效地沟通交流，很显然他增加了他及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假如一挖空心思钻研如何巧言诈骗，他可能仅仅增加其的社会资本而损害了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等会儿，本文还会讨论如何聚合多重类型的个体的社会资本这样的难题。文章首先大致阐释一下社会资本投资过程的经济学原理。
1.社会资本投资
我们建立一个简单的投资模型（包含读者应注意到的大量对比数据），社会资本最好被视为财富变量“S”，它在各个时期都带来市场和非市场的效益，分别用RM和RN表示。市场效益包括所有能帮助自己更加有效完成的社会技能和社会交往，当然也包括获得时起码应具备的社会技能；非市场效益包括源于社会资本投资而来的内容广泛的社会回报（也可能是直接的心理愉悦）。假如从事的是一份需要与外界联系异常紧密的职业，那么他的市场效益的回报预期会提升许多。
这个模型表明投资社会资本需要花费一定时间，而这个时间是计入成本的，它应该是一个反映人们以怎样的速率将自己的未来予以“贴现”的变量。模型还表明社会资本也可能贬值，预计当离开社区集体时，他所拥有的社会资本会失去价值，有鉴于此，笔者提出的投资模型考虑并分析了离开自己原住社区的可能性变量。
在这些假设前提下，的社会资本投资具有相当多的可选择性。对社会资本投资将在某一点上达到均衡，在该点上社会资本的边际投资成本等于边际投资效益。当个体流动性增加或人随岁月的流逝渐渐变老时，对社会资本投资会下降；而当社会技能在职业上获取的社会回报增多或者社会资本贬值率变低时，相应地，对社会资本的投资会上升。这些结论并不令人惊奇，因为几乎任何资本财富都会遵循类似的。也许在进行经验论证时，掌握这些规律将会启发我们如何预测事物方向、如何对事物进行基本定位。
我们预计一条倒“U”型的曲线可以用来描述社会资本和年龄之间的关系：总的来看，当人们年龄增大，社会资本投资总量会有一个积累增多的阶段；但到后来从社会资本投资获利太低以至继续投资不再划算，这一时段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变得极少，甚至经常不足以弥补社会资本贬值的损耗。
2.聚合过程：两种不同类型的社会资本
前面引用的投资模型仅仅将社会资本视为具备单一同质的特性。但是把两种因社会技能不同而导致的社会资本分开进行分析对研究是具备相当科学性的：一种是增加整体社区效益，另一种是仅仅产生效益。事实上，一些的社会资本的产生会降低作为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总量。考虑了这两种类型的社会资本的最简单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的固定部分产生公共收益。前面引用的投资模型作的是一个包含和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的预期（这也就是说，在预计的社会资本和社区的社会资本时，近乎一样的因素在起作用）。文章将从更多的细节去讨论这些预期，但是我们必须思考这样一种可能性：个体会分别决定他们在投资社会资本（包括增加整体效益的和仅产生效益的）的水平，个体作决定前没有思考这个问题将是令人不可思议的。
很显然，如果认同社区福利将会促使其增加对社会资本的投资量，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促进这种认同。“温馨之家”的价值与社区吸引力紧密相连，在某一社区拥有一个家对于个体来说将极大程度地促进他认同社会资本投资带来的各种积极效应。
长时间在一个社区居住也意味着个体会倾向于加大对社区的社会资本投资。假如期望离开这个社区，他会投资培养极具个性化的技能；反之，他会更多地投资于社区的社会资本。此外，还必须注意到一种可能：以往居住的良好境况会提升对社区内其他居民的“利他吸引力”，同时可以促使人们投资于一些让大家都能改善生活环境、提高生活质量的社会资本。
提升社区整体的社会资本的关键是必须要有明确的“足量起步要求”。假如仅仅极个别人投资这些项目，那么相应地网络系统和语言体系都会变得毫无意义。仅仅当众人近乎同步投资，它们才会变得有价值，效益水平也根据对社区集体社会资本投资的状况来确定。当然也有另外一种可能：假如更多的投资于社区集体的社会资本，某一个体从中获得的回报反而会降低。举个例子，如果众人的社会交流更频繁紧密，充当掮客的二手汽车市场交易商的作用就会减弱许多。
提高社区质量的社会资本的“足量起步要求”特点也使得社会资本复合性均衡成为可能，在思考社会资本决定性因素时经常地涉及到这种复合性均衡。既然存在社会资本高投资、高回报的地方，那么肯定存在低投资、低回报的社区。所有这些类型的社区都处在一种微妙的均衡当中。
