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宝成《重估的价值》一文是对国学价值的认同(2)
2013-05-14 01:34
导读：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着重搜罗和优礼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汉
忽必烈因长期受命治漠南汉地，深知儒学对巩固统治的重要。即位之前，他便重用汉人知识分子，着重搜罗和优礼儒生，在忽必烈的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汉人儒生集团，其中最著名的如许衡、姚枢、章文谦、张启元、廉希宪、郝经、刘因、窦默、王鹗、姚燧等。忽必烈不仅从他们学习儒家学说，而且任用他们担任、军事文化等方面的要职。公元1260年（蒙古中统元年），忽必烈即位于开平，开始实行“祖述变通”、“效行汉法”的治国方略。次年，下诏令：“军中儒士，听赎为民。”从中“举文学才识之士可以从政及茂才异等，列名上闻以听，擢用其职。” （《元史·列传五十九·程矩夫传》）
公元1264年（至元二年），即忽必烈称帝的第四年，许衡上书，从历史经验说明实行汉法的重要。他说：“考之前代，北方之有中原夏者，必行汉法乃可长久。故后魏、辽、金历年最多。他不能者则乱亡相继，史册俱在，昭然可考……以是论之，当行汉法无疑也”。（《元史·列传四十五·许衡传》），忽必烈接受了许衡的建议。对于“南士”，忽必烈也采用积极搜罗任用的政策。最著名的是擢用“南士”程矩夫为翰林修撰，后擢升至集贤直学士兼少监。程矩夫以徽州人、宋降官为忽必烈所任用，时有台臣谏言，程矩夫为“南人”，且年少，不可重用。忽必烈大怒曰：“汝未用南人，何以知南人不可用？！”随拜程矩夫为侍御史，让程矩夫随侍在自己左右，并且特别以汉字下诏书，命程矩夫到江南去搜访遗逸。程矩夫到江南，将赵孟藡、叶李二人连同赵孟頫、余悠、万一鹗、胡梦魁、曾希颜、孔洙、曾冲子、凌时中、包铸等二十余人带往京都。忽必烈一一接见，将他们全部擢置台宪及文学之职。（《元史·列传五十九·程矩夫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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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至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1313－1321在位），程朱理学继续得到大力扶持。仁宗为太子时，便“遣使四方，旁求经籍，识以玉刻印章，命近侍掌之。”时有进《大学衍义》者，仁宗命詹事王约等节而译之。“帝曰，治天下，此一书足矣。”（《元史·仁宗纪一》）公元1313年（仁宗皇庆二年），仁宗以宋儒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邵雍、司马光、朱熹、张栻、吕祖谦以及已故中书左臣许衡从祀孔子庙庭。同年，下诏恢复科举考试，以“四书”及朱子章句集注为考试内容。（见同上）从此，理学成为官方统治思想，终元之世，没有多少改变。儒、道、释并举，深刻地影响着元代的意识形态。“国学”仍然是辽、宋、金、元统治思想的根本，这并非“文化中心主义”之论，而是不可辩解的历史事实。
倡导“国学”“其结果不是中国文化的复兴，而是把中国文化变成古董，送进博物馆陈列”的论调，实乃危言耸听。试问，一个对于本国传统学术毫无所知，只知“以人类的传统为自己的传统”的民族，岂非数典忘祖？世界的文明的大一统，或许仅是海市蜃楼，忘却了民族精神的民族，不可能达到与其他文明的“兼容并包”。反而是将自身的民族心理、民族性格抛至九霄，成为任人宰割的“精神矮人”！“兼容并包，兼收并蓄”的基石在自我认识，“不知有汉，遑论魏晋”。时代需要“振兴国学”，时代需要“数典记祖”。二十一世纪的今天，谈论“国学”；恰在其时，重建“国学”，迫在眉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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