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在以人为中心的思想体系里，＂心＂(2)
2013-05-09 01:32
导读：显然这个作为精神视域的境界不能简单地经由对象化的主客相分的认知型知识积累来达成，而且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处于永无止境的变化之中。由于
显然这个作为精神视域的境界不能简单地经由对象化的主客相分的认知型知识积累来达成，而且它不是一个静止的存在而是处于永无止境的变化之中。由于它包含有审美、道德和宗教的情感因素，因而从根本上说它只能是个人化的内心体验。境界的高下精粗、远近凉温在很大程度上只有当事人自己才能感受和体味得到，相对于共识化的知识，这种体验型的境界明显具有“独知”性。
在中国传统哲学的话语体系里，诸如“中”、“易”、“仁”、“诚”、“道”、“真如”、“空”一类的“概念”显然具有某种至高无上的绝对意义，然而它们又恰恰不是所谓的“绝对主体”。在中国的哲人们看来，它们只是一些“假名”和“方便说”，其实是无法用语言表述从而也就无法与人共享的个人所体验到的独知境界！从所谓“我欲仁，斯仁至矣”，孟子所谓：“万物皆备于我矣，反身而诚，乐莫大焉”，所谓：“道可道，非常道”，“道冲而用之，或不盈。渊兮，似万物之宗；湛兮，似或存”，“道之为物，惟恍惟惚”，所谓：“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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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而不可受，可得而不可见”，僧肇所谓：“非有非无；谓之涅槃”[6]玄觉所谓：“无相无空无不空，即是如来真实相，心境明，鉴无碍，廓然莹彻周沙界。万象森罗影现中，一颗圆光非内外”[7]等等描摹中，我们可以依稀窥见这些至上境界的吉光片羽。
严遵的《指归》在释《老子》“知者不言，言者不知”一篇有云：“道无常术，德无常方，神无常体，和无常容。视之不能见，听之不能闻。既不可望，又不可扪。故达於道者，独见独闻，独为独存。父不能以授子，臣不能以授君”[8]。究竟什么是“道”是古往今来争论不休的一个重要话题，究其原因，乃是在《老子》八十一章中关于“道”有着各种各样、歧义叠出的描述，这与“道”的不可言说性有很大的关系。不可言说意味着对“道”不能在某个“共识”的层面上用概念来把握和诠释，任何以概念化来规定“道”的属性的企图，其结果无异于盲人摸象。所以，冯友兰，牟宗三等以“境界”来表征“道”的本性。而“境界”的一个最主要特征就是因人而异，既主既客又非主非客，即严遵所谓“独见独闻，独为独存”。因此，从这个角度说，之“仁”、之“无”、佛家之“空”都是自我超越而实现的最高境界，这些境界超越了个体现实的有限自我，是精神的彻底解放和自由，它们无法在现实中找到对应和参照而只存在于自得独知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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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知性的境界是一种个体的精神体验，这种体验无需客观的证据，也无需“共识”的认同，它是个体心灵自身的内在“感受”，是自证自明，又为自家“受用”。它体会到的是最大的精神愉快，这种愉快超越了本能的感官欲望，是一种人类至今不能确解的高级状态。在中国传统里，这种精神愉快通常以“乐”来表征，实际上，如蒙培元所指出的：“‘乐’也是境界，是对‘仁’、‘无’、‘空’的境界的自我体验。儒家以‘仁’为乐，以‘诚’为乐，即以境界为核心而实现了德美合一，此即所谓‘孔颜之乐’。道家以‘无’为乐，以‘自然’为乐，即以境界为核心而实现了德美合一，此即所谓‘至乐’、‘天乐’。佛教以‘智境’为乐，以‘涅槃’为乐，即以宗教境界为核心而形成了德美合一，此即所谓‘常乐’”[9]。李泽厚将中国传统归结为“乐感”，从境界的视角而言，这确实是中国理想的根本归趣。
作为境界的独知与所谓的“神秘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某种现象、状态或感受之所以“神秘”，乃是因为它们超出了受现实所局限的“共识”可以理解的范围。从人类上看，巫术是构成各种“神秘主义”行为的一个重要环节。就中国的历史而言，上古的文明渺远无征，然而陆续发掘的古代文物却以各种实物和图像折射出当时生活的一些风貌，使得后人可以从这些遗物中推知上古的知识和思想与“巫”有着密切的联系[10];
在甲骨文，“巫”字多有所见，或作“;”，或作“;”，后者据文字学考证同“舞”字，说明“巫”字与祈雨或祈雨的有关。“巫”在上古社会中扮演着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他们身上具有一种非凡的神秘力量，是沟通天人之际的“使者”。《国语?楚语下》有一段关于“巫”的重要记载：“古者民神不杂，民之精爽不携贰者，而又能齐肃衷正，其智能上下比义，其圣能光远宣朗，其明能光照之，其聪能听彻之，如是则明神降之，在男日觋，在女日巫”[11]。显然，“巫”有着超乎常人之上的品格和智力，他们能够“以舞降神”，即通过一系列复杂的行为、容貌、姿态和，来使自己甚至巫术活动的其他参与者都达到某种迷狂状态，这种状态的典型特征是神我的浑然一体，是“动态、激情、人本和人神不分的‘一个世界’”[12]，这些现象至今在一些少数和原始部落的祭祀活动中尚可得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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巫术是一种操作性的身心活动，是非理性或无意识的强烈情感的展现和暴露。同时，各种形式的巫术通常又都包含有一系列的繁杂过程，在过程中常常需要一些特殊的甚至是高难度的操作技巧，具有明显的形式化的程式和规范。因此，从心的角度说，巫术的迷狂情绪仍然受到理性的强力控制，从而使之成为一种兼具想像、理解、认知、体察等诸多因素在内的复杂情感状态。现代
心理学研究证实，人的思维中存在着一种直觉思维的模式，直觉是不受时间、空间限制的一种特殊心理或体验，在直觉的瞬间，人们觉察不到时间的流逝和空间局限，精神达到彻底的解放，在这种模式中，通常的主、客体间的对立不复存在，微尘为大千，转瞬成千古，人们由此感受到崇高、永恒乃至神圣。李泽厚说：“巫术在想像中支配、控制对象，并与对象在想象情感中合而为一，这是后世科技所没有的”[13]，正是着眼于人类思维模式中的这种特殊形态而言的。
近几十年来，随着各种新的考古文献的不断面世，对中国传统思想的追本溯源也日趋精微。越来越多的学者注意到，作为中国本土原创性的两大主干——儒、道两家都与上古延续下来的巫史传统有着不可忽视的承接关系，诸如“礼”、“乐”、“德”等核心概念都脱化于巫史传统中的一些重要观念[14]。另外，有关研究也证实，即使像儒家这样不言“怪、力、乱、神”，向以理性面貌出现的中国传统思想的主流中依然包含有浓厚的神秘色彩。儒学中的神秘体验的特征陈来做了如下概括：“（一）自我与万物为一体；（二）宇宙与心灵合一，或宇宙万物都在心中；（三）所谓‘心体’（即纯粹意识）的呈现；（四）一切差别的消失，时间空间的超越；（五）突发的顿悟；（六）高度的兴奋、愉悦，以及强烈的心灵震憾与生理反应（通体汗流）”[15]。这些特征与巫术操作者的心理状态何其相似乃尔！正是因为如此，有理由这样认为，儒、道乃至后来的极具中国特色的禅佛教之所以都以某种独知境界为根本的归趣，都是由肇端于巫史文化的思维模式所决定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