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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在兴起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学科，在建设过程中迫切地需要解决这个问题。现将鄙见陈述于下。
一、标 准
要正确地分期，需要有正确的分期与。首先要有正确的分期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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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奉，人民出版社，1966年，第289页。
国民经济史(简称经济史)分期的标准，与通史和其他专史(史、政党史、文化史、军事史……)不同，与各经济专史(史、农业史、史、资本主义经济史、封建土地制度史……)也不同。原因在于它们的研究对象不同。经济史的研究对象是国民经济整体的发展过程，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与统一的过程。经济史的对象决定了它的分期标准。经济史的分期标准应是国民经济整体变化的重要表现，即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发展变化的重要表现。
我们现在的分期对象是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它的一些重要特征．是我们在处理分期问题时必须予以注意的、、诸如：
第一，建国以后，中国进入厂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时期。整个来说，社会主义经济居主导地位。由于中国经济和中国革命的特点，代替旧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产生于民主革命时期的根据地里，经历过发展、胜利的过程和不同的阶段。从建国到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吋止，是过渡时期。过渡时期的经济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发展的最后阶段。在中国的过渡时期，不是什么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也不是什么从半殖民地半封建过渡到社会主义，而是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样，建国以来，先后有过新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两种经济形态；经历过改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这样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过渡性的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也是过渡性的，但相对于前者，则稳定得多，时间也长得多。我们在分期时必须考虑到这种经济形态的转变。
第二，建国以后的时期，是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并进的时期。生产关系和生产力经常地处在变化之中，但不同阶段的侧重点是不同的。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前，侧重于经济形态的变化。主要是变换生产关系。生产关系变化剧烈是这个时期的特点。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以后，主要是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生产力。因而，在分期时，要考虑到这两个大阶段各自的特点。在这两个大阶段内分期时，在前一个大阶段内，必须侧重于生产关系变化的情况；在后一个大阶段内，必须侧重于生产力变化的情况。
第三，建国以后的时期，也是探索的时期。探索的总题目是中国社会主义道路，包括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与社会主义建设的道路。因为是革命和建设并进，生产力变化与生产关系变革的关系极为密切、直接、明显。因为是在革命时期，生产关系变动激烈，封建经济、官僚资本主义经济相继被消灭，私人资本主义被改造为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农业、手工业中个体经济变为社会主义集体经济，如此等等。因为是探索的时期，在探索中免不了成功与失误，前进与倒退。因为谁也没有在像中国这样经济落后，人口众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废墟上干过建设新民主主义经济与社会主义经济。革命时期必然的生产关系的变革与探索过程中的成功与失误结合在一起，使国民经济的发展变化激烈：有前进有倒退，陡上陡下，“跃进”多，调整也多。在划分历史时期时，必须考虑国民经济发展的这些重要表现，要注意因探索引起的经济结构变化与经济发展起伏所呈现出现的阶段性。
第四，建国以后的经济，从整体上说，是实行集中管理体制和计划经济的时期。在这样的体制下，领导机关，首先是主要领导人物的经济思想、战略决策、计划安排，在一定时间内对经济发展的影响很大。我国先后提出并贯彻过“一主两翼”(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总任务)、“超英赶美”(“十五年赶上并超过英国”)、“备战、备荒、为人民”(以加速建设三线战略后方基地为中心)、“翻两备”(四个化的第一步目标)等经济发展战略。从1953年起，先后制订并执行过六个五年计划。苏联社会院经济研究所编的七卷本《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除了战争及其后的恢复时期外，都是按五年计划分期的。有人问：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是不是也可以按五年计划分期?我们认为，如果人们对计划史进行分期，因为分期的对象是计划，那是可以按“一五计划”、“二五计划”等等来分期。我们现在讨论的分期，其对象是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对这个问题，就不能简单地用“可以”或“不可以”来回答。