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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本文从文本本身显发出来的“性情志(3)

2013-05-06 18: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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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浅的标签，而是渗透到文章骨髓之中去了的“仁体”，有一种内在的精神力量：“呜呼！惟天生民有欲，无主乃乱，惟天生聪明时乂，有夏昏德，民坠涂炭，天乃锡王勇智，表正万邦，缵禹旧服。兹率厥典，奉若天命。”欲望是人人都天生具有的，因此，统治者的任务就在于有效的控制自己的欲望，以身作则，教化人民正确的宣导情感，非如此，社稷就不可能国泰民安。“有夏昏德”，骄奢淫逸，丧失天命，致使生灵涂炭，民怨沸腾，震动天威：“夏王有罪，矫诬上天，以布命于下。帝用不臧，式商受命，用爽厥师。简贤附势，实繁有徒。肇我邦于有夏，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小大战战，罔不惧于非辜。矧予之德，言足听闻。惟王不迩声色，不殖货利。德懋懋官，功懋懋赏。用人惟己，改过不吝。克宽克仁，彰信兆民。乃葛伯仇饷，初征自葛，东征，西夷怨；南征，北狄怨，曰：‘奚独后予？’攸徂之民，室家相庆，曰 ：‘徯予后，后来其苏。’民之戴商，厥惟旧哉！佑贤辅德，显忠遂良，”原来，在《仲虺之诰》中，“仁”只是“德”的一个子系统，而“仁”的具体内涵就是宽厚慈爱，体恤民生疾苦，诛伐无道，救民于水火，也就是《康诰》的“保赤子”之心。这对、孟子都毫无疑问产生了深远的影响。①

为了吸取“有夏”的失败经验，《仲虺之诰》在理论上找到了从人的性情上永祈天命的法宝：“德日新，万邦惟怀；志自满，九族乃离。王懋昭大德，建中于民，以义制事，以礼制心，垂裕后昆。予闻曰：‘能自得师者王，谓人莫已若者亡。好问则裕，自用则小。’呜呼！慎厥终，惟其始。殖有礼，覆昏暴。钦崇天道，永保天命。”谦虚谨慎，努力向学，诚心修德，以符合的“义”来做人的原则，以合符天地精神的“礼”来制约自己的“心”，以身作则，“建中于民”。

; “中”的概念，可能是中国上古时代的先哲们受到地、学的影响和启发后，引进到性情论中来的一个概念。性情的中和之美，在《毕命》中，是一种不刚不柔，既刚且柔的人性状态：“不刚不柔，厥德允修。”性情的“不刚不柔”，究其实质，是有效的控制欲望的结果：“予小子不明于德，自厎不类。欲败度，纵败礼，以速戾于厥躬。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逭。既往背师保之训，弗克于厥初，尚赖匡救之德，图惟厥终。”(《太甲中》)欲望如果不控制，就会乱了法纪，乱了纲常，给自己带来无边的罪过。对于统治者本身来讲，修身养性就更为重要：“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吕刑》）欲不可纵，礼不可败。受命于天，承天侍命，始终追求一种不偏不倚的中道状态，才能最终与天道相合为一。

可贵的是，《尚书》坚持中道的思想并没有仅仅停留在“不刚不柔”之上。;

; “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 。”夔曰 ：“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尧典》）

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皋陶谟》）;

这是一种以阴阳相济、刚柔互补为基础的性情论，正直而温柔，宽厚而坚栗，刚毅而不暴戾，简约而不傲慢，刚柔相间，互惠互补，既是性格上的概括，德性上的要求，也是情感上的提升；但是“八音克谐，无相夺伦”就不仅仅限于阴阳了，而是全面吸收了五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思想成果，其本质是要将人喜怒哀乐的自然情感超拔性之上的、以道德修养为基础的中和性情。尤其是“神人以和”一句，说明这种刚柔相济，阴阳互补，综合牵制，处中而制的性情，本来就是来自于天，最后又要通过自我的修习、提升，以回应天的“大德”，其本质是天人合一。

; 应该指出的是，由于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国，所以四方、五方的观念之起源是相当早的。《尚书·洪范》中提出的五行思想，也许诚如许多研究者言，经过了无数人的理论加工， ② 但是，笔者以为，其五行的理论内核是古已有之的。学家庞朴先生就说过：“殷人已经具有了确确实实的五方观念，”“这种以方位为基础的五的体系，正是五行学说的原始。”[3] 所以，与其说思孟学派改编、提升了《洪范》，倒不如说，原始的《洪范》给了思孟学派以启示。

; 笔者在此要说明的是，《尚书》中的性情论，已经深刻地吸收了阴阳五行综合性思维方式的成果，其中阴阳消长、刚柔相济，彼此牵制、彼此吸收的内在机制，已经为后来的性情论提供了一个理论的范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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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① 孔子的思想主体是“仁”；另外，此段文字被《孟子·梁惠王下》引用，孟子从精神上吸收了《尚书》中有关仁政、德政的思想，也是显而易见的。

② 刘起釪先生认为，《洪范》原本是商代的作品，但是从西周到春秋战国，不断有人给它增加新的内容。（参见刘起釪：《〈洪范〉成书时代考》，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年第三期。）郭沫若先生又说：“《洪范》那篇文章其实是子思氏之儒所作的。”（见《青铜时代·先秦天道观之进展》，人民出版社1954年版，第8页）;

[参考文献]

[1] 皮锡瑞. 经学通论[M]. 上海：中华书局，1954，第95-96页

[2] 杨宽. 论〈逸周书〉[J]. 西周史[M].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

[3] 庞朴. 阴阳五行探源[J]. 中国社会科学，1984，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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