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清时期势力最大的商帮——晋商

晋商，是指14世纪中叶到20世纪初(明清)以善于经商而着称于世的山西商人，山西简称晋，故名晋商。在当时，晋商是中国国内势力最大的商帮，也是国际贸易中一大商人集团。中国近代思想家梁启超先生说：“鄙人在海外十余年，……独至有此、有基础又能继续发达的山西商业，鄙人常以自夸于世界人之前”①。梁氏何以如此高度评价明清时期的晋商呢?原来明清晋商确有不凡之处。

晋商的成就

    1．资本最雄厚的商人。晋商资本从明前期积累，到中后期已有相当规模。明人沉思孝说：山西“平阳、泽、潞豪商大贾甲天下，非数十万不称富”②。明人宋应星说：“商之有本者，大抵秦、晋、徽郡三方之人”③。入清以后，随着商业活动范围的扩大，晋商资本又有大幅度增加。据《清高宗实录》卷1257载：“山西富户，百十万家资者，不一而足。”惠亲王绵瑜说：“伏思天下之广，不乏富庶之人，而富庶之省，莫过广东、山西为最。”④大体说来，明代山西富商资产一般为数十万银两，清代则达数百万两到千万两以上，其资本之雄厚，堪称为最。

    2．经营行业多，足迹“遍天下”。明清晋商经营行业很广泛，有“上自绸缎，下至葱蒜，无所不包”之说。从其经营行业来看，大致有盐业、粮食业、棉布业、棉花业、丝绸业、茶业、绒货业、颜料业、煤炭业、铁货业、木材业、烟草业、药材业、纸张业、干鲜果业、饮食业、书业、鞋业、典当业、玉器古玩业、油业、铜业、洋货业、杂货业、账局、票号业等。其活动范围，遍及华北、华中、江南、西南、西北、东北各地，北京、天津、张家口、汉口、南京、苏州、广州、成都、重庆、杭州、开封、洛阳、沈阳、长沙、济南、上海等商埠是活动比较集中的地方，西北新疆古城、伊犁、塔尔巴哈台，西南打箭炉、理塘、巴塘、东北宁古塔、墨尔根(今嫩江)，东南、海南岛等边陲海岛都有晋商的足迹。有人说：凡有麻雀飞过的地方，都有晋商的足迹。当然，此乃形容之语，但也可见其足迹之广。

    晋商还积极开展国际贸易。早在明代已有山西商人“兴贩于海外”，入清后在长达两个多世纪的恰克图对俄贸易中，主要是山西商人在经营。山西商人还走出国界“远贾安息”(今伊朗)，并深入到莫斯科、多木斯克、赤塔等地设号经营，干隆时最大的贩运日本洋铜商，是山西介休范氏。

    3．执中国界牛耳。清后期，晋商创立了东方独有的山西票号业。山西票号，又称汇兑庄，是一种金融信用机构。到光绪九年(1883)，山西票号已有30家，并按其总号所在地形成了平遥、祁县、太谷三大帮，其分庄遍布全国各工商业城镇。咸丰以来，又为清政府汇兑大量公款，据统计，光绪三十二年(1906)七月，清政府户部外存放银，30％存放在山西票号，也就是说山西票号掌握清政府部门1／3的款项，以致山西票号一度执中国金融界牛耳。

4．开创了中国人在海外开办银行的先河。早在光绪二十年(1894)，山西祁县合盛元票号在当时被俄国势力控制的朝鲜新义州设立代办所，开始了国际汇兑业务。光绪三十二年(1907)，又在日本神户设立了合盛元支行。之后，又在日本东京、横滨、大阪及朝鲜仁川设分庄。当时的《大公报》登载《合盛元创设日本东京、横滨、神户、大阪各处支庄告白》称：“启者，近来环球大通、商务争盛，而国家特设专部鼓励讲术，惟我商人亦须及时起发，以图扩充。乃观各国银行所司无异，然独不能出洋半步，良可慨也。有鉴于此，因特选派要人，提出重款，先至东洋各处创设支庄”。日本外务省档案馆现仍保存着明治十一年(1908)由合盛元票号汇兑中国留日学费的档案资料。合盛元票号不惧风险，远渡重洋设立支庄，开创了我国金融机构向海外设庄的新纪元。