资本的外部特性和足量有效性相结合导致了“合作投资”的产生，很地它为政府干预社会资本投资提供了可供借鉴的范例。当然，私人社区也能尝试进行自我合作投资。如果该社区拥有一定社会资本的财富，那么这种合作操作起来就会略微容易一些。社会资本按这种方式自我的观点为上文中提到的社会资本的复合性均衡提供了支持。道德和语言这样的异质性等合作的因素同样会妨碍个体对社会资本的投资。假如某些具备歧视意识，而且经常没有兴趣在异己的社会圈中交往，那么这种类型的异质性就会使那些具备歧视意识的个体干脆打消进行社会资本投资的念头。
既然政府有影响、干预社会资本的可能性，那么谈论什么是政府影响投资决定的首要手段就变得很有价值。显然政府可以采用影响私房房主资格或社区永久性的措施作为政策工具，但是这些政策工具实施起来成本相当高，而且没人能保证政府行政行为的有效性。对施加影响也许是政府最有力的政策工具。如果社会技能首先是在学校培养的话，那么在12年里（大多数美国和加拿大人在公立学校里度过的时间）政府有足够多的机会去影响并控制社会资本的形成。值得再次提出警告的是政府很可能把事弄糟糕，而不是做好。
二、社会资本和私人动机
文章在这部分叙述的是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一些基本事实以及社会资本投资基本模型所引出的一些预期。在这里首先讨论的是在组织内的成员资格，它可能是在个体水平上衡量社会资本的最佳手段。
有关社会资本的调查主要集中在两类上，第一类是关于诚信的问题，比如它问道“总的来讲，你觉得绝大多数的人是不是可以值得信任的，或者你原本就不会太小心注意与他人的交往？”第二类是围绕所从属的非性组织的成员资格的问题，集中起来可以将其视为一个变量（总称为成员资格变量），通过这个变量我们也可以发现所从属的不同类型组织数目。
1.可预期的财富期限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显示社会资本投资的预期期限如果缩短，社会资本投资量也会相应减少。选择社会资本投资函数方程式的变量参数（包括贬值率、迁移可能性、余生长短）的理由都是基于这个基本事实。到为止还没有找到合适的去估量社会资本的贬值率，尽管它对于未来的研究是十分紧迫而重要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估计个体可预期的迁移概率去衡量预测未来两年里离开社区的可能性。计量判断这个迁移变量需要收集个体的年龄、婚姻状况和家庭成员中十几岁少年的数目（这些都是预测人们迁移的最可靠因素）。
在格拉泽等人的相关研究成果里（Glaeser，etc 2000），通过仔细观察迁移可能性和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相关数据，我们可以发现两者存在十分明显的负相关关系（其统计数据的负相关值为-7.5）。迁移可能性上升20%，拥有组织内成员资格的数量就会下降15%.那些具备较高迁移可能性和丧失社会资本的人均不太可能投资于社会资本。还有一点，通过仔细研究个体在社区居住时间的长短确实也能够估量预测社会资本。
也许社会资本伴随人的生命轨迹演变的特征更显著，它随着人年龄增大而起伏变化。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发布的研究成果中认为，40多岁的人愿意成为某组织成员的人数比20多岁的人多56%，比超过60岁的人多60%.年龄和社会资本的关系就像理论所预计的那样可以用一个清楚的倒“U”型曲线来描述，也就是说人们起初积累社会资本财富，到达峰值后再合理地让它逐渐损耗。
2.社会技能效益
模型的第二层隐含的意思是那些从事较多社会接触职业的人更愿意在社会交往方面进行适量的投资。笔者并不十分清楚每个职业的具体社会回报数量。格拉泽等人在2000年的调查研究里形成了一个各职业社会效益变量的目录单，借助目录单对各职业的社会性进行排序。事实上，这和我们对各职业社会效益的大致印象十分吻合：社会性最弱的职业是“纺织业编织技工”、“纺织业卷线技工”和“出纳员”。社会性最强的职业包括内科医生、牧师和警察。
非社团组织和职业的社会性存在非常明显的相关性。在社会性最弱的职业里，其人员获得会员资格的社团组织平均数为1.06，而在社会性最强的职业里，这个数量指标为2.事实上这种关联度具有十分重要的统计学意义。
对于职业的社会性这个变量有人怀有这样一种担心：并非社会性的导致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是成员资格决定了社会性的开展。为了研究这种可能性的实际意义，我们来观察一下父母亲职业的社会性对其子女的影响。这种对社会性的衡量方法既能够和职业的社会性紧密相连，又可以很好地预测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层次水平。这项研究的实证结果显示，确实是职业决定了组织内成员资格而不是相反的结论。
