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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从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经济学界关于各国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取得了重要进展。从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来看，除了传统的人均收入、经济增长速度、利率等因素外，人口因素、预防性储蓄动机、宏观经济政策冲击、外部融资条件、贸易条件冲击和教育等因素对储蓄率的影响也得到了越来越深入的讨论。在对众多因素的讨论中，人口结构的转变和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谨慎性储蓄动机）与储蓄率变化的关系一直是讨论的重点，在这两个领域内，经济学家们构建了众多的理论模型，同时进行了大量的实证分析。由于储蓄率在国家和地区之间的分布并不均衡，因此很多研究文献都致力于解释个别国家储蓄率过高或过低的原因，或者比较国别间或地区间储蓄率的高低并探究其原因。最近几年来，中国的高储蓄现象得到了国际经济学界更多的关注。
关键词 储蓄率 生命周期模型 谨慎性储蓄动机 理论综述
从20世纪90年代初到现在，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居民储蓄率和国民储蓄率的研究在各方面均取得了重要进展。本文从数量众多的文献中选取了代表性的文献，试图概括国际上对于储蓄率问题研究的理论进展和实证成果。文章的第一部分介绍国际经济学界对于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的研究的最新进展；第二部分和第三部分分别就两个讨论最热烈的领域——人口结构的转变对储蓄率的影响以及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程度对储蓄率的影响——进行分析；第四部分概括国际经济学家们对于不同国家和地区储蓄率高低的成因分析和比较分析；最后一个部分总结对于中国高储蓄率现象的研究进展。
一 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
Loyaza, Schmidt-Hebbel, 和Servén （2000）对此前关于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储蓄率的经验研究进行了总结。他们自己的跨国经验研究发现私人部门储蓄和国家储蓄受到以下因素的影响：一是发展水平（人均收入水平），而且人均收入对发展中国家的影响要比对发达国家的影响更为显著；二是经济增长，因为增长可能直接导致储蓄增加；三是财政政策，因为财政政策对国家储蓄的影响只能部分被私人储蓄的相应变化所抵消；四是养老金改革，这方面直接的短期效应取决于转型赤字的融资，而长期效应则受到劳动力市场效应的影响；五是金融自由化，一方面是利率自由化对储蓄造成的冲击，另一方面是曾经受到信贷约束的人群现在可以享受信贷供给这一转变所造成的储蓄率的变化；六是人口因素。未成年人或老年人抚养比率的上升将会减少私人储蓄——如果未成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5%，储蓄率将会下降1%，如果老年人抚养比率上升3.5%，储蓄率将会下降2%；六是外部借款和外部援助；七是不确定性。
Edwards（1995）分析了世界经济中储蓄率的决定因素，并且探讨了储蓄率何以在各国之间差别如此之大。其分析采用了36个国家从1970年到1992年的面板数据，并且区分了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研究假定政府储蓄并不是完全外生的，而是取决于经济和政治方面的诸因素。通过使用工具变量估计方法，该项研究发现：（1）人均收入增长是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最重要的决定因素；（2）政府主导的社会保障体系对私人储蓄将产生负面影响；（3）在政治高度不稳定的国家中，政府储蓄往往更低；（4）更高的政府储蓄将会挤出私人储蓄，但是并不是同比例；（5）更高水平的外国储蓄（即本国经常项目余额的减少）往往和更低水平的国内储蓄率（包括私人储蓄和政府储蓄）相关联，尽管减少的程度也不是同比例的；（6）金融发展程度是私人储蓄的另一个重要的决定变量。