天时、地利与人和

    那末，晋商是如何兴盛的呢?这就是占有天时、地利、人和之故。

    所谓天时，即历史机遇。晋商在明清时代，曾经4次抓住大的历史机遇，得以施展其才能，取得长足。第一次是在明初，明王朝为了防御蒙古各部南下骚扰，特设九大边镇，并沿长城线驻扎军队。据统计，经常驻军有八九十万。俗话说：“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幺多的军队和马匹，需要大量的军饷才能维持，从而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军事消费区。对此，明王朝推行开中制作为解决军饷的重要手段。所谓开中制，就是由商人承办边镇需求的粮食等军需物资，官府给予商人盐业专卖权，以获取高额利润。山西位于长城内侧，九边之首大同及偏关镇均在山西境内，宣府镇也邻山西，于是山西商人以“极临边境”的优势，一俟明初开中制实施，便捷足先登，纷纷进入北方边镇市场，集粮、盐、布商于一身，兴起于商界。晋商抓住的第二次历史机遇，是在明中叶。明中叶，随着商品的发展，开中纳粮制已不能适应需要。弘治五年(1492)明王朝把开中纳粮改为开中纳银，同时提高了盐引值。面对这一新情况，晋商不失时机改变经营方针，实行四个战略转移：即盐业经营从边镇转向各大盐区，经营项目由盐粮布转为多业经营，活动范围由纳粮开中地区转为向全国各地发展，经营方式上在独资、资金等基础上出现了行帮、伙计制等组合形式，增强了商业竞争力，于是从明中叶以来，晋商成为当时势力最大的地方商人集团。晋商抓住的第三次历史机遇，是在清前期。入清以后，随着国家的统一，局面的相对稳定，社会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发展，特别是在开发边疆地区经济方面，取得了明显成效。面对这一历史机遇，晋商大力经营，积极开拓。他们首先看中清王朝推行的满蒙友好政策，积极开展旅蒙贸易。接着，垄断恰克图对俄贸易。第四次历史机遇，是在清道光以后。17世纪后国内商品货币经济已较活跃，赋役征收和薪饷发放已经用银，货币地租也有所发展。鉴于货币流通、资金调拨和结算的需要，山西商人又先人一步看出商业对金融的需要，就在账局的基础上首创山西票号业，使晋商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

    地利，就是占有地缘、地理优势。明初实行开中制解决边镇军饷的时候，山西商人便以“极临边境”的地理优势捷足先登，进入北方边镇粮食市场。山西位处北方蒙古草原单一的游牧经济区域和中原汉族广大农业、手区域之间，“路当孔道”。入清以后，山西作为“商贾之途”，设在山西境内的驿站，较明代增加了一倍多，对山西与省外经济的联系，具有重要的经济意义。

    人和，即人的素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包括文化、生活等各个方面。孟子曰：“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⑤。晋商之人和主要表现在如下几个方面：

    1．爱国是第一要义。明清晋商继承了中国古代商人光荣的爱国传统，把爱国看成是大节，是商人安身立业的第一要义。晋商的爱国壮举，最突出的是清朝末年积极参加山西民众的争回矿权运动，并为保卫国家矿权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光绪二十四年(1898)，英商福公司与清朝山西官方秘密签订了开采山西平定、盂(县)、潞安(长治)、泽州(晋城)、平阳(临汾)的煤铁矿藏合同。光绪三十一年(1905)，英商大摇大摆地来到山西平定等地，蛮横地占山开矿，查禁民窑。平定等地各界人士首先起来反抗，接着省城、绅商各界人士纷纷举行集会和示威游行，抗议清朝当局出卖矿权的行径。消息传到日本，留日的山西籍立即联名函电清政府，要求废约自办。特别是山西留日李培仁投海自杀，并留下万言遗书：痛陈列强夺利权和害我民生的暴行，号召民众团结一致，爱国护矿，不使矿权落人外人之手。晋省学、绅、商各界在太原为李培仁举行追悼大会，群情激愤，同仇敌忾，誓死保卫矿权，把山西民众争回矿权的运动推向了高潮。到1908年，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终于取得胜利，英福公司被迫同意终止合同。在山西人民的争回矿权运动中，晋商一直是积极参加者。英福公司虽然被迫同意终止开采合同，但坚持要山西赔偿“原合同应索之款，并多项的损失之利益”，计银370万两，并限定一个月内交清50％。当时山西当局财政拮据，根本拿不出这笔款项。在清政府不可依赖的情况下，晋商为了“保晋省荣誉”，以民族的利益大局出发，同心协力，旬日筹齐赎矿银，保证了山西煤铁矿权的从英商手中按时收回。