3.私房房主资格
我们发现私房房主资格和广泛的公民权变量之间存在十分紧密的依存关系。例如，私房房主参加的非社团的类型数量平均比非私房房主多0.253个，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15.3%参加当地的选举投票。私房房主比租赁户多出6%参与当地社会问题的解决。私房房主们也必然更多地去教堂礼拜和拥有枪支。
还有另外一种解释：具备私房房主资格本身不能导致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房主的类型千差万别，正是这些差异导致了社会资本的投资。理解并把握这一问题首要的方法是必须掌握这些众多变量的特征，并以此分类（比如孩子数量、婚姻状况、个体年龄、教育程度等）。私房房主资格对这些变量的影响是深刻的。第二个方法是观察个体所不能掌握控制的房产市场的若干指标，将其视为私房房主资格的表达形式。这种方法仍然没有触及到私房房主资格的影响因素。第三个研究方法是使用德国人分格数据，在那里可以观察到一在不同时期的表现，检验当个体成为私房房主之后是否变成了一个更好的公民。我们的判断在此得到了验证。尽管在一段时间里私房房主资格效应削弱了许多，对此可能的解释是这种私房房主资格效应的发挥尚需时日。
4.时间的机会成本
社会资本投资模型预计时间机会成本的增加总的来看会削减对社会资本的投资。衡量时间机会成本最理想的工具是个体所获工资，但工资增加不一定会导致社会资本投资的上升。事实上那些“成功人士”的社会资本投资水平相对较高，这可能是由于社会资本和教育之间的关系导致的，高工资其实也仅意味着高学历教育的回报。另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较高的初始社会技能导致了高工资和高社会资本投资。
电视所扮演的角色正好说明了时间机会成本假设的重要性。普特南认为观看电视会削减社会资本的投资（putnam，1995），同时也有明确的证据表明观看电视的时间和社会资本投资变量之间存在着负相关关系（尽管笔者曾在别处发表文章认为这种联系不足以解释说明诚信问题中的被调查者的“群体倾向”）。对电视扮演的角色较为自然合理的解释是它创生出另外一种可替换的社会交往活动，投资于社会资本与之相比会高出许多花费。笔者并不知道有什么依据可以说明高工资对社会资本投资有挤出效应，但观看电视这个事例倒确实证明了机会成本的重要性。
三、影响社会资本形成的其它两个因素：道德异质性和教育
1.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
毫无疑问，多年的所受学校教育是和社会资本联系最为紧密的。有数据表明，多年的学校教育和在组织内成员资格的粗略关联度为0.34.在《世界价值调查》一书里，格拉泽等人在几乎每个国家里都发现了一个正相关关系（在美国用任何社会交往的观察衡量方法都可得到近似的结果），随着教育程度的加深，去教堂参加宗教仪式的活动的人随之增多（Glaeser，etc 2000）。取得学位的人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多30%参加社会问题的解决过程。在受教育程度和诚信水平之间也存在极高的相关度（回答关于基本的诚信问题的提问时，取得学位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要比只念到高中即辍学的人回答“是”的人的比例高30个百分点。）。在社会资本形成过程中，个体受教育的年限和程度与社会资本的联系可能是最紧密和最重要的。
当然，对于这个相互联系的解释有许多种。例如，如果接受更多的教育，就意味着在未来拥有更高的起点（也就是对未来有比较高的贴现值）。正因如此，我们就不会对拥有更多人力资本的个体更多地投资于社会资本感到奇怪了。与之相应的，社会资本可能反映相对应的社会声誉，对于那些声望较高的个体来说，社会交流可以带给他更多的心情愉悦。支持这一解释的事实是在一个国家内受教育程度和在组织内成员资格间相互关系要比跨国的此类关系要明显强烈得多。