因为：①经济发展战略和五年计划，虽对经济发展起重要作用，但它们是人们提出的、制定的，属于主观范畴，而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则是客观范畴。所以，首先要研究清楚经济发展战略或五年计划，与经济发展客观过程的阶段性是否完全一致。很难想象，一个国家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每次都与人们的主观愿望相吻合，每个阶段又恰恰是五年!从苏联、中国和其他国家的经济史来看，经济发展的客观阶段性与主观制定的五年计划的起迄时间有时是一致的，有时又是不一致的。七卷本的《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虽力图按五年计划分期，也不能贯彻始终，原因就在这里。写一部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看来也很难始终按五年计划分期。一部书中，如果一五时期按五年计划作为分期标准，后面又不以五年计划作为分期标准，那就很难说有统一的分期标准。②各个国家、各个时期的情况不同。如果有的国家的某些时期，基本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生产关系和管理制度没有大的变动；经济计划制订得科学，符合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国际国内形势稳定，未影响经济计划的贯彻，计划执行的结果刚好达到预期目标。在这样的情况下，国民经济史的分期可能与计划史的分期相一致。我国建国后的情况不是这样。因此，现有的新中国经济史著作中，尚未见到自始至终按几个五年计划分期的。
二、分 期
至今尚未读到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论著。在我们提出分期意见之前，只见到孙键同志的著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稿》，该书写到1957年，分为两编。第一编为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49年l0月～1952年)。第二编为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1953～1957年)。最近，又读到柳随年、吴群敢同志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1949～1983)》，分为五编。第一、二编与上书同。第三编“大跃进”和经济调整时期(1958～]965年)。第四编，国民经济的“十年动乱”时期(1966～]976年)。第五编，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局面时期(1976～1983年)。这两本书的作者未说分编即分期，但从明确地标明某某“时期”且有具体断限年代来看，似乎可以看成是一种分期。我们应该把它当作一种重要的分期意见来考虑。
我建议将建国后的国民经济发展过程分为四个时期九个阶段：
(一)1949年l0月至1956年，经济形态转变和生产由恢复走向发展的时期。或称过渡时期。包括两次经济形态的转变或过渡。在相应的时间内，生产力的状况亦不相同，一是恢复，一是发展。据此应区分为两个阶段：①1949年10月～1952年，继续改造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为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和生产力恢复阶段。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是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步伐迅速扩大，在中国土地上代替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的。这种代替有一个过程，主要通过消灭封建经济的土地改革，没收官僚资本主义并在企业里实行民主改革，清除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经济势力等来完成。建国前，这些已经开始。建国后，为完成这些，又用了三年时间，使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取代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形态，并使生产力恢复到抗战前水平。与此同时，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因素。所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标志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标志着从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开始。②1953～1956年，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转化为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和开始有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阶段。
关于这个时期，分歧之处在于：应分为一个时期(1949．10～1956)，还是两个时期(1949．10～1952，1953～1956)?我们认为从1949年lO月到1952年，土地改革和民主改革基本完成，工农业主要产品的产量恢复到抗战前水平，从1953年起开始有计划的建设，同时实行过渡时期总路线，加速三大改造的进程。1952年与1953年间，国民经济显示出明显的阶段性，因此划为一个时期的两个阶段。为什么不划分为两个时期?这是因为：从建国后二十多年经济发展过程来看，有几个明显的时期，划分各个时期要有共同的标准，一个时期必须是与另一个时期相称的，能并列的。不能把仅够成为某个时期内的小阶段，划为一个时期。从三十多年的经济历史过程和与其他时期相对照，可以看出，1949年lO月～1956年是一个完整的时期。它是中国历史上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历史时期。建国后的三十多年的经济史，从整体上看，经历了两个大的段落。一个是以社会主义改造为特征的革命与建设并进的段落。一个是以社会主义建设为特征的改革、凋整与建设并进的段落。与这两个段落相适应的，有两次探索。在前一个段落里，探索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造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在后一个段落里，探索的是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应走什么道路的问题。这两个段落和两次探索，以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为时间区分的界标。据此，应将1949年l0月～1956年划为一个时期。