    2．以义制利。晋商主张见利思义，“诚召天下客，义纳八方财”。明代著名晋商王文素经商40余年，取得了巨大成功，他经商经验说：“夫商与士异术同心，故善商者处财货之场，而修高明之行，是故虽利而不污”，“故利以义制，名以清修，各守其业”⑥。清代山西介休商人范永斗，在清兵入关前与满族经商“久着信义”，受到清王朝的垂青，清朝统一全国后，被挑选为皇商。山西高平富商赵氏，开办的商号，买卖公道，童叟无欺，取信于人，致八方顾客近者悦，远者来。晋商还十分崇拜关羽。关羽，山西解州人，东汉末三国初人。关羽走上神坛至迟在隋代已经出现，以后又经历代皇帝屡屡加封，到明清时关羽已上升到很高的位置。晋商崇拜关羽，除了因关羽是同乡，有着荣誉感和自豪感外，更重要的是因为关羽具有“义薄云天”、“义利分明”、“信义昭著”、“言必忠信”等传统美德，故把关羽做为信义之神来崇祀，以关羽的“信义”来取信于顾主，摒弃欺诈、伪劣等行为。同时从关羽的身上汲取正气力量，有效地规范商业行为。这种从精神上、观念上的约束，使先义后利，以义制利，渐成为晋商价值观的核心。

    3．用人唯贤。晋商主张人才使用为立基之根本，认为“得人者兴，失人者衰”⑦。其用人原则有三：一是避亲用乡。即用人回避戚族，而录用本乡本土之人，因为同乡间最为知根底，所谓“同事贵同乡，同乡贵同心，苟同心，乃能成事”。二是择优保荐。即被录用人须有保证人推荐，被保荐者入号后如有越轨行为，保证人负完全责任。这种择优用人制度，杜绝了人情干扰，优化了人员素质。三是破格提升。即一旦发现人才，就打破常例，破格提拔，委以重任。

    4．修身正己。晋商主张经商者首先要有敬业精神，认为商与士农工是同等事业，同为本业，同样要敬，以至山西有“学而优则商”之风。由于晋商把商业作为一项崇高的事业来对待，从而成为他们经商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二要有进取精神。许多山西商人原本贫寒，他硬是靠“自强不息”的进取精神，顽强不屈，不畏艰险，白手起家而成大业。三要勤俭为本。晋商认为“勤俭为黄金本”。

  所以清康熙帝说：“晋商多俭，积累易饶”⑧。

    5．善于商术。晋商善于审时势，故在经商活动中常有大手笔。他们还很重视信息，对瞬息万变的市场，能够灵活机动应付。他们做生意不随波逐流，不图非法之利，讲求薄利多销，以诚信待客，慎待相与，即不随便与别的商号建立债务关系，只在了解对方的情况下才建立相与关系。

6．管理有方。晋商商号均定有严格的号规，约束商号财东、经理、伙计的行为。如财东平时不能随意支取商号钱款，商号包括经理在内一律不准携带家眷等。此外还有经理责任制，明确规定经理有权处理号内一切事宜，财东不能干预，只是静候年终决算。学徒制，包括对学徒业务技能和做人的培育。人身顶股制是晋商的创造，即号内人员可按照职位、资历、贡献，分别顶若干身股，身股与资本股(银股)可以同样按比例分红。这一制度大大调动了员工的积极性，增强了商(票)号的凝聚力。

