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2)
2013-05-02 18:09
导读：本文原文 据此，笔者在很大程度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遵循了这种语言性质去政治化的考虑。 二、国语
本文原文
据此，笔者在很大程度认为，新中国建立后中国文字改革委员会把“国语”改称为“普通话”，遵循了这种语言性质去政治化的考虑。
二、国语、国民和国家
近代语言统一的思想按照罗常培先生的说法，明末清初就已肇始。其曰：
“当明末清初之初，方以智、刘献廷一班人受到了耶稣会教士利玛窦、金尼阁的影响，颇想创造一种拼音文字来辅助国字的读音。后来龚定庵也打算搜罗中国十八省方言和满洲、高丽、蒙古、喀尔喀等语纂成方言一书，他说，‘音有自南而北而东西者，有自北而南而东西者，孙会播迁，混混以成，苟有端倪可以寻究，虽谢神瞽，不敢不聪也。旁举字母翻切之音，欲撮举一言，可以一行省音贯十八省音，可以纳十八省音于一省也’。这就是早期的国语统一论。”〔10〕(P77)
上述语音统一思想，恐怕还是为了切音之便。而中国境内方言林立，虽有朝廷规定的标准语的存在，但来自不同地方的官吏和民众之间仍情谊不能完全相通，政令难以下达基层，影响王朝统治。所以从明清以来，在雍正时期最早开始了用行政力在离官话区较远的福建和广东等地推行官话的政策，以期语言统一：
“雍正六年，奉旨以福建、广东人多不谙官话，若地方官训导。廷臣议以八年为限，举人、生员、贡、监、童生，不谙官话者，不准送试。福建省城四门设立正音书馆。十三年，奉旨展限四年。乾隆二年，弛其令，令州县与士民相见，及教官实心教导，保荐时列入政绩。十年，裁福建四门书馆。四十八年，通政司行文各直省，本章俗字字典所无，难以翻清，嗣后随本音释揭送内阁，以便翻译对音。嘉庆十一年，奉旨：上书房行走者，粤东口音于授读不甚相宜。谨案，《诗》《书》执礼，孔子皆用雅言，不用齐鲁音，而经史多有方言，学者贵知之，然必立一雅言为之准，而后方言可附类而通也。”〔11〕(P369-370)
那么为何要语言统一，除去一般交际便利之外，雍正上谕中概有说明：
“凡官员有莅民之责，其语言必使人人共晓，然后可以通达民情，熟悉地方事宜，而办理无误。是以古者六书之制，必使谐声会意，娴习语音，皆所以成遵道之风，著同文之治也。朕每引见大小臣工，凡陈奏履历之时，唯有福建、广东两省之人，仍系乡音，不可通晓。夫伊等以现等仕籍之人，经赴部演礼之后，其敷奏对扬，尚有不可通晓之语，则赴任他省，又安能于宣读训喻、审断词讼，皆历历清楚，使小民共知而共解乎。官民上下，语言不通，必致吏胥从中代为传述，于是添饰假借，百弊丛生，而事理之贻误者多矣。且此两省之人，其语言既皆不可通晓，不但伊等历任他省，不能深悉下民之情，即伊等身为编氓，亦不能明白官长之意，是上下之情，NB062８癫煌ǎ其为不便实甚。但语言自幼习成，骤难改易，必徐加训导，庶几历久可通应。令福建、广东两省督抚，转饬所属各府、州、县有司及教官，遍为传示。多方教导，务期语言明白，使人通晓，不得仍前习为乡音，则伊等将来引见殿陛奏对，可得详明，而出仕他方，民情亦易于通达矣。”〔12〕(P3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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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谕文可以看出，这种官话的推广还只是从官吏和朝廷的利益来考虑，熟习官话的目的是利于政令的上传下达，官民之间不生矛盾。这是清朝中期官方的语言统一思想。