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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领域的转型及其特点
江南市镇的近代转型，首先是从经济领域开始的。在鸦片战争后的一段时期里，外来因素对市镇的尚十分有限。从19世纪六七十年代起，随着对外开放进一步展开，外来品输入和对外产品输出呈快速增长之势，导致江南市镇的原有市场体系开始松动并走向解体，经济陷入动荡之中。如前文提到的湖州南浔镇逐渐由湖丝生产和内销中心转变为出口集散地，即是颇为典型的一个事例。又如苏州的盛泽镇以出产丝绸著称，19世纪末，全镇四乡25里范围内，有织机约8000台，年产丝绸90万匹。镇上绸商在上海建立分庄，称为“申庄”，专事与洋行交易。（注：彭泽益：《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72页。）同府的震泽镇以经丝加工和外销为特色，“所产之丝大多为苏经、丝经或称辑里丝，多销洋庄及南洋、印度等地”。（注：《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载《中国经济志》附录。）太仓州的棉业大镇黄渡，经太平军之役，又受到外来洋布的冲击，其棉织业日趋衰落。到光绪后期，镇上已是布机之声“阗然无闻”（注：《宣统黄渡续志》卷2《物产》。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嘉兴新塍等镇农家“自洋纱畅行内地，不复自纺”，由自纺自织改为用洋纱纺织。（注：《民国新塍志》卷3《物产》。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嘉定县钱门塘市和上海县法华镇则由棉织业转向桑蚕丝业，前者“育蚕缫丝，获利颇厚”，“无不桑不蚕之家，时号小湖州”；后者“兴蚕桑之利，以济棉布之穷”，“鲜茧出售，动以数万计”，（注：《民国钱门塘乡志》卷1《乡域志》；《民国法华乡志》卷3《土产》。均为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
进入20世纪前期，亦即清末至20年代，随着近代工商业进一步向内地扩散，江南市镇的经济结构和产业形态变革进一步展开，部分市镇开始由传统乡村经济中心向近代工商业城镇转变。其突出表现是：第一，近代机器工业的出现。如宝山县江湾镇先后有缫丝厂、染织厂、棉织厂等，民国初期，仅较具规模的棉纺织工厂就有7家，共有织机近700台。（注：《民国江湾里志》卷5《实业志》。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吴江县震泽镇有不少缫丝厂，30年代初，该镇震丰缲丝厂有丝车460台，雇佣工人1300人。（注：《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载《中国经济志》附录。）浙北名镇乌青的近代工业种类较多，涉及粮食加工、榨油、造船、冶铁、丝织、棉布、电气、印刷等领域。（注：《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尽管总体而言，江南市镇的近代工业在数量和规模上都相当有限，也不稳定，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手工业一统天下的传统格局，预示着产业形态变革的发展趋势。第二，近代服务业的兴起，特别是运输、、邮政、电汛等行业的发展尤为突出。其中，近代水陆交通的出现虽始于19世纪末，但其运输的基本形成则是在清末以后。金融业的变革以近代银行的出现为标志。如盛泽镇先后有不少银行机构，抗战后虽有所减少，到解放前夕尚有7家；（注：朱云云：《盛泽镇的与现状》，载《吴江文史资料》第5辑。）浙东台州的海门镇也有浙江地方银行等多家银行的分行或办事处。邮政和电讯业的发展更为普遍。从清末开始，几乎稍具规模的市镇都先后出现了邮政机构和电报、电话等电讯业。如乌青镇的电信业“属民间自由营业”，“不限时段，收发不限时间”，经营比较灵活。（注：《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濮院镇的邮务分局始设于光绪三十年（1904年），初以收寄邮件为主，后来又陆续兼营电报、电话业务。