在传统的宏观经济学理论中，储蓄水平与利率之间存在着正相关。Summers（1984）回顾了对于储蓄的利率弹性的理论研究和实证分析。其结论是税后收益率的增加将会导致私人储蓄的增加。文章认为此前的大多数研究都低估了储蓄的利率弹性。而对效用函数有关参数进行直接估计方面的最新证据表明，储蓄对于利率具有高度弹性。
谨慎性储蓄动机（Precautionary Savings Motive）是20世纪90年代以来国际储蓄率研究的热门话题。本文将在随后的社会保障体系与储蓄率的关系一节对此进行专门总结。Kennickell和Lusardi（2004）通过利用美国在1995年和1998年对消费者财产中谨慎性财产的调查，来验证谨慎性储蓄动机的重要性。在这两次调查的问卷中，专门设计了一个新的问题来询问消费者所期望的谨慎性财富的数量。这使得研究者能够大概估计谨慎性财富积累的数量，并且克服了在谨慎性储蓄动机方面此前研究的很多问题。调查结果发现，谨慎性储蓄动机的确存在，而且事实上影响着各种类型的家庭。虽然这一动机并没有使得年轻或者中年家庭积累起大量的财富，但是它对于两个群体而言特别重要：一是老年家庭、二是企业主家庭。简言之，该研究表明，在将储蓄行为模型化时必须考虑到谨慎性储蓄动机的存在。
诸如税收改革等财政政策的变化也会对储蓄率产生冲击。Altig和Davis（1991）在一个世代交叠框架下分析了利率和财政政策的储蓄效应，该框架包含两项符合现实的假定：一是消费贷款的利率高于家庭储蓄的回报率；二是私人之间的代际转移支付是广泛的，而且基本上发生在接受者生命周期中的早期。该模型中的借贷利率之差源于利息收入和利息支出之间非对称的税收待遇，而且代际之间的转移支付受到利他主义动机的驱动。在利他主义的转移支付至少发生在一些家庭间的假定之下和其他可行的条件下，该项研究证明了资本的稳态边际产品对于政府支出、政府债务、劳动所得税计划，以及资本收入税税率的不变性。对照而言，该研究发现，利息支出的税收待遇对于资本的边际产品、生命周期中的总储蓄、以及特别是利他主义的链接模型等有着很强的影响。而对该模型的模拟实证则说明，美国1986年税收改革法案中取消了消费者在偿还贷款过程中利息的可抵减规定，而这将导致人均储蓄的显著上升。
由于储蓄的主要用途是投资，因此投资风险的特质和变化也可能影响到储蓄水平。Angeletos（2005）使用新古典增长模型研究了异质性投资风险（Idiosyncratic Investment Risk）的宏观经济效应。在关于偏好和技术的标准假定下，他解出了一般均衡的闭集。关于不完全市场的一个简单条件将会导致更低的利率，以及稳态下更低的资本存量：跨期替代弹性必须高于资本的收入份额。在对模型进行可行的校准后，在不完全市场下总储蓄和收入的稳态水平相对于完全市场下的减少从数量上来看是显著的。最后，私人投资风险的周期性变化将会放大转型动态（Transitional Dynamics）。
Agenor和Aizenman（2000）检验了永久性贸易条件冲击对私人储蓄率所产生的非对称性影响的程度。研究的第一部分使用了一个简单的三期模型来说明，如果家庭预期在形势不好的情况下将面临借贷方面的约束的话，那么储蓄率就会相对于永久性贸易条件的改善出现不对称的上升，而不是象经典的消费平滑模型所预测的那样。研究的第二部分通过使用一个控制了私人储蓄的各标准动因的计量方程，验证了贸易条件扰动的不对称效应的存在。他们使用了1980年至1996年期间撒哈拉以南非石油出口国的面板数据，说明了贸易条件的永久性改善事实上将会导致更高的私人储蓄率。
有趣的是，未成年时期理财方面的教育也可能导致成年后边际储蓄倾向的变化。在过去40年里，美国大多数州采纳了消费者教育政策，有少数州更是强制性地要求高中必须接受关于家庭理财方面的教育。Bernheim，Garrett和Maki（1997）试图研究接受了这些理财教育的在成年后是否在边际储蓄倾向方面与其他有任何明显的不同。其研究发现，在高中阶段接受过理财教育的，在成年之后既会主动去接受关于理财方面的再教育，也会主动去通过储蓄积累更多的财富。这些效应看起来是逐渐的而非即刻的——这也是执行时滞（implementation lags）的一种反映。