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落

    晋商的衰败在清末，晋商是何以衰败的呢?笔者以为既有客观因素，也有自身原因。从客观上讲，主要是当时的近代化进展相当缓慢。1898年推行的“戊戌变法”仅103天就遭到了失败，也就是说在新旧势力的斗争中，旧的势力相当强大，而新的势力无论从思想、、领导者、群众发动等方面都很不成熟。在中国尚不具备近代化的条件下，晋商是难以超越社会现实的。尽管晋商的中在某些方面含有向近代化转化的因素，但其进展也是非常缓慢。因此，一度辉煌的晋商，随着清王朝的灭亡而衰败。

也是的。其客观原因具体来讲：其一是外国资本主义侵略的。鸦片战争后，西方列强打开了中国的大门，外国资本主义势力利用其在中国攫取的特权，挤压中国工商业者，使中国的手、商业蒙受重大损失。如晋商垄断的恰克图对俄贸易，由于沙俄胁迫清王朝后签订了《天津条约》、《北京条约》、《中俄陆路通商章程》、《改订陆路通商章程》等不平等条约，使俄商获得自由贸易特权、免税特权，并深入内地进行经济掠夺，而晋商与俄商相反，需逢关纳税，遇卡抽厘，自然难以与俄商抗争，致恰克图对俄贸易终于衰败。其二是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明清王朝由于其封建性，而具有保守、顽固、封闭、落后、腐朽的一面，特别是两次鸦片战争中清王朝的腐朽无能表现得淋漓尽致，丧权辱国的条约使中国在半殖民地国家的泥坑中越陷越深。清王朝的腐败和帝国主义的侵略，激起了中国人民反对清朝封建统治、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爆发了太平天国、小刀会起义、义和团运动等，在政府腐败，战事频繁的情况下，晋商接连遭受损失。清人徐继畲说：山西人“买卖在三江两湖者，十居八九，自粤匪窜扰以来，南省半为贼扰，山西买卖十无一存”⑨。而封建政府又肆意压榨，课税相当繁重，除商税、关税外，清季到处设卡收取厘税，使商人备受其苦。捐输则使晋商更受其害，徐继畲说：“晋省前后捐输已至五六次，数愈千万”⑩，捐输已成晋商之沉重负担。其三是近代发展后贸易路线的改变。如晋商对俄、欧贸易主要是利用驼、马、车经塞北、蒙古大漠等陆路，但是随着天津、大连、海参崴海上运输的发展，中东铁路、京绥等铁路的通车，山西商人原有的地理优势已渐失去。近代交通的发展，改变了商品运输路线，以致晋商失去了旧有商路上的营业市场。

晋商衰败的自身因素有四：一是结托封建政府。晋商明初以为明王朝筹集北方边镇军饷而崛起，入清后充当皇商而获商业特权，清季为清王朝代垫和汇兑军协饷而执界牛耳。晋商因结托封建政府而兴，但当封建政府走向衰亡时也必然祸及自身。可谓“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二是墨守陈规，思想保守。清末，由于外国资本主义的入侵，封建政府的腐败与内乱外患的影响，山西票号已呈衰落状态。适应时势，改革图存，是山西票号存亡之关键，晋商中许多有识之士认清了这一新的形势提出了改组票号的建议，但是由于一些财东和总号经理目光短浅，拒绝改革，以致失去了发展机遇。甚至清政府邀晋商参加组建大清户部银行时，也予以拒绝，致坐失机缘。后来户部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致江浙财团后来居上。三是“以末致富，以本守之”的传统观念，束缚了晋商的发展。晋商资本大量流向土地，其结果很大晋商资本主要投入了投资额大、见效周期长、管理要求高的近代煤矿业，而不是投资少、周转快、利润高的棉纺、面粉、卷烟等轻纺工业，致使大量资金积压，从而陷入困境。