(二)1957～1966年，全面进行经济建设的时期，也是第一次探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应该走什么道路，和在探究中严重失误，生产大上大下，进行大调整的时期。包括一次不成功的改革尝试与经验教训、摸索新方法两个阶段。①1957～1960年，以总路线、大跃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的提出与实践为基本。这是一次想把从苏联那里学来的模式加以改革，根据我国的情况走出自己的建设道路，以加快社会主义经济发展速度的试验．因为“左”的指导思想，主观主义和没有经验，这次试验以失败告终。但它是一次改革，一次试验，失败的经验是极为重要的。②1961～1966年，以“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方针(“八字方针”)的提出、贯彻为基本内容。正像恩格斯指出的：“要明确地懂得理论，最好的道路就是从本身的错误中、从痛苦的经验中。”①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正反面经验教训和调整经济的过程中，在理论上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如多种经济成份(全民、集体、个体)、多种商品流通渠道(国营、合作社、集市贸易)并存，商品生产、价值规律、按劳分配的作用，农轻重之间、积累与消费之间、发展速度与经济效益、主观能动性与客观条件之间的关系等等，有新的认识；在实践上，出现了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的所有制，包括“责任田”、“包产到户”等联系产量的生产队责任制等许多新的形式，着手试行按照经济规律管理经济的体制改革，诸如企业管理体制、两种劳动制度和两种制度，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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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8、366页。
这个时期的两个阶段是很明显的，大概不会有争论。有分歧的是这个时期起于何年，是1957年还是1958年?主张后者的理由，一是“一五”计划的时间是从1953年到1957年，前一时期应止于1957年；二是“三年大跃进”是1958年到1960年，本时期应始于1958年。我的意见是：①如前所述，若是写中华人民共和国计划史，前一时期应止于1957年，本时期理应起于1958年。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国民经济史，而不是计划史。况且，“一五”计划的主要指标，在1956年提前达到。我们是事后写历史，应以实践的效果为标准，不应以事先设想的时间为标准。②从探索我国社会主义新道路及其实践这个角度来说，转变发生在1956年至1957年之间。1957年的经济发展是转变开始的标志。1956年以前，我国的经济，在经济管理体制、计划管理、处理农轻重关系、积累和消费比例、工业建设、工资制度等许多个方面是苏联经验的。在实践中发现，苏联的经验，有一些本身存在严重的缺陷，有一些在苏联或许是合适的，但不适合中国的国情。从1956年初起，我们党着手探索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新路子。同年4月，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开始提出我国的建设路线。9月，党的“八大”制定社会主义建设的路线(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是在后来，即1958年3月成都会议上确定的)。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中，对“八大”的路线从理论上作了阐述，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道路说得具体、明确。1957年9月，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通过了改进财政体制、改进工业和商业管理体制等三个文件。所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的实践始于1957年，可以说1957年的经济的安排与成就，是这种探索成果于实践的表现。③事情还有另一面，探索也有失误的一面。从指导思想看，“左”的指导思想成为错误中的主体是从1957年开始的，标志是1957年上半年开始的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这是一个影响深远的重要转折。l0月9日，在党的八届三中全会上，毛泽东在讲话中否定了“八大”决议上关于先进的社会主义制度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是主要矛盾的提法。认为主要矛盾仍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批评了反冒进，主张恢复多快好省、农业发展纲要(四十条)和“促进委员会”。接着就是公开地反对反冒进，大跃进的口号最初就是《人民日报》1957年11月13日反反冒进的社论《发动全民，讨论四十条纲要，掀起农业生产新高潮》中提出的。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也是在这时形成并于1958年3月提出的。总路线、大跃进和随之而来的人民公社化运动，都是“左”倾思想和探索中失误方面造成的，主要是“左”倾思想的产物。④最主要的是1956年已基本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时期结束了，建立了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社会的主要矛盾变了，党的重心转移了，国家进入了社会主义全面经济建设时期。正因为经济发展客观进程是这样的，所以试图按五年计划起止时期分期，即断限于1957和1958年间的论著，在叙述过程中，又不得不承认从1957年起，我国社会主义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柳随年、吴群敢主编的《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的第二编止于1957年，第三编从1958年开始，该编开宗明义写道：