一国的投资既可以通过本国储蓄来融资，也可以通过外部融资来满足。因此外部融资的难易程度也可能影响本国储蓄率的高低。Gentry和Hubbard（2000）的研究表明，在企业投资（假定这些投资可以获得潜在高收益）方面，昂贵的外部融资对于当前的以及潜在的企业家制订储蓄、投资和市场进入的决策具有重要影响。此研究利用了1983年到1989年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的消费者财富调查，在分析中得到三个关于企业家投资决策以及企业家在家庭财富积累中所扮演作用的结论。第一，企业家家庭在总的家庭财富和收入中占有很大的比例，而且这一比例还在不断增加；第二，企业家家庭的资产组合缺乏多样化，绝大部分资产都是企业资产；第三，即使考虑到年龄和其他人口因素方面的变量，企业家家庭的财富—收入比和储蓄率都要比其他家庭更高一些。
在本国储蓄、本国投资和外部融资的关系方面，以下两项研究成果值得关注。
对于那些缺乏成熟的资本市场的中低收入国家而言，外商直接投资一直是主要的资本来源之一。Razin，Sadka和Yuen（1997）认为，由于在中低收入国家内，在企业主和其他资产持有者之间存在非对称信息，这就使得国内储蓄转化为生产性投资的渠道并不畅通。因此，对于受这种信息不对称困扰的国家而言，FDI在资金融通方面扮演着非常关键的角色。他们的分析显示，在存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不同的资本市场结构可能导致外国资本融通过度（或不足）以及本国储蓄不足（或过度），从而导致非效率均衡。他们的政策建议是，矫正性的税收补贴政策（包括对企业收入的税收，以及对居民和非居民的资本收入征税）能够使得均衡重新回到有效率的水平上来。
在面临收入波动时，各国都会通过在收入高时提高储蓄，在收入低时减少储蓄来平滑本国的消费。那么各国是怎样将自己的储蓄在本国和国外投资的呢？换句话说，储蓄波动对于本国投资和经常账户的影响如何？Kraay和Ventura（2002）发现，在长期内，各国在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中投资的储蓄比例等于各国初始资产组合中本国资产和外国资产的比例，因此外国资产是相当稳定的；在短期内，各国主要投资于外国资产，而只是在有必要使得资产组合重新回归到初始构成时才逐渐购买本国资产。这意味着各国不仅尝试着平滑消费，也在努力平滑国内投资。而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各国都利用外国资产作为一种缓冲器。
在储蓄率的基本决定因素中，人口因素和社会保障因素（谨慎性储蓄动机）是近年来国际经济学家讨论最为集中的两个领域。在下面我们分别对这两个领域的重要成果进行总结。
二 人口因素与储蓄率
人口因素与储蓄率的关系集中反映在生命周期模型（Life Cycle Model，LCM）中，近期的一些研究成果或者是对LCM模型进行改良或拓展，或者是将该模型运用于不同区域进行对比分析，这两方面的努力都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成果。
Bloom，Canning和Graham（2002）把健康和长寿加入到生命周期储蓄理论的标准模型中，说明平均寿命的增加将导致任何年龄阶段人群更高的储蓄率，即使当退休年龄为内生时。在一个稳定的人群中，这种更高的储蓄率将被老年人抚养比率（old age dependency）的上升所抵消。但是在非均衡时期内，当人均寿命上升时，对于整体储蓄率的影响将会是相当显著的。这篇把20世纪50年代到90年代东亚地区的高储蓄解释为预期寿命上升和未成年人抚养比率（youth dependency）的下降所共同导致的。随着这一地区人口结构的老化，该地区的储蓄率将回归到更加正常的水平。同时该发现，非洲预期平均寿命的下降也与储蓄率的下降有关。