平湖县新带、新仓两镇虽规模不大，也都有专门的电讯服务业。第三，商业形态的变化。这方面首先表现为商业分工的精细和行业数量的增加。如20年代末，王店镇有商店550多家，分属近20个行业；练市镇有商店298家，分属61个行业。30年代前期，震泽镇有商店400余家，分属20个行业；南浔镇有580余家，分属77个行业。（注：《嘉兴新志》上编，第59-60页；李春霖：《吴兴练市镇的工商业调查》，载《湖州月刊》第4卷第2号；《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中国经济志》附录；《新编南浔镇志》，第125页。）其次表现为商品结构的变化。除了传统的生活消费品和土特产品外，各种生产资料交易也趋于活跃。如海门镇有不少中外资本经营的柴油、机油、煤油商行，逐渐成为浙东重要的燃油供应中心。再次表现为资本的增加和经营规模的扩大。如练市只是中等规模的市镇，1930年，其商业已呈现衰落之势，但全镇61业、298家商店的总资本仍有78560元，平均每家264元，其中平均资本额在500元以上的有18个行业、55家；全镇年商业营业总额330216万元，平均每家1108元，其中平均年营业额在2000元以上的有13个行业、43家。（注：李春霖：《吴兴练市镇的工商业调查》，载《湖州月刊》第4卷第2号。）此外，商业资本对生产活动的渗透和控制也进一步加强。如太湖地区农村的丝、棉生产多由市镇商行提供原料、资本和收购产品，农民成为商业资本的雇佣者。30年代初，震泽镇“有大小丝行约十余家，四周附近各地修丝为业者不下五千余户”。（注：朱云云：《盛泽镇的历史与现状》，载《吴江文史资料》第5辑。）
然而，20世纪前期江南市镇的经济转型又是十分有限的，并没有能够完成向近代形态的全面飞跃。特别是到30年代，随着的进一步动荡，农村经济的日趋萧条，国际市场竞争的加剧，江南市镇普遍呈衰落之势。浙北嘉善县在30年代前期的数年之内，“因受农村经济衰落影响，倒闭商店约有五百七十余家”。该县枫泾镇地处沪杭铁路江、浙交汇点，四乡农民收入素以养蚕、造纸、织绸、织布、制砖瓦坯等业为生，“因产品不加改良，机制货物充斥，有每况愈下之势”。同县干家窑、天凝庄、下甸庙等均以窑业为特色，鼎盛时共有窑墩720余座，从业者多达十余万人，每年产砖在十亿块以上。但到1936年，营业窑墩只剩下380座，产量剧减至几千万块。（注：《嘉善县地方性教材》，民国嘉善县政府科编，1937年。）江南其他地区的市镇也与此类似。如濮院镇机户数量由全盛时的2000家减至1935年前后的约200家；（注：《嘉区一瞥》下册，1936年元旦特刊。）盛泽镇丝业生产由于“人造丝织品之竞争，一落千丈”；（注：赵如珩：《江苏省年鉴》，第1365页，新中国建设学会出版，1935年。）震泽镇经丝行由1919年的近80家减至30年代前期的10余家。（注：彭泽益：《中国近代手工业史资料》第二卷，第642页；《江苏省吴江县震泽镇经济概况》，载《中国经济志》附录。）抗日战争爆发后，江南地区再次卷入大规模战乱，农村经济陷于破产，市镇工商业奄奄一息，其近代转型全面受阻。1948年，乌青镇虽仍有各类店铺937家，但从业人员仅1864人，平均每家2人；海门镇由于物价飞涨，“商人囤积居奇”，商业“愈见零落”。（注：《新编乌青志》，未刊油印本；项士元：《民国海门镇志》卷7《生活附物价》，民国刊本。）
上面所述是江南市镇经济近代转型的一般过程。如果落实到生产型、消费型和交通型等不同类型的市镇，其具体情况又是有所不同的。
棉业和丝业市镇是江南生产型市镇的主体。其中，棉业市镇受洋纱、洋布输入和国内机器纺织业的冲击最大，其经济起伏也尤为突出。概括起来，主要有五种情况：一是完全丧失发展空间而走向衰落。如松江、太仓等地不少传统棉业市镇的衰落，多属此类。二是凭借特色产品在一段时期内得以继续维持。如苏州章练塘镇所产丝布、绉布、柳条布、蚂蚁布、芦席布，细致而有特色，一度“颇为西商所争购”。直到民国初，才逐渐衰落。（注：《民国章练小志》卷2《物产》。上海书店中国地方志集成本。）三是转移生产重心，以适应市场需要。如前文提到新塍等镇农家采用洋纱织布，也有部分市镇由纺织转向棉花种植与贸易。但这类市镇易受市场波动的影响，发展不稳定。如南翔镇因充当棉花集散中心而在20世纪初兴盛一时，但时过不久，便沦为一般性农副产品集市，市场交易多为粮食，蔬菜之类的日用消费品。四是引进机器工业，实现主体产业的升级。这种情况属于个别现象，从现存有关资料的记载来看，只有江湾等少数市镇初步实现手工业向机器工业的转变。五是调整产业结构，以获得新的发展空间。如钱门塘市和法华镇由棉织业转向桑蚕缫丝业，便是这类情况。