“1956年在生产资料所有制方面的社会主义改造取得了决定性胜利以后，我国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即开始大规模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
“当时，在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的比重，已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各个部门的经济活动都以不同的形式纳入了国家的统一计划，或者受着计划的指导。我国基本解决了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基本消灭了几千年来的阶级剥削制度，完成了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变，进入了 ‘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社会主义历史阶段。”(第209页) 既然到1956年为止结束了一个历史时期，从1957年起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顺理成章，当然应以在1956年与1957年间断限为宜。
(三)1967一1976年，对探索的反动与经济曲折、畸形发展的时期。“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修正主义路线”，在经济领域内，主要是批判1956年以来，特别是1961年后探索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改革措施。所以是对前一时期所取得的进步的否定或反动。大批判带来经济上的大损失。经济发展经历几下几上的曲折过程。由于不适当地贯彻“备战”方针，使产业结构与生产力布局等畸形发展。具体情况，前期和后期有所不同，因而区分为两个阶段。①1967～1971年，“文化大革命”造成的全面内乱，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破坏， “左”的指导思想，经济大下降，到“新的跃进”即新冒进，带来“三个突破”。②1972～1976年，其间虽有“四人帮”发动的1974年“批林批孔”和1976年“反击右倾翻案风”给经济带来挫折，但在周恩来、邓小平主持下的经济调整与全面整顿，使经济发展出现转机，取得成效。
有人主张这个时期的上限断在1966年，上一时期的下限断在1965年。理由有二：一是“文化大革命”是从1966年开始的。二是“三五”计划也是从1966年开始的。这后一点理由，前面已经讨论过了。此处讨论前一点理由。我们认为这个时期的上限断在1967年似乎比断在1966年更妥当些。因为若是通史、政治史的分期，以断在1965年与1966年间，或断在1966年5—8月间，是合适的。我们现在讨论的不是通史，也不是政治史，而是经济史。政治的变动要影响经济的变动，特别像“文化大革命”这样的全面内乱，很快地影响到经济。不过，这总是要有一个过程的。另外，经济活动一般以年度为周期，在一个农业人口占人口总数80％以上，农业在国民经济中占有很重要地位的国家里，尤其是如此。因此，分期断限，除特殊的例外(如建国要标在1949年的 10月，以示一个新的历史时期的开端)，一般情况下是按年度的。1966年l～7月，经济形势很好。8月开始的大串连以及随之而来的“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冲击党政机关，直接干扰和破坏铁路货运和生产指挥系统，对工业生产、基本建设、邮电、商业、外贸等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从全年来说，经济在继续增长，而且增长的幅度较大。1966年工农业总产值比1965年增长13．4％。其中农业增长9．2％，工业增长15．8％。主要工农业产品完成或超额完成年度计划。铁路货运比上年增长11．9％，国家财政收入增长24．4％，收大于支171000万元。这和1967年开始的全面下降。财政经济状况恶化，经济从蓬勃发展的趋势到走向灾难，是根本不同的。如果不是以单纯的政治事件为标准，也不是以五年计划起止时间为标准，而是以经济客观进程的阶段性即国民经济变化的重要表现为标准，这个时期的起点以断在1967年为宜。
(四)1977年以后，经济建设走上新道路和起飞的时期。其间经历着转折、调整、改革的过程。①1977～1978年，粉碎“四个帮”以后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为恢复经济与酝酿新道路的阶段。打倒了“四人帮”，标志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接着清除“四人帮”的骨干势力，终止了内乱，实现了安定团结。在指导思想上，虽然对长期以来存在的“左”的错误未能认真清理，在经济中出现了急于求成的失误，但在思想理论上已开始对“左”的指导思想进行拨乱反正，提出并讨论了经济体制、商品生产、按劳分配等重大问题，为经济发展新道路和实行新的方针准备了条件。②1979～1982年，以调整为主的阶段。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全面纠正“文化大革命”中及其以前的“左”倾错误，从指导思想上进行拨乱反正，确定了解放思想、开动脑筋；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指导方针，解决了二十多年来没有解决好的重点转移问题，把全党带到向“四化”进军的新的历史进程，指出了国民经济中存在的问题及应采取的办法，实际上指出了应进行调整、改革、整顿和提高。