人口老龄化正在对工业化国家形成强烈冲击，而且这种趋势将对资本市场产生重大影响。Boersch-Supan和Winter（2001）的研究表明，人口老化对于资本市场的冲击，在诸如德国、法国、意大利等欧洲大陆型经济体中尤其剧烈,因为这些国家有着庞大的和境况不佳的公共养老金体系、相对薄弱的资本市场，以及糟糕的资本业绩。这些国家中更加年轻的一代们已经相当重视通过自己的私人储蓄来提供更多的退休后收入，而且这一趋势将得到重大的养老金体系改革（目标是从现收现付制改为提前支付制）的支持。人口老龄化改变了家庭的储蓄行为和资产组合结构，更多的资产将被投资到股票市场上。资本市场的规模将会扩大，而且诸如养老基金之类的机构投资者将成为欧洲大陆型国家资本市场上更加举足轻重的投资者。这些变化对于改善资本效率、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和经济增长率等将发挥积极的副作用。
当婴儿出生潮（baby boom）的一代人进入劳动力大军并开始为未来退休进行储蓄时，从高死亡率和高生育率向低死亡率和低生育率的转变对于经济体而言是有益的。此外，寿命的延长也许会增加教育投资和为退休储蓄的动机。Bloom和Canning（2004）使用一个经济增长模型来说明1965年到1995年期间人口格局变化的正面影响。该研究展示了爱尔兰是怎样以更高的人均劳动力供给的形式从更低的生育率中获益的，以及台湾是怎样通过储蓄率的上升而获益的。此外该研究强调，与人口结构转型相关的潜在收益的实现，取决于制度性和政策性因素，而这需要生产性地利用人口结构转变所带来的潜在劳动力和新增储蓄。
Higgins和Williamson（1996）的研究表明，从1958年以来，亚洲地区生育率的上升和婴儿死亡率的下降对亚洲人的储蓄、投资和外国资本依赖程度产生了显著影响。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的亚洲储蓄率的显著增长，主要应该归因于同一时期内未成年人抚养比率的降低，而外国资本依赖程度降低最快的国家，同时也是未成年人抚养比率下降最快的国家。人口老龄化在下一个世纪里并不会消除日本对外输出资本的能力，但是只有很少的资本会被亚洲国家吸收——因为其他亚洲国家也正在成长为资本输出国。
Brown和Weisbenner（2002）的在将家庭总财富分解为生命周期财富和转移财富方面提供了新的论据。在使用1998年消费者财富调查数据的基础上，他们发现转移财富占到总财富的大约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说明生命周期储蓄在家庭中所扮演的角色要超过此前一些研究的估计。尽管转移财富在总财富中所占比例不高，但是由于它集中于数量不多的一些家庭，因此它对于接受者的储蓄决策仍然发挥着重要作用。该研究认为，转移财富过去的接受者会相应降低生命周期储蓄，而预期未来的转移支付却不会产生这样的挤出效应。
三 社会保障制度和储蓄率
当人们关于未来的收入或支出的预期具有不确定性时，人们就会增加一部分储蓄以平滑不确定条件下当前和未来的消费，这种储蓄动机被称之为谨慎性储蓄动机。大多数研究者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障制度有助于降低居民对于未来的不确定性，从而削弱谨慎性储蓄动机。然而，也有相关研究指出，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程度与谨慎性储蓄动机的强弱之间并没有显著的相关性。
关于社会保障制度与储蓄率之间关系的文献众多，既有从整个社会保障制度入手进行探讨的，也有从社会保障制度的各个方面——养老保险、失业保险、医疗保险——进行探讨的，下面我们将逐一进行总结。
社会保障制度与储蓄率
Yamada和Yainada（1988）通过使用日本从1946年到1982年期间的年度时间序列数据，证明了社会保障制度的建立将会压低储蓄率。该效应在1970年到1980年期间使得人均实际财富降低了大约14.3万日元。然而，老年人劳动参与程度的下降（例如更早的退休年限），在同一时期内使得人均储蓄增长了1.2万日元。该项研究发现社会保障因素的效应超过了退休的效应。此外，该研究还发现在人均储蓄和老年人劳动退休行为方面存在负面的相互依赖。也就是说，如果一预计他将在劳动力市场中停留更短的时期的话，他就会在退休前储蓄得更多，反之亦然。