到了清末，语言统一思想日趋高涨和成熟，因为切音字的创制必然涉及以切何音为标准的问题，当时的文字改革者也希望借助推广标准的切音简字来统一语言。如创制切音新字的卢戆章就认为：“切音字乌可不举行以自异于万国也哉！又当以一腔为主脑。19省之中，除广福台而外，其余16省，大概属官话，而官话之最通行者莫如南腔，若以南京话为通行之正字，为各省之正音，则19省语言文字既从一律。文话皆相通，中国虽大，犹如一家,非如向者之各守疆界，各操土音之对面无言也。而凡新报、告示、文件以及著述书籍，一经发出，各省人等无不知悉，而官府吏民，亦可互相通晓，免费传供枝节也。”〔13〕(P3) 而第一次在由林辂存向清廷奏请推行切音新字的《上都察院书》中同样点明此义：“倘以卢憨章所创闽音字学新书，正以京师官音，颁行海内，则皇灵所及之地，无论蒙古、西藏、青海、伊犁，以及南洋数十岛，凡华民散居处所，不数年间书可同文，言可同音，而且妇孺皆能知书，文学因而大启，是即合四外为一心，联万方为一气也。”〔14〕(P17)
（转载自http://zw.nseec.cN科教作文网） 这一时期的语言统一思想还是停留在书同文、语同音的阶段，和此前的语言统一思想相差无几。而到了1902年吴汝纶东游日本之后，他的语言统一思想深受日本友人的影响，把语言统一纳入到“国民-国家”的叙述中，国语统一乃是再造新国民，消弭地域主义，加强国家认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访日期间，日本贵族院议员伊泽修二氏曾对吴氏谈到国语统一对于强国及加强民众对国家认同的重要性。其曰：
“伊泽氏曰：宁弃它科而增国语。前世纪人犹不知国语之为重。知其为重者，犹今世纪之新发明，为其足以助全体之凝结，增长爱国心也。就欧罗巴各国而论，今日爱国心之最强者，莫若德意志，若然德意志本分多少小国，语言自不相同，斯时也，彼自彼，我自我，团体之不结，国势之零落，历史中犹历历如绘也。既而德王威廉起，知欲振国势，非统一联邦则不足以其跻于盛壮。欲统一联邦非先一语言则不足以鼓其同气。方针既定，语言一致，国势亦日臻强盛，欧罗巴各国中爱国心之薄弱，殆莫如澳大利匈牙利之共同国，全国国种不一，自然语言不齐，莫知改良之方，政治风俗，在在见参互错综之状，甚至陆军不受政府之驾驭，骚乱之举，曷其有极，旁观者时切杞忧，谓奥匈之恐不国也。此皆语言之不统一之国，一则由不统一一致统一，其强盛有如德国。一则本不统一而不知改为统一，其紊乱有如奥匈，合国成绩攸兮，似足为贵邦前车之鉴矣。”〔4〕(P797)
而吴汝纶回国之后，就向张之洞奏请实施国语教育，申明大义：“今教育名家，率谓一国之民，不可使语言层差不齐，此为国民国体最要之义。日本学校，必有国语读本，吾若效之，则省笔字不可不妨办矣。”〔15〕(P436)就是在这样一种中—日或者中—西对比的视角中，时人的国语统一观得到了转换和加强。这点也是与近代中国民族危机深重的历史语境相合。而后，全国倡导语言统一者，大多趋同于此。如长白老民认为：“世界各强国无不以全国语言一致为内治之要端，故今年吾国洞达治体者，亦无不深明此理……”〔16〕(P34)又如1903年，京师大学堂学生何凤华、王用舟、刘奇峰、张官云、世英、祥懋六人上直隶总督袁世凯书：“统一语言以结团体也。吾国南北各省，口音互异，甚有各省之人不能通姓名之弊，夫国人所赖以相通相结者，语言也，言不类则心易疑，此涣散之本也。彼泰西各国，类皆文言合一，故团体最固，至于日本，犹以东京语为普通教育，诚握要之图也。我国无事不规仿泰西，步武日本，独于此漠然置之。可惜孰甚，今诚用此字母，则上等之人彼自有高深之学问，即庸众妇女，亦能以言语自达矣，以字母定口音，则南北一致，以语言传文字，则上下相通，其利益一也。”〔17〕(P3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