丝业市镇的情况又有所不同，外力楔入所带来的与其说是挑战，不如说是发展机遇，在19世纪后期至20世纪20年代，随着国内外市场对蚕丝和丝织品需求的持续增长，江南丝业市镇实际上经历了其发展史上的又一个黄金期。直到20年代末以后，由于在生产和经营方式上始终没有发生根本性的革新，生产工艺落后和品种单一的劣势日益明显，在与以日本为代表的国外丝业的竞争中逐渐处于下风。有的因此完全走向衰落，有的勉强维持，更多的则转变为一般性农村商业中心。如著名丝业巨镇濮院，丝绸业“营业凋落”。1929年，全镇绸户仅剩85家，织机百余台，固定织工37人，闲散织工300余人。（注：《嘉兴新志》上编，上海刊印，1929年，第87页。）到30年代，丝织业已不再是该镇的支柱产业。另一丝业巨镇南浔也与此类似，桑蚕丝业在四乡农民家庭收入中所占的比重逐渐由7/10降至3/10。（注：《民国濮院志》卷14《农工商》；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中国经济统计所印行，1928年，第29页。）抗战前夕，全镇有204家作坊和工厂，与丝织业相关的仅9家；在583家商店中，与丝织业有关的仅60余家。（注：朱从亮等：《南浔镇志》第2册，第2页，1984年油印本；《新编志浔镇志》，第125页。）
消费型市镇以日用消费品贸易为特色。其中小规模消费型市镇实际上充当了乡村集市的角色，其商业活动具有明显的期日市特征，即临时性场市活动占了主体，固定商业只是附带和补充。据1935年刊印的《鄞县通志》记载，在该县众多小型市镇中，固定商业店铺多的不过20余家，少的则根本没有；而集市商摊多的有上百家，少的也有10多家。由于这些市镇基本上仍停留于乡村基层商业点的状态，其近代转型主要表现为与外界的市场联系有所增强，并由此在一定程度上获得新的发展动力，在数量上呈不断增加之势。中等规模的消费型市镇具有两重性：一方面，它们并未完全摆脱农村基层贸易点的形态；另一方面，其商业活动又有一定的稳定性，形成了较成型的街市格局和近代城镇经济的部分特征。如嘉兴县新丰镇在以生姜生产和贸易为特色的同时，也出现了一些小规模的近代工业；同县新篁镇通轮船，有电厂，“店以业米及南货最多”。（注：《嘉区一瞥》下册，1936年元旦特刊。）相对而言，大型消费市镇受外来影响较大，其近代转型也比较明显。如台州泽国镇在19世纪后期尚处于乡村集市形态，到20世纪30年代中期，已发展成为具有一定近代特征的工商业城镇。镇上各种市场和商号林立，金融业活跃，内河轮运和公路交通发达，邮政和电讯服务业较为完备。街区面积有0.22平方公里，居民2527户，10892人。（注：《新编泽国镇志》，第77页。）
交通型市镇以流通性商业为特征，其经济兴衰直接受制于交通条件和商品流通趋向，因而受近代交通发展和市场格局变动的影响也特别明显。以乌青、海门两镇为例：前者自宋代以来一直是江南著名的内地交通名镇。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随着内河轮运业的兴起，该镇形成了连接上海、杭州、苏州、嘉兴、湖州等大中城市和周边乡镇的水运网络，从而在一段时期内继续保持了地区性水路交通中心和商品转运中心的地位。到30年代前期，全镇大小工商业店铺有上千家，其中包括粮食加工、榨油、造船等近代机器工业；电气业和邮政、电报、电话等近代电信业也相继出现。不过，由于一直不通铁路和公路，随着地区商品流通格局的变化，其交通优势日益丧失，加上社会动荡和农村经济的萧条，此期的乌青镇实际上已开始呈现衰落之势。如原本作为大宗商品的生丝，每年的流通量降至二三百包；茧行和绸庄的数量由几十家减少到数家；典当业由兴盛时的13家减至1家；其他商品贸易也是“逐年减缩”，日显萧条。（注：以上参见《民国乌青镇志》卷21《工商》。）地处浙东的海门镇是19世纪后期随着近代沿海航运业的发展而兴起的港口市镇。到20世纪前期，逐渐形成了以海运为主，包括内河航运和公路运输在内的相当完整的交通体系。在此基础上，食品加工、纺织、日用化工、船舶制造、汽车修理等近代工业相继兴起，形成了18个行业门类，超过了传统手工业门类。生产资料、生活资料、农副土特产品的流通十分活跃。1929年，全镇经营日用生活品的店铺有154家，总资本近36万元，从业人员近千人。抗战前夕，全镇年输出麻帽600万顶，草席40万条，棕线8400担，茶叶1200担，桐油等非食用脂4200担。金融业也相当发达，浙江地方银行、中国银行、瓯海实业银行、临海银行等先后在该镇设立分支机构。（注：以上参见陈国灿、高飞：《历史视野中的浙东南乡村城镇化进程》，浙江出版社，2002年，第171-180页。）