现收现付（pay-as-you-go, PAYG）制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世界范围内的问题不仅仅是财务方面的。Ehrlich和Kim（2005）的研究表明，这种社会保障体系对于关键的人口变量、私人部门储蓄，以及长期经济增长率都产生了负面影响。通过一个复杂的内生增长模型（在该模型中，人力资本是增长的引擎、家庭的选择将会影响人力资本的形成水平、而且家庭形成自身也是一个选择变量），该研究表明社会保障税收（social security taxes）和福利可能对家庭形成以及随后的家庭选择产生负面的激励因素。该项研究一方面使用了校准后的模拟过程，另一方面使用了32年内（1960年－1992年）57个国家的面板数据来运行该模型。实证结果发现，现收现付式的社会保障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导致了世界范围内家庭形成率和人口增长率的下降，以及储蓄率和经济增长率的下降，特别是对于OECD国家而言。
Auerbach和Kotlikoff（1981）利用当时最新的跨部门时间序列数据对社会保障体系和储蓄的关系进行了检验，其结果表明，社会保障时间序列回归中存在一系列设定的问题，这些问题很容易导致高度不稳定的回归系数，并且导致他们拒绝社会保障体系可能会降低储蓄水平的假定，即使这一假定事实上是正确的。此外，时间序列中社会保障体系的回归系数变化可能相当之大，它取决于以下因素：社会保障项目的特定水平、假想家庭的偏好水平、政府政策的协调水平，以及数据的时间间隔期。
一般而言，经济学家认为，削减福利支出的改革一般会增加那些预计将会获得福利收入的家庭（比如说由单身母亲抚养小孩的家庭）的整体储蓄率。Hurst和Ziliak（2004）选取了1994年到2001年期间单身母亲家庭的一个样本，在和男性主导的家庭以及没有小孩的女性主导的家庭等参照组进行绝对比较和相对比较之后，他们发现，没有任何证据可以表明福利政策变化将会导致风险家庭储蓄率的改变。
养老保险与储蓄率
退休储蓄决策依赖于对于社保体系下退休收入的预期。人们出于以下原因可能对他们未来的社会保障福利感到不确定：一是他们未来劳动收入具有不确定性、二是不清楚当前计算社会保障福利的公式；三是社会保障体系的未来结构不明朗。为了研究美国人是怎样看待他们的退休福利的，Dominitz，Manski和Heinz（2002）引用了经济预测调查中居民对于社会保障预期的资料，同时还对一个小规模的居民样本进行了更加集中的面对面询问。其研究的实证结果表明，社保政策的变动通过影响居民对未来收入的预期，从而影响到居民储蓄的水平。
Samwick（1998）认为，如果美国转为实施一种基础广泛的消费税，那么根据当前的所得税体系中对退休储蓄的规定，所有形式的储蓄都能够享受到税收减免的好处。因为养老金除了税收方面的优惠之外还有别的特征，那么养老金改革对于储蓄的当前影响就不是对于重大税收改革对于储蓄的影响的一个很好的预测。他讨论了家庭储蓄的主要动因，并且引入了一个储蓄的缓冲存货模型（buffer stock model），这个模型包含了生命周期储蓄和目标储蓄（target saving）。由于某些特定目标并不构成对未退休的居民在进行储蓄时税收方面优惠的激励，因此取消当前养老金计划的重大税收改革将会导致储蓄的降低。
在发达国家市场上，除了存在社会保障体系外，还存在私人运营的年金公司。Abel（1986）探讨了在某些约束条件下二者之间是否可以完全替代。在寿命不确定的情况下，社会保险具有年金的性质：消费者在年轻时交纳税款，如果他能够活到退休以后，那么他将获得社会保险福利收入。如果消费者们具有相同的预期死亡概率，那么一个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所能提供的回报率就等于竞争性私人年金实际提供的回报率。从这一意义上来讲，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就是一种多余的资产，它对于国民消费或储蓄不会产生任何影响。但是在Abel的研究中，消费者具有不同的预期死亡概率（这一概率是公开信息），因此他们将购买私人年金公司提供的不同收益率的产品。如果社会保障体系不能以预期死亡率为基础实施差别化对待，那么社会保障体系的引入就意味着收入从年轻时死亡概率高的消费者处流向年轻时死亡概率低的消费者处的再分配。在位似效用的假定下，这种收入再分配将会降低年轻消费者总遗赠和总消费的数量，而整个国家的资本存量可能增加也可能减少。如果消费者表现出至少和对数效用函数一样大的风险规避的话，那么通过引入资金充足的社会保障体系，社会平均的福利水平会有所增加。总而言之，该研究认为社会保障体系的引入对于一国储蓄率的影响并不确定。