对近世中国社会发展的影响

    其一，晋商通过他们的商业经营和金融活动，促进了地区间的联系，扩大了国内外贸易市场，对中国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起到了推动和促进作用。例如，旅蒙晋商深入蒙古大草原贩运商品，又把蒙古地方的畜牧土特产品贩运到全国各地，密切了蒙民与内地的联系。旅蒙晋商进入蒙古以后，自觉不自觉地把汉族的生活方式、技术文化传给游牧民族，对蒙古牧民的生计产生了影响。互通有无的经济联系，也促进了内地经济的发展。蒙古草原成了内地手工业、农产品销售的广阔市场，同时也刺激了内地加工业的发展与繁荣。正如明人李长鼎所说：“燕、赵、秦、晋、齐、梁、江淮之货，日夜商贩而南；蛮海、闽广、豫章、楚、瓯越、新安之货，日夜商贩而北”⑾，南北区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加强了相互间的了解和认识。

    其二，促进了城镇的发展。例如，塞外包头城原非城镇，是山西祁县乔姓商人先在该地开设复盛公等商号后，才逐渐形成城镇，致有“先有复盛公，后有包头城”之说。恰克图、库伦(乌兰巴托)、乌里雅苏台、科布多、多伦诺尔、归化(呼和浩特)、张家口、集宁、卜奎(齐齐哈尔)、朝阳等城镇，都是在晋商的推动下而兴起。晋商对内地城镇的繁荣也起到了推动作用，如明代军事重镇大同，由于山西商人在这一带经商，使大同“繁华富庶，不下江南”。此外，运城、平遥、太谷、祁县，以至北京、天津、上海、重庆、南京等商埠，都是晋商十分活跃的地方，这些城市的繁荣和发展，晋商同样起到了推动作用。

    其三，对于中国近代工业的产生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明清时期曾有一些晋商，将其积累起来的资本投向近代生产领域，开始向早期资产转化。如明代已有晋商在贩运收购松江布的基础上，发展到投资开设工场，招募工匠，从事染色加工。清干隆时有山西商人在新疆开采铅矿，甚至聚千人开金厂。清末还投资铁路建设，如山西同蒲铁路山西商人认股100万两。山西最早的私人近代工业，是山西票号商渠本翘开办的双福火柴公司。特别是由山西商人、士绅组织的保晋矿务有限公司，已是当时有相当规模的近代采煤。

    其四，引起社会风尚的变化。以山西来说，元末明初是一个男耕女织、自然经济结构比较典型的社会。但是随着山西商人的兴起，商品经济的发展，山西民风从明中叶逐渐发生变化，“商贾之家亦雕龙绣拱，玉勒金鞍，埒王公矣”。⑿入清以后，由于山西人经商风气盛行，传统的士农工商职业观念在山西发生了变化，人们把商业排在了首位。雍正帝朱批称：“山右大约商贾居首，其次者犹肯力农，再次者谋入营伍，最下者方令读书”⒀。

其五，丰富了晋文化。山西商人的民居建筑比较集中地体现了我国北方民居建筑的独特风格，具有建筑高大恢宏，院园错落有序，建筑构件及装饰设计华美、工艺精良，集实用与高度统一的特点，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深厚内涵。晋商对山西地方戏曲的发展也有着一定影响。明清时期晋商“足迹遍天下”，并在全国各地兴建了许多山西会馆。为了满足山西人外出经商的精神需求，晋商经常出资邀请家乡戏班到各地山西会馆演出。晋商还出资兴办戏班。商路即戏路，山西戏曲在晋商的推动下得到了长足发展。山西是中国的面食之乡，各种面食据不完全统计有百余种，这些面食的发展都与晋商的大力推动有着密切关系。

————————

注：   

①  梁启超《饮冰室合集》。

②  沈思孝《晋录》。

③  宋应星《野议·盐政议》。

④  《军机处录副》太平天国，卷号477。

⑤ 《孟子·公孙丑》。

⑥  李梦阳《空同集》卷44。

⑦  李宏龄《同舟忠告》。

⑧  《东华录》康熙二十八年二月。

⑨  徐继畲《松龛全集》奏疏卷下《潞盐刍议致王雁汀中丞》。

⑩  徐继畲《松龛全集》卷31，《复阳曲三绅士书》。

⑾  《李长鼎集》卷19。

⑿  万历《潞安府志》卷9。

⒀  《明清晋商资料选编》第25页，山西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