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近代中国的“国语统一”思想是在中—日(3)
2013-05-02 18:09
导读：民国新建，建立一种新的国语，倡导语言统一，更是势之必然。澳大利亚中国学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语言改革与政治革命关系密切，一种旧的宫廷语言被
民国新建，建立一种新的国语，倡导语言统一，更是势之必然。澳大利亚中国学教授认为，民国时期的语言改革与政治革命关系密切，一种旧的宫廷语言被一种新的民族语言代替的现实反映了新民族—国家认同的建构和统一的中央行政体系的民主结构的需要〔18〕(P231-238)。但是这个“国家”认同已经不是认同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实体，而是新兴的“中华民国”。显然，这样一种新式的民族—国家的建立，国民与国家权利与义务关系强调就更为密切，蔡元培就认为国语是“融洽国民感情的媒介，是个人求知识，谋职业的应用，是服务于民族国家，尽一个国民应尽责任的应用工具。”〔19〕(P3-4)时人也认为只有学习统一的国语，才能“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的大国民”〔20〕。
而在1920年代，军阀混战，民不聊生，时人也寄希望于国语的推广能加强地方军阀对整体的认同，实现全国的统一。倪海曙认为，“国语统一的要求：同时旧的封建势力又很快的转变成军阀割据的状态，连年内战，使当时每一个中国人都感到政治统一的需要，于是许多人又都从统一上着想，这种意识反映到语文改革上，便造成了注音字母与国语运动的合流，使‘待用文字’的注音字母转变成了‘统一国语’的注音字母。”〔21〕(P89)“方今南北纷争，忧国之士力谋统一，但统一南北，非先联络感情，则言语之效力乃大”〔22〕。
中华民国建立之时就以“五族共和”明志于世，这时革命派的民族主义的思想观已经由清末狭隘的大汉族主义转换到多民族共存的国家建制思想，而蒙藏各族语言和汉地各有不同，如何在语言上处理这种民族关系呢？显然，政府方面认为蒙藏之人既是中华民国国民，当然得熟习“国语”，所以建构一种全民族的共同语，加强所有国民的国族性建构乃是国语运动的应有之义，“吾国五族之民果用一致语言，自无不同之意志，同心协力，息内争而防外患，除偏见而护共和，五族之幸，民国之幸”〔23〕(P1053)。1920年3月15日，在当时的教育部第103号训令中就对蒙藏语文教育作了详细的规定：“拟自明年起，特别区域所属道县之师范学校，实业学校教授各种学科及国语、外国语之外，加授蒙语或藏语，以储通译之人才，即为推行国语之预备。其为蒙藏人特办之初等中等学校，均应注重国语，注重国语之法，即使上项毕业生先以蒙藏语教授蒙藏人使之习国语。俟彼等所习国语之稍有进步，直以国语教授种种科学。”“特别区域之外，若甘肃之宁夏酒泉，陕西之榆林，以及奉天吉林，黑龙江与蒙古接壤地方，所有师范学校、实业学校，应照上拟特别区域之办法办理，此外新疆、回族青海之番族，风俗语言各有所异，且与汉族不同，故被他族歧视，遭官吏之欺虐为日已久，则新疆、甘肃、西宁之师范学校实业学校亦应参照上项办法。”〔23〕(P1053)虽然民国之初，全国远没有达成统一之势，国语教育对于蒙藏之地也是鞭长莫及，政令也大多停在纸上，但这些措施也能反映出国语统一运动的规划已是放眼全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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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处理边地少数民族语言的关系一样，南洋各地的华侨语言统一问题也是国语教育必须考虑的另一个重大的问题。海外华侨群体是中国大陆文化格局的延伸，其间方言分裂，区域之间的矛盾依旧，这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华侨内部的团结和对国家身份认同感的形成，在时人看来，在南洋华侨中也存在着国语统一的问题，那么侨民的语言如何统一呢？这时我们也可以看到，民初的国语运动的范围已经不再局限于国内，在国外华侨中也掀起了学习国语的行动。以居日华侨为例，民国初年在日本长崎经商的华侨不下千余人，但他们都来自不同的省份，关系复杂，逐渐形成了广东帮、福建帮、三江帮等的关系群体，再加上彼此言语不通，平时除了用一种似是而非的官话交谈之外，大多用日本话交流，彼此感情无法接近。而华侨的教育机关，只有一华侨公立时中学校，开办近二十年，名称虽只有一校，实际上已分成了三校，因为言语的不同，广东人的子弟，必须请广东的先生教授，福建人也必须请福建先生教授，三江人自然请三江先生。大家因语言的障碍而变成彼此相互隔膜的群体，这种情况引起了许多人的重视，显示了国语统一的必要性。此时国内的国语运动已经波及到日本，驻日本前领事冯锡之和现任副领事王万年在1919年暑假期，和华侨商议将改革学校。在领事和一些华侨看来，“时中学校是中华民族的小学校，不是各省方言的学校，将来要做中华民国统一国家大国民”，在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情感的促使下，两位领事向北京学务局聘下了两位国语先生，极力整顿，到1922年已有3年的时间了，在这3年期间已有一百三十余人学生毕业了，不论是来自三江的，还是来自广东的，个个都能说国语〔20〕。语言教育是保持华侨对中国文化认同的重要纽带，但民初的国语统一教育还只是零星的行动，到了1927年以后，较之民初，由于南京国民政府政权相对稳定和强势一点，同时在30、40年代全民族抗日口号的推动下，国语教育获得了较大的成绩，对后世影响甚大。
〔参考文献〕 内容来自ww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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