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论语》之外，从战国到秦汉的典籍中，(3)

虽然也是在同样的背景下，由子路向夫子提问，但问题比以往深了一层。既非埋怨导致困境的决策，也非对孔子以忧为乐的不解，而是对精神信念的怀疑。即以夫子之“累德、积义、怀美”尚无好报，那坚持道德理想还有什么意义呢？由此而导出孔子关于材、人、时、命的区分：“夫贤不肖者，材也；为不为者，人也；遇不遇者，时也；死生者，命也。”孔子告诉弟子，一个人是否成就外在的事业，并不是品德、学识、努力就能见效的。具备这些条件之外，要成功还需要“时”，即机会。而事实上，“不遇世者众”，只能“博学深谋，修身端行，以俟其时。”他重申：“君子之学，非为通也，为穷而不困，忧而意不衰也，知祸福终始而心不惑也。”这显然是对儒家“为仁由己”的精神境界的描写。它同《庄子·山木》中孔子教颜回的那种超然物外，无执着、无用心的自然主义态度，形成明显的对比。这才是儒家的欣赏的人生态度。故事首先见诸《荀子·宥坐》，[5]此外，还为《韩诗外传》卷七、《说苑·杂言》等文献所缉录，可见它为儒林所重视。

第三例，是《史记·孔子世家》提供的孔子与弟子的另一幕表演：

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邪？人之不我信也。意者吾未知邪？人之不我行也。”孔子曰：“有是乎！由，譬使仁者而必信，安有伯夷﹑叔齐？使知者而必行，安有王子比干？”

子路出，子贡入见。孔子曰：“赐，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也，故天下莫能容夫子。夫子盖少贬焉？”孔子曰：“赐，良农能稼而不能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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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穑，良工能巧而不能为顺。君子能修其道，纲而纪之，统而理之，而不能为容。今尔不修尔道而求为容。赐，而志不远矣！”

子贡出，颜回入见。曰：“回，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吾何为于此？”颜回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虽然，夫子推而行之，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夫道之不修也，是吾丑也。夫道既已大修而不用，是有国者之丑也。不容何病，不容然后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有是哉颜氏之子！使尔多财，吾为尔宰。”

史家司马迁的记载，应该来自其所接受的其它文献。事情同样发生在“厄于陈蔡”的背景下。不过，这一次，前面提及的弟子子路、子贡与颜回，依次登埸，接受孔子同样的提问：“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邪？ 吾何为于此？”王肃对“匪兕匪虎，率彼旷野”的注解是：“率，循也。言非兕虎而循旷野。”孔子引此诗句，是自况其狼狈处境。他让三弟对此表达真实的想法。与从战国到秦汉间许多编写孔子与由赐回三弟相处的故事一样，孔门三杰，角色类型固定，与孔子谈话的顺序也固定，总是由赐回排队，而且往往水平从低到高递进，如《荀子·子道》中孔子分别问三子“知者若何？仁者若何？”那则对话一样。也许，这是受《论语》中《公冶长》与《先进》篇，孔子让弟子言志，子路总是先说的影响。这次谈话不是师弟一起，而是象面试一样排着队来。子路直率，认为是孔门践道不够，不被大众理解，致有此境。子贡机灵，奉承孔子：您太伟大，天下容不下您。但在孔子看来，一个是信心不足，一个是志向不大，都不认可。只有颜回机灵，接过子贡的话头，强调“不容然后见君子”，说得夫子心花怒放。读这则对话，感觉不是孔子在面对危难时寻求理解与解脱，而是针对弟子不同特点，因材施教，上德育课。不过，它编得太工整。同时，三人分别入见孔子，而颜回竟然能接过子贡的话头，容易令人对孔子产生泄露他人答案给颜回的怀疑。换言之，“厄于陈蔡”的故事，已经编成教科书的一章了。

不满足于《论语》的简单说法，儒门也对“厄于陈蔡”兴趣不减，这固然可能与斗法直接相关，但也同素材思想蕴含丰富相联系。我们说，“厄于陈蔡”无功可立。同样，与孔子的许多名句，如“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卫灵公》）比，宽慰子路的两句话，也难说是立言。但是，有个关键词“君子”，是故事的灵魂。已经引述的六个故事中，除《·山木》中孔子作隐士的讲法外，其它五个故事，都重复“君子”这个字眼。在孔子时代，君子不是身份，即不是由位决定的；“君子不器”，这意味着它也不是某种具体能力的标志。君子是拥有美德的人格，而这种人格是可以靠自己的努力修养出来的。同样地位、同样能力的人，取向不同而可有君子、小人之分。“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只是两种人格在“穷”的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对这些故事的构思，就是塑造孔子师徒的形象。不但孔子有做君子的自觉，孔门弟子也在乃师的下，提升各自的人格追求。故事的主题，不是立功、立言，而是立德。;

三、小节与大节

“厄于陈蔡”虽然资料不多，但事关夫子受难，不可等闲视之，故相关故事不管来自儒家还是道家，首先涉及大节。虽然如此，儒家讲道德、论修养，不能不拘小节。但其对立面，也懂得利用小节作文章。《孔丛子》中有个记载，透露这方面的一些消息：

墨子曰：“孔子厄于陈、蔡之间。子路烹豚，孔子不问肉之所由来而食之；剥人之衣以沽酒，孔子不问酒之所由来而饮之。”诘之曰：“所谓厄者，沽买无处，藜羹不粒，乏食七日。若烹豚饮酒，则何言厄乎？斯不然矣。且子路为人，勇于见义，纵有豚酒，不以义，不取之，可知也。又何问焉？”（《孔丛子·诘墨第十八》）

这一记载值得注意的理由，既非情节可信，也非诘问者有力，而是利用小节作道德文章的心思。厄于陈蔡的故事，其中有另一个关键词，就是“七日不火食”中的“食”。人饿慌了，取之即食，不问来路，实属常情。但对于高谈“志士仁人，無求生以害仁，有殺身以成仁”（卫灵公）的孔子来说，要求就不应一样。刚好墨家正是道德感极强的派别，对于他们来说，揪住这种小节就有足够的杀伤力了。中，最早形成对立的两家，是儒与墨。儒墨互相攻讦的例子，远不只这一则。单是《孔丛子》中的《诘墨》篇，列举的就有九例。所涉范围，大到犯上作乱，小到饥不择食，都是通过讲故事的形式，对孔子个人道德形象的攻击。上述故事就是引自《墨子·非儒下》。据说带有墨家倾向的《晏子春秋》，甚至把孔子厄于陈蔡的原因，说成是晏子设计的结果。[6]其实，与儒道、儒法的关系比，儒墨无论在个人品德还是社会关怀方面，思想最接近。可正是思想接近，而又不肯合流者，争辩最激烈。《孟子》辟杨墨，也称不是好辩，而是不得已。既然道德主张接近，观念之争有时就不那么容易占上峰。余下的手段，除了自身在实践中严格自律外，还可以寻找借口，指控对手不诚实，或言行不一，瓦解其公信力。儒者深知其中利害，所以要进行辩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