这次全会是建国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全会结束后四个月，正式提出了“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的“八字”方针。这条方针的提出，标志着经济建设思想的根本转折。指导思想的拨乱反正，经历了一个过程。1981年6月党的十一届六中全会及其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到1982年9月十二大召开，标志着党完成了指导思想上拨乱反正的任务，实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与此同时，贯彻“八字”方针，也经历了一个过程。在这个时期，首先和主要的是调整；对国民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是局部的，探索性的。执行“八字”方针使我国经济发展速度比较实在，经济效益比较好，人民可以得到更多实惠。国民经济渡过了最困难的时期，走上了稳步发展的健康轨道。③1983年以后，贯彻十二大制定的“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根本战略方针和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战略重点和战略部署。进入了以改革为主的阶段。
这里涉及的一个问题是：我们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下限断在何年为妥。有一种意见是“写到去年”，即写到成书的前一年。认为这样做才与现实联系紧密，意义大。我认为这是值得讨论的一种观点。人们之所以需要历史，是因当时人看当时事，常受一些因素的局限。事物的发展、它的全部暴露、它的阶段性，都需要有一个过程，要经过若干年后，回过头去看一看．研究一番，才能对事物的过程、本质认识得更清楚。马克思在给恩格斯的一封信中说：“由于某种判断的盲目，甚至最杰出的人物也会根本看不到眼前的事物。后来，到了一定的时候，人们就惊异地发现。从前没有看到的东西现在到处都露出自己的痕迹。”①由于事物发展的规律和认识发展的规律，使人们“常做实践上的和理论上的蠢事，……往往当真理碰到鼻尖上的时候还是没有得到真理。”②只有对经济发展过程和本质的认识是清楚的，这种认识才能正确地指导实践。这就是说，要对历史认识清楚，必须间隔一个必要的历史思考的时间。就研究现代经济史来说，这种历史思考时间不能太长。以多长为好?是不是以五至十年为宜?请大家讨论。
一门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生产力与生产关系演变过程及其为对象，从动态中阐明国情、经验教训、在实践的基础上探讨主义经济为目的的经济学科正在兴起。相应的课程正在一些院校开设。有不少同志正在从事这门学科的研究。对这门学科或课程用个什么名称为好，似乎值得议论一下。因为学科的名称涉及研究范围，况且，对这个存在着不同意见。
一种意见是称这门学科为“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个各称的好处，是能与“封建主义经济史”、“资本主义经济史”等等并列；指出了“社会主义经济”这个特定性质。苏联院经济研究所编的1917年1。月革命以后的经济史，就名曰《苏联社会主义经济史》。照此办理，研究中国1949年以后的经济发展史，似乎也可以称为“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其实不然。中国和苏联的情况有所不同。“社会主义经济”这个概念，可以指“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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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458、36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555页。
经济成分”，也可以指“社会主义经济形态”、“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在苏联，十月革命的性质是社会主义革命，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都是在十月革命后产生的，即同时出现。因此，把十月革命后的经济史，称为“社会主义经济史”，这个“社会主义经济”的含义，无论是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还是指“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均无不可，都符合实际。我国则不然。我国革命的特点，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是文章的上篇与下篇的关系，二者直接衔接；在民主革命阶段，又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从发展到城市，在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武装割据的地区，建立了新民主主义政权和新民主主义经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中包括了社会主义性质的公营经济和具有社会主义因素的合作社经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建立的是新民主主义社会，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从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过渡到社会主义经济形态。我同意柳随年等同志的表述：1956年三大改造的基本完成，“表明我国已从过渡时期的多种经济成分构成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制度变为公有制经济占绝对优势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中国社会主义经济简史》第147页)根据中国经济发展中的具体情况，周秀鸾同志曾提出：“研究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遇到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应该从什么时候开始”的问题。“所以会遇到这个问题，是由于中国革命和中国经济发展有其特殊性”。