三、领域的变化及其特点
与领域的变革相联系，江南市镇的社会生活也逐渐发生一系列的变化，呈现出新旧交织的特点。
在社会管理方面，自宋代以来，尽管历代政权在部分较具规模的市镇都派驻一定官员，负责征税和维持治安，但市镇一直不是正式的农村行政单元。20世纪初地方自治运动的兴起，开始了重整农村行政体制的过程，其重点就是建立以市镇为中心的行政体系。到二三十年代，江南各地基本上建立起区（镇）——镇（乡）农村两级行政体系，从而实现了市镇行政管理的重大变革。与此同时，借助于近代民主运动，各种民间组织大量涌现。除了传统的行业组织外，又有商会、农会、渔会、会、妇女会等近代社会团体。这些社会组织和团体积极参与地方管理，争取和保护地方权益，开展公益活动。如濮院镇商人先后集资组织“濮镇保商团”、“桐界保卫团”、“嘉界保卫团”，参与地方治安和商业秩序的维护；该镇的一些团体还陆续创办了机织传习所、机业初等小学、濮镇女学社、端本女子完全小学等教育组织。（注：《民国濮院志》卷7《公署》。）不过，市镇的民间组织和团体大多由地方乡绅和权势者把持，其组织结构有着明显的等级性，仍具有传统乡里族群组织的特点。
在社会生活方面，近代工商业和相关行业的兴起，使市镇居民的职业进一步趋于多样化，部分新兴职业吸引了不少从业者。如1946年，南浔镇从事人事服务的人员多达3375人，占全镇人员总数的1/3多。（注：《吴兴县南浔镇镇职业分类统计》，1946年12月。）同时，市镇居民和一般农村居民之间的收入差距呈扩大之势。据1932年调查，南浔镇工商业管理人员的年平均收入为263-408元，一般雇员为27-106元；同期西塘镇工商业管理人员的年平均工资为144-360元，一般职员为96元左右。（注：佚名：《南浔》，1932年油印本，湖州市档案馆藏。）另据1934年调查，南浔镇所在湖州各县农业雇工的收入，长、短工年工资的最高额分别只有80和40元。（注：冯和法：《农村经济资料》续编，上海黎明书局，1935年，第741页。）市镇居民的贫富分化也在加剧。那些资本雄厚的富商大贾，其财产和收入远非一般居民所能比。如南浔镇聚集了为数不少的巨商，资产多的超过2000万，少的也有数十万至数百万。（注：刘大钧：《吴兴农村经济》，第123-124页。）即便是一般居民之间，收入差距也很大。如前面提到的南浔镇，其管理人员的平均最高年工资是一般雇员最高工资的近4倍，最低工资更达到一般雇员最低工资的近10倍。市镇工商业的一般雇员大多来自周边农村破产农民，他们生活很不稳定，随时都有失业的危险。1937年，西塘镇共有居民15448人，人员7286人，仅占总人口的一半，其余除未成年和年老者外，有相当部分属于失业人员。（注：《新编西塘镇志》，上海书店，1991年，第64页。）
在教育和文化方面，19世纪后期，江南市镇的教育基本上仍以传统私塾、书院为主。20世纪前期，新式教育才逐渐兴起。如海门镇在20世纪初的近10年中，先后出现10所小学，包括2所女子小学和1所中学。这些新式学校大多由民间创办，规模小，管理不规范，教学陈旧，经费不足，往往旋起旋仆，很不稳定。进入民国时期，该镇的近代教育逐渐走上相对稳定的发展道路，逐渐形成了包括普通教育、专科教育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较为完整的近代教育体系。（注：项士元：《民国海门镇志》卷4《书院和学校》。）不过，从总体上讲，江南市镇近代教育的发展仍相当有限。据《1947-1948年嘉善县修志馆调查初稿》记载，在该县西塘镇适学人口17324人中，接受各层次教育的共有5497人，占31.7%。也就是说，全镇文盲率在2/3以上。特别是女性的文盲率，更高达81%。（注：按：原稿并没有明确列出适学人数，文中适学人数系据其所载各级受教育者与文盲人数之和得出。）