医疗保险与储蓄率
近来的理论研究认为健全的社会保险项目能够解释美国国内低收入阶层的低储蓄率。Gruber和Yelowit（1997）通过调查Medicaid（这是一个针对低收入阶层妇女和儿童的医疗保险项目）对储蓄行为的影响，试图来验证这一假说。其实证结果显示，Medicaid的可获得性对于财富持有量具有显著的负面影响。文章估计在1993年，Medicaid项目使得目标人群中的财富持有量降低了17.7%。此外，通过证明在Medicaid的可获得性与消费支出之间存在显著的正面关系，该文章从另一角度验证了这一结论。文章估计在1993年，该项目使得目标人群的消费支出提高了5.2%。
由于降低了大额医疗支出的风险，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可能会降低家庭实施谨慎性行为（包括储蓄、购买私人保险，以及配偶参加）的动机。Chou，Liu和Hammitt使用1995年台湾实施的国民健康保障制度所提供的机会来检验这一效应。结果发现，健全的社会医疗保障对于家庭储蓄和购买私人事故保险的影响的确是统计上显著的。
失业保险与储蓄率
Engen和Gruber从理论上和实证上探讨了失业保险对于谨慎性储蓄行为的影响。通过对一个随机性生命周期模型的模拟，说明失业保险规模的增加将会显著降低中数工人的资产持有水平，而且这一效应随着失业风险的增加而增加，随着工人年龄的增加而下降。实证结果和模型的预测基本一致，如果失业保险增加10％，那么金融资产持有量将会下降1.4%到5.6%，因此失业保险将会挤出一半左右处于预防失业目的的私人储蓄。
四 储蓄率的国别研究和地区比较
储蓄率的跨国分布和跨区域分布是不均匀的。当前国际储蓄率的分布状况是，东亚和中东国家的高储蓄率、美国和非洲国家的低储蓄率，而欧洲国家和拉美国家的储蓄率居于前面二者之间。近年来也涌现出很多文献来解释个别国家或个别地区的储蓄率高低，以及对不同国家或不同地区进行比较分析。
Dooley，Folkerts-Landau和Garber（2005）的研究指出，关于全球储蓄率的数据并不意味着全球过度总储蓄在近年内压低了美元利率和国际利率。储蓄率不同寻常但是不均衡的变化局限于三个区域：美国储蓄率的急剧下降，以及亚洲发展中国家和中东国家储蓄率的急剧上升。全球整体储蓄率的上升其实微乎其微。区域性储蓄行为的这种变化具有两个重要的特征：第一，亚洲和中东地区四分之三的储蓄变化表现为国际储备的增加；第二，所有这些额外增加的储蓄都被美国吸收了。即使这些外汇储备的绝大多数最初保留在美国，市场也不会预期所有这些由高储蓄地区出口的储蓄会一直停留在美国国内。当前美国之外预期利润率的下降部分解释了美国当前的经常项目赤字和国际利率的低位盘整。
Ando，Christelis和Miyagawa（2003）发现，日本的公司资产市场价值要比公司拥有的累积投资的重置成本与土地的市场价值之和小得多（也就是说，托宾q值要比1低很多）。这种差异的原因似乎是公司投资的回报率很低，以及股利分配的数量和频率很低。这一现象至少从1965年开始就一直存在，而且差异的规模随着时间的退役变得越来越大。如果公司资产的市场价值足够高，以至于能够弥补这一差异的话，那么家庭部门的净价值就要比其世纪价值高出很多，在1998年可以达到395万亿日元。家庭净价值如此大规模的增加将会使得消费需求额外增加至少15万亿日元。该研究追踪了这一差异随时间的变化，并且探讨了其可能的成因。在这一过程中，作者对资本存量及其折旧进行了一种替代性的估计，结果表明作者计算的折旧率要显著低于日本国民帐户计算中使用的折旧率，而前者更加接近于美国国内通用的折旧率。但是不论是否使用替代性的折旧率，文章的结论不受影响，即由于公司投资缺乏效率，导致日本国内消费不振和储蓄率畸高。