“在根据地产生了新民主主义经济，其中包括社会主义性质的经济成分，而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则产生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当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形态发展史时，当然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开始；当我们研究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史时，就不能不从包括社会主义经济因素的新民主主义经济形态人手。”①这个意见是值得重视的。1840年以后的中国经济史若按经济形态划分，可以分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经济史，新民主主义经济史，社会主义经济史。(有人认为还应列上殖民地地区的经济形态)“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中的“社会主义经济”一词的，若指社会主义经济成分，似乎应从土地革命时期写起；若指社会主义经济形态，似乎应从1956年三大改造基本完成后写起。
第二种意见，主张称这门学科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将1949年lO月l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的经济历史称之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名实相符，不可能出现异议。相对“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史”一词，这个名称的内涵要宽一些。用此命名书籍或课程时，其内容理应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内各种经济发展过程。同时，按此体例，1949年10月l日以前的中国经济史，似乎要称为《中华民国经济史》、《清朝经济史》……等等。若把1840～1949年9月的中国经济发展过程称为“中国近代经济史”，而将1949年lO月以后的经济过程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显然是体例不一致。
第三种意见是：称为“中国经济史”，问题在于“中国现代’一词的具体含义。对中国的“近代”指的是哪个时期，“现代”指的是哪一个时期，这个问题我在1956年1月26日中国人民中国历史教研室举行的“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会”上发言时提出：“近代”的内涵应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期，具体时间是1840～1949年9月；“现代”的内涵是社会主义社会时期，具体时间是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年代。②这个意见当即得到与会者林敦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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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重读(必须注意经济)和(我们的经济政策)》，载《江汉论坛》1984年第5 期，第32页。
② 该发言稿的摘要发表在《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的讨论》，《历史研究》》1957年第3期；或《新华半月刊》1957年第10期；或《中国近代史分期问题讨论集》第206～215页。
等老师的鼓励与支持。1956～1957年，我们在编写《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讲义》(高等出版社1958年版)时，就是按照上述意见断限的。随后，在《关于中国近代国民经济史的分期问题》一文中，进一步说明了这样断限的根据，经过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那场讨论，①从以后出版的论著看，在经济史学界似乎已取得一致的看法。在通史学界直到最近，仍有坚持“现代”即1919—1949年观点的。“现代”一词的实际所指是随着的演变而变化的。认为五四运动以后的历史属现代史，是30年代出现的观点，40年代颇为流行。在那时，这种称谓是合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换了人间，中国已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代，若仍把1919—1949称为“现代”，那末，1949年lo月以后的这个时代又称为什么呢?称为“当代”?“当代”即“现代”，“现代”即“现在这个时代”。我国现代是社会主义时代，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代，已不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时代，也不是民主革命时代了。时代换了，仍沿袭旧时代关于“现代”的含义，就落后于时代了。相信在不久的将来，通史学界也会就此取得一致意见的。
上述三种称谓，是按不同标准区分经济史时期的结果。1949年10月1日以后的中国经济史，可以称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中国社会主义时期经济史”、“中国现代经济史”。由于早已存在“中国古代经济史”和“中国近代经济史”学科与课程，由于习惯用于“古代”、“近代”、“现代”区分时期，也由于“现代”这个词简短、明确，“中国现代经济史”这个称谓可能将逐步地为人们所共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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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讨论情况见《关于中国近代经济史分期问题的讨论》，1961年1月16日《光明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