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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河南
金代河南主要在黄河以南地区，不包括现在的豫北地区。河南南部自北宋时就是地旷人稀，经宋金战乱且又为宋金边防地区，至金代长期仍是人口稀少，落后。在金代盛时的金世宗朝，还是“人稀地广，蒿莱满野”。以当地经济。个别地方如汝州郏城县（今河南郏县）则是“地腴俗厚，而民富庶，侔于他邑。”
而金政府迁都南京（今河南开封）更使河南地位陡然上升。河南经济随之发展起来。金宣宗兴定五年（1221年）省臣奏：“今河南郡县多古所开水田之地，收获多于陆地数倍。”其中以南阳（今河南南阳）最为典型。兴定四年参知政事李复亨言南阳有稻田500余顷，“亩可收五石”。次年五月南阳县令李国瑞又开水田400余顷。
元朝河南在金朝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蒙古军攻克开封时要屠城，耶律楚材劝阻道：“奇巧之士，厚藏之家，皆萃于此。若尽杀之，将无所获”，遂保住了城中147万人民。可见其农业、手、商业都很发达。此后我们还能看到，汴梁路农业不断有新的进展，以水稻种植为突出证例。元初，属县长葛县尹赵志，即在县南低洼之地引潩水开创稻田300余顷。临颍（今河南临颍）邓艾口也有民间稻田300顷。以路总管的级别专管汴梁路官营稻田事务，可知这里的水稻种植面积相当广大。元顺帝至正十二年（1352年），又添设都水庸田使司于汴梁，“掌种植稻田事”。朝廷专门机构特设于此，表明开封水稻生产达到新规模，地位日益重要。在古代开封上，类似情况是仅见的。
豫北卫辉路、怀孟路（今河南卫辉、沁阳）在优良的环境中持继发展。卫辉路“地当冲要，泉城水温”，“民情颇事商贾，地饶俗淳，勤于播种”；怀孟路“土壤腴润，其民纯实……虽地有肥硗之殊，而颇宜五谷，风俗尚俭。”元世祖中统二年（1261年），怀孟路修建广济渠，长677里，经济源、河内、河阳、温、武陟5县，“民田三千余顷咸受其赐”，“甚益于民”，有力促进了农业生产发展。卫辉路朝歌县（今河南淇县）是一片沃土，蒙哥汗五年（1255年）升格为淇州，“连甍表植左右闾，日中市集百货俱。荒榛一旦为亨衢……夫耕妻织园有蔬，桑无附枝麦两塗。芃芃翠浪西山隅，昔焉糊口今嬴余”。不但全面恢复，而且有了很大发展。新乡县更是“桑土衍沃，浸以清泉之润，民俗敷阜。”肥沃的土地加以丰富的水源，造就了一方富庶；汲县（今河南卫辉）“居天中，实通都剧邑，百物夥繁，合散于此。” 是商业繁荣之地。至元十三年前后，汲县新增垦田700顷，
包括今河南大部的河南江北行省在元代的整体发展，时人有着深刻的感受。元成宗大德九年（1305年）即有人言：“河南先民疏士旷，田价至弱……逮今民日生集，丛蓁灌莽，尽化膏沃，价倍十百。”此时距元朝建立仅30余年，土地价格以数十倍上百倍的幅度增长，显然是因为人口猛增，土地得到充分利用并能生产出越来越多的财富。故而，元朝末年汴梁人对和平时期的河南经济追忆道：“河南提封三千余里，郡县星罗棋布，岁输钱谷数百万计”。元政府每年在此征收税粮2591269石，仅次于江浙省而名列第二，占全国总数12114708石的21.3％。至少可以说是北方诸省中贡献粮食最多的省份。此外还承担着数额巨大的竹木岁课，以元文宗天历元年为例，即有竹269695竿，板木58600条，额外竹木1748锭30两。此外还有矾课2414锭33两，也是全国最多，并占总数2449锭的99％。
4.山西
解决了经济发展中缺水的瓶颈。
当地人民勤奋务农，充分利用土地和水利资源，因地制宜发展种植业，使土地一年三收，良田亩产量最高者，可供应一人的口粮即6石左右。所以基本上能使大多数人家丰衣足食，而不必流浪或到外地谋生。有关史料进一步具体证实了余阙的记载。如王恽言，至元中绛州（今山西新绛）引浍河水入汾水，开发出水利田2000多亩，产量“亩收一钟。”一钟为六斛四斗，虽未必尽是如此，但无疑是高产田；绛州曲沃县（今山西曲沃）“土腴物阜，为绛诸县甲。”[xliii]另据王桢言，山西人“居常积谷”，荒歉之年可避免“流离之患”。[xliv]正所谓有备无患。众所周知，山西自古即有勤劳节俭习俗，史称“勤于耕耘”，“能俭勤农”，“惟勤农作”，“无游惰之人”。[xlv]“晋人勤俭风土然，山顶开耕自山趾”，“畦田虽狭水所腴，风俗勤俭仍岁熟。”[xlvi]正是靠着这种自强自立的奋斗精神，在艰苦的条件下，以加大劳动投入的手段，创造出丰硕经济成果。元代山西经济是持续发展的经济，达到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金文最》卷88，刘秉文《保大军节度使梁公墓铭》。
《金史》卷92《曹望之传》。
《金文最》卷68，钮某《重修北极观碑》。
《金史》卷107《高汝砺传》。
《金史》卷50《食货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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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卷50《食货志》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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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秋涧集》卷52《金故朝请大夫泌阳县令赵公神道碑》。
《金史》卷47《食货志》2。
《金史》卷107《高汝砺传》。
《金文最》卷37，蔡松年《水龙吟词序》。
《金文最》卷68，李纶《创修泉池碑》。
《金文最》卷80，张献臣《清丰县重修宣圣庙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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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一统志》卷3《南阳府•风俗形势》，《汝宁府•风俗形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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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史》卷108《胥鼎传》。
《金史》卷47《食货志》2。
《金史》卷47《食货志》2。
郝经《陵川文集》卷32《河东罪言》，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金史》卷50《食货志》5。
元好问《遗山集》卷17《寄庵先生墓碑》，文渊阁四库全书本。
《金文最》卷44，元好问《兴定庚辰太原贡士南京状元楼宴集题名序》。
《金文最》卷28，孔天监《藏书记》。
《马可波罗行纪》第110章、113章。
余阙《青阳集》卷3《梯云庄记》。
《秋涧集》卷37《绛州正平县新开溥润渠记》；卷53《绛州曲沃县新修宣圣庙碑》。
王桢《农书》卷4《积蓄篇》。
《元一统志》卷1《大同路•风俗形势》、《太原路•风俗形势》。
《秋涧集》卷7《恶沟行》、《题赵城南王开堡楼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