Lane和Tornell（1998）关注这样一个令人惊讶的经验事实，即拉丁美洲的储蓄率不像OECD那样是顺周期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拉美国家的储蓄率事实上是反周期的。他们构建了一个非代表性代理人的跨期宏观经济模型，推导结果表明这一异常现象是多个收入群体之间交互作用的均衡结果。相关的政策建议是，制度性改革可能是改善拉丁美洲储蓄率周期性行为的关键因素。
在研究老年家庭的储蓄行为方面，德国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国家——因为几乎任何人（无论是中产阶级还是富裕阶层）在年老时都会大量地储蓄。只有收入水平最低的四分之一左右的人在60岁到75岁期间的开支才高于储蓄。Borsch-Supan和Essig分析了可获得的最新数据，即所谓的SAVE面板数据的第一批（该数据用来理解储蓄的经济、心理和社会方面的决定因素）。他们发现了奇特但稳定的储蓄模式：即超过40％的德国家庭定期进行数额固定的储蓄。大约25％的德国家庭制订了储蓄计划，而且心中有着清楚的储蓄目标。大多数德国家庭储蓄的形式都是合约储蓄（contractual saving），例如储蓄计划、终身保险或者构建社会合同（building society contracts）。这就使得储蓄规模对于诸如收入冲击之类的经济波动不太敏感。如果储蓄目标没有达到，绝大多数家庭都宁愿削减消费。德国的老年人不喜欢使用信用卡，而且尽量避免负债。
Denizer和Wolf（1998）利用三个中欧国家——保加利亚、匈牙利和波兰——的家庭调查资料来验证转型经济体中家庭储蓄率的决定因素。研究发现，储蓄率的增加与收入高度相关，而且那些缺乏标准家庭耐用品的家庭的储蓄率要明显更高一些，这与在缺乏零售消费信贷市场的条件下，在购买耐用消费品之前的准备性储蓄相一致。人口因素对于储蓄率的影响和此前对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大致相同。而那些与家庭在转型过程中的地位有关的变量，特别是部门率等变量，对于储蓄率并没有显著影响。
Hayashi（1989）在对日本与美国的储蓄率进行比较研究时曾发现，日本储蓄率之所以大大高于美国，有两个重要原因：一是对固定资产折旧的处理方式不同，二是美国政府消费中包括了政府投资[1]。日本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在原始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而美国国民经济核算中对固定资产的折旧是在重置成本的基础上进行的。因此，在通货膨胀较高的时期，日本式的折旧低估了固定资产因贬值而带来的损失。当对上述两项统计口径上的差异进行调整后，Hayashi发现，日本除经济起飞时期国民储蓄率高于美国外，至1980年国民储蓄率已基本接近美国的水平。因而Hayashi得出结论，1955年至1995年间日本储蓄率的时序变化基本符合新古典增长理论。
Horioka等（2000）对日本和美国储蓄率比较调查（这项调查是由日本政府邮政电信部下属邮政电信协会在1996年实施的一项两国调查）中的一系列关于储蓄动机、遗赠动机的数据进行了分析，其目的在于弄清楚什么样的家庭行为模型适用于这两个国家。该项研究得出的结论是：第一，自私性生命周期模型在这两个国家中都是占主要地位的家庭行为模型，但是这个模型更加适用于日本；第二，利他主义生命周期模型更适用于美国，但是它在两个国家里都不是占主流地位的家庭行为模型；第三，世代模型（the dynasty model）更加适用于日本，但是即使在日本国内也只有有限的适用性。
五 中国的高储蓄率研究
中国的居民储蓄率和总体储蓄率在发达国家和新兴市场国家中都是最高的。中国国内储蓄远大于国内投资，但是中国同时还是世界上吸收FDI最多的国家。这一矛盾的背后是中国国内储蓄不能充分转化为投资，这意味着中国在资本的募集和运用上存在很高的效率损失。当然，中国的高储蓄也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持续高增长的重要因素之一。因此，国外关于中国高储蓄率的研究文献也相当丰富。