与近代教育的兴起相联系，从20世纪初开始，诸如图书馆、文化馆、馆、剧院、文明戏、电影等部分近代文化也开始传入市镇，虽然没有因此成为市镇文化的主流，却给居民社会生活带来几丝近代气息。如南浔镇于1938年建立剧场，以演戏为主，也放映电影和说书，后改称大剧场。在泽国镇，1915年创办的文林书社拥有资金上千元，专售新式书籍和科教育书。1929年成立的民众教育馆，在进行成人教育的同时，又发挥文化普及和组织的作用。馆内设有图书馆、体育场、娱乐室等，积极开展各种文化活动。1938年，该馆由镇属改为区立，1940年又升为县立，组织机构更为严密，社会也进一步扩大。镇上还出现了许多剧团，如1931年成立的怒吼剧团，1933年成立的泽国剧团，1937年成立的鸣戈剧团等。（注：《新编泽国镇志》，第381-388页。）
在社会风气与习俗方面，随着近代因素的影响，到20世纪前期，江南市镇居民的生活观念也发生一些变化，进而影响到社会风气的嬗变。《民国海宁州志》卷40《风俗》云：“近今欧化风行，古礼蔑弃，号为文明别成婚缔。变媒妁之称曰介绍人，男谐女允，证人定盟。设礼堂，会宾朋，观礼有券，履屐如云。登台演说，贺辞缤纷，指环交换，鞠躬有文，百年偕老，如是云云。斯礼也，始于游学泰西归国行之者为多，近则渐染于习俗，取其简俭，而礼化荡然矣。”“渐染于习俗”、“礼化荡然”等语正反映了近代自由恋爱观念和文明婚礼风气的传入对传统思想和习俗所产生的冲击。另据《民国乌青镇志》卷19《风俗》载：“风气渐趋，间有先由男女同意，始行请示父母，互换饰物，再挽冰人行传经纳采之礼。”这里有两点值得注意：其一，“间有先由男女同意”，表明这种现象只发生于部分人中间，并不广泛；其二，“再挽冰人行传经纳采之礼”，表明新旧婚姻的互相结合。显然，近代观念与风气的出现，并不意味着传统观念和习俗在市镇居民社会生活中所处的主导地位的丧失。事实上，就市镇的社会风气而言，远未达到近代的状态，按《民国乌青镇志》的介绍，直至30年代，该镇的时序节日与传统风俗并没有明显变化，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市镇社会生活新旧交织的特点。
四、几点结论
通过前文的考察和，我们可以得出以下几个结论：
在经济方面，江南农村市镇的近代转型大致有三种情况：一是升级型，即由传统手和商业上升为近代工商业形态。应该说，这种情况并不多见。特别是手工业向近代工业的转变，除个别市镇外，绝大多数都没有真正完成。相对而言，商业和市场的变化较为明显。特别是在商业结构与体系以及与国内和国际市场的联系方面尤为突出，许多市镇的经济波动，正是在国际市场的冲击下出现的。二是调整型，即调整产业的内部结构，改变原有产业的发展重心。这种情况在棉业、丝业等生产型市镇中较为常见。三是转移型，即根据社会环境和市场的变化，改变原有的产业特色。这种情况往往伴随着产业体系的大调整，如棉业市镇转向桑蚕丝织业生产便属此类。不过，最常见是由原来以一种或几种产业为特色转变为一般综合性的农村商业中心。20世纪30年代以后，由于近代化进程受阻，相当部分市镇都不得不走上这条道路。
在社会生活方面，江南农村市镇同样没有完成向近代化的全面转变。以市镇为中心的农村行政体系的建立，固然有助于市镇向近代城镇的方向发展，但也意味着政府对市镇政治控制的加强，在当时特定的社会环境下，又压缩了市镇的发展空间。居民贫富分化的加剧，从内部影响到市镇的社会的稳定和正常发展。近代教育和文化的出现，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市镇作为农村教育和文化中心的地位，却没有成为推动市镇近代化的强大动力。生活观念和风气的变化，又与传统生活方式和习俗的延续并存。
就市镇转型的结果而言，基本成功和完全失败的情况都不多见。大多数江南市镇在逐渐形成近代工商业城镇的部分特征的同时，各种传统因素仍大量存在，并在很大程度仍起着主导作用，从而表现出由传统走向近代的过渡形态。这种情况的出现，既与当时的社会大环境有关，也与市镇自身的内在因素密不可分。由于传统市镇是以小农家庭生产和个体商品生产为基础的，其近代转型主要不是由于农村经济的重大变革，而是在外部因素的冲击下被动发生的。正是自身缺乏足够的内在动力，加上传统因素的顽固性，使得江南市农村市镇普遍呈现出经济上的“半截子”近代化和社会上的“二元结构”的显著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