然而，笔者对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间相互关系的理解是：对于教育而言，一个具有重大意大的部分就是社会技能。花费大量的时间精力在一个教育的环境里如何与同辈人打交道。教师也明白无误地用与社会环境相对应的行为方式培养教育（至少教师是站在权威的地位以成年人的面貌出现教导）在低年级，学会与人合作是在学校教育中占主要地位的部分（相信同时在校也一定的社会技能）。甚至到了（相对参加之后而言），生们也花费了大量精力和时间用于建设性的社会交流活动。事实上，在“博爱会”或“妇女会”里的会员资格后来都次第成为社会资本形成过程的基础。就连活动也常常很明显地偏向社会技能方面。假如学校是社会资本形成的主要地方，很自然地我们就会想到政府影响社会资本的政策应聚焦于学校。可以设想教育政策有许多种选择，例如拨付教育补助经费，建立扶持公立教育，它们都应当建立在“教育培养社会技能”的理念上。事实上，一旦我们仔细考虑政府在创造社会资本形成外部环境的作用时，对于政府大量介入干预教育活动就可以很好地理解认同了。
2.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
在社区集体层面上对于创建社会资本，最后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道德和语言的异质性了。众所周知，美国人力资本最高的地方是这个国家社会同质性最强的老西北部地区。许多作者认同在这些地方，人力资本的“路德教派效应”或“斯堪的纳维亚效应”与这里相对较强的同质性有很大关系。而巴西事实上是社会异质性极明显的国家。社会道德的异质性和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紧密相连，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的异质性严重削弱了个体社会资本的获得。
阿勒希纳和拉弗拉令人信服地说明了全美国在社会参与方面异质性带来的消极影响（Alesina，LaFerrara，2000）。他们建立模型的意义集中于这样一个观点：假如你歧视那些与你不同的人，当这个国家本身就存在较强的异相性时，那么投身社区组织和参加社区交流就变得不那么令人愉悦了。另一种可选择的解释是形成社会资本需要合作，而当人们存在极明显的差异时，合作将变得分外困难。关注异相性的理由恰恰在于异相性的极端重要性。它向人们表达一种不那么令人愉悦的意思：同质的社区可能拥有若干优势。从另一方面来说，它也意味着政府采取消除不同种族之间鸿沟和道德歧视的措施将得到特别丰盛的收获。
四、结论
关于社会资本形成的研究对于积极的社会探索和政府采取有效措施提高社会资本来说是一项具有决定意义的课题。建立在人力资本和物质资本投资模型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投资简单模型阐述了若干决定投资的因素。当较长时间地居住于某一社区时，他们将愿意更多地进行社会资本投资。他们最初创建并积累社会资本财富，然后再使之慢慢消耗。他们如果从事社会化程度越高的职业，就会投资越多的社会资本。具备私房房主资格也会提升对社会资本的投资水平。假如建立在个体基础之上的社会资本模型失效，那么仅有一种可能：没有任何证据表明社会资本投资水平将随着时间机会成本的上升而下降。
接受教育和社区同质性异常强烈地驱动着社会资本的投资。事实上，总的来看，学校教育是影响社会资本类型变量程度最深的单一性决定因素。这种联系会带来一定的难题，但是它也表明政府教育政策可能是向社会资本投资施加影响的特别重要的手段。相对较强的社区同质性看来也强烈刺激着社会资本的投资，这也许意味着政府采取得力措施消除种族或道德歧视是十分有益的。
文献
R.putnam，1995：“CaseoftheMissing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1995
S.KnackandP Keefer，1997：“DoesSocialCapitalHaveanEconomyPayoff？ACross-CountryInvestigation，”QuarterlyJournalofEconomics，Vol 112，no 4（1997）
R.LaPorta，F Lopez-de-Salanes，A ShleiferandR Vishny，1997：“TrustinLargeOrganizations，”Ameri canEconomicReviewPapersandProceedings，Vol 87（1997）
A.AlesinaandE LaFerrara，2000：“ParticipationinHeterogeneousCommunities，”QuarterlyJournalofEconom ics，Vol 115，no 3，（August2000）
E.Glaeser，D LaibsonandB Sacerdote，2000：“WhatisSocialCapital？”，mimeographed，200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