Kuijs（2005）通过对中国储蓄和投资的部门分布情况进行分析，同时通过进行跨期比较以及同其他国家进行比较，试图发现推动中国高投资的因素，以及查明储蓄是怎样转化为投资的。其研究的主要结论包括：第一，企业投资是区分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键因素。中国家庭投资和政府投资的水平和其他国家基本相似（分别占GDP的7％和3－4％），但是中国企业的投资率却大大高于其他国家。中国企业投资水平很高的原因在于中国资本密集型行业在GDP中的比重过高（换句话说即是服务业在GDP中所占比例过低）；第二，高的家庭储蓄只能部分解释中国国民储蓄率与其他国家之间的差异——大部分的差异应该通过政府高储蓄和企业高储蓄（通过留存收益的形式）来解释；第三，当前只有三分之一的企业投资是通过金融部门获得的，这一比率甚至低于20世纪90年代早期，超过一半的企业投资是通过自身的留存收益进行融资的；第四，中国政府的高储蓄是因为政府收入上升的同时，政府开支显著下降的结果。中国政府也利用这部分储蓄为国有企业进行资金融通。
Wakabayashi和MacKellar（1999）分别估计了中国城镇地区和农村地区的储蓄函数，在估计的过程中特别关注人口结构的变化。结果证实了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以及未成年人抚养比率存在反向变动的观点，但是储蓄率和老年人抚养比率的负相关性更强。他们认为中国未来的人口结构变化趋势将会使得中国家庭储蓄率面临向下的压力，并且预测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将从2025年左右开始下降。
Lu和McDonald（2005）为了验证中国的储蓄率是否过高，使用了一个开放经济下的拉姆奇模型，来模拟中国在1998年到2050年期间国民储蓄和生活水平的最优水平。如果中国当前的储蓄率是社会最优的话，那么该期间内的时间偏好率就非常之低（实际上为负），这就说明当前中国相对于当代人的福利，更加偏重于未来若干代人的福利，这就意味着中国当前的储蓄率过高了。
Kraay（2000）发现，中国过高的国民储蓄率（在1978年到1995年期间平均为37％，而这一期间全球平均水平为21％）部分可以由高增长来解释，另一部分可以由人口因素的变化来解释。但是大约有10％左右的储蓄不能由中国的特殊因素来解释。Modigliani和Cao (2004) 把中国的家庭高储蓄归因于经济的增长和人口格局的变化。他们认为家庭储蓄的上升是因为：一是20世纪70年代以来的经济改革，以及由改革引致的经济增长和增长前景；二是在大概同一时间引入的计划生育政策，该政策导致人口占总人口比率的不断上升，并且破坏了家庭在抚养老人方面的传统角色。他们同时提出，1978年之前非常低的储蓄率使得我们要质疑对于中国高储蓄率的文化方面的解释。他们验证了生命周期假说在中国的适用性。其数据显示中国的家庭储蓄率在改革启动之时非常低（大约5％），随后增长很快，在1994年达到33％的高峰，然后逐渐回落到2000年的24％。
Harbaugh（2003）逐一分析了可能导致中国高储蓄现象的诸多因素，包括文化因素、保险市场不发达、流动性约束、历史体验、转型因素、人口因素、资本短缺国家的高储蓄回报、生存性消费、习惯性坚持（Habit Persistence）、相对消费等。其中，未充分发育的保险市场、流动性约束和高储蓄收益率等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稳步下降；生存性消费和转型假设预测中国的储蓄率将会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在近期上升的因素是人口因素，但是随着中国婴儿潮一代人的逐渐衰老，中国的储蓄率将在长期内迅速下降；预测中国储蓄率将会继续维持在高水平上的假设是文化因素、习惯性坚持和相对消费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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