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文学论文 > 正文

纪宝成《重估的价值》一文是对国学价值的认同

2013-05-14 01:34 　　纪宝成《重估的价值》一文是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薛涌《中国的边界》一文则将“国学”边界的扩大，混淆了国学与广义文化的界限。
　　本人以为，“国学”是中华和性格形成的基础，是民族精神的根本。纪文“为人大国学院的成立鼓与呼”，指出长时期对“国学”的忽略或偏激的态度已导致“出现了深层次的民族文化危机”的恶果，现在已是“民族振兴，国家崛起过程中必须加以正视并克服的障碍。”纪文还提出“重建理念，重建方法，重建队伍，重建学科”的具体主张。是文对“国学”价值的认同，言辞痛切，读之若警种长鸣，发人深醒。
　　纪文对近百年来上激烈批孔，从而否定，造成“国学的失落”的场景作了精到的回顾与分析。是文的不足在于，仅看到激烈否定的表面现象，对于其中的真实内容分析不够。如早期陈独秀、鲁迅、胡适等学人对传统文化的批判与反思是建立在对“国学”精神的深度解构基础上的。陈独秀所否定的是当时提倡的“孔教”；鲁迅所进行的批判工作的目的在于解剖“中国的灵魂”，他说：“历史上都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是因为粉饰太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出底细来。”他还说，历代的尊孔都是把当“敲门砖”使用的。“孔子之在中国，是权势者们捧起来的，是那些权势者或想做权势者们的圣人，和一般的民众没有什么关系。”（《在现代中国的孔夫子》）若没有坚实的“国学”功底，难以有此明晰的洞察。鲁迅还说过：“菲薄古书者，惟读过古书者最有力，这是的确的。因为他能洞知弊病，能‘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华盖集续编·古书与白话》）可见，鲁迅先生所着力的工作任务是割除“肿瘤”和“烂疮”，即剔除封建文化的糟粕，是要抛弃“古训”，“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 的“《三坟》、《五典》，百宋千元，天球河图，金人玉佛，祖传丸散，秘制膏丹”（《华盖集·忽然想到·六》）等散发腐朽灵魂的东西，反对心理阴暗，用中国文化的“软刀子”，使人“割头不觉死”的阴谋家、野心家；反对满脑子的旧思想却要附庸风雅，“回想旧时的舒服，便对于旧社会眷念不已，恋恋不舍”的旧人物（《而已集·革命时代的》）；反对拜倒在古人脚下又要沽名钓誉之徒；反对“将屠户的凶残，使大家化为一笑，收场大吉”，把小品文当作“小摆设”的提倡者。（《小品文的危机》）他指出，以“革新或留学获得名位，生计已渐充裕者”，很容易流入迷恋“闲适”的小品文一途，就是因为他们没有学问，根底浅薄，而且“盖先前原着鬼迷，但因所迫，不得不新，一旦得志，即不免老病复发，渐玩古董，始见老庄，则惊其奥博，见《文选》，则惊其典赡，见佛经，则服其广大，见宋人语录，又服其平易超脱，惊服之下，率尔宣扬，这其实还是当初沽名的老手段。”（《鲁迅书信集· 致杨霁云》1934.5.6） 您可以访问中国科教评价网（www.NsEac.com）查看更多相关的文章。
　　遗憾的是，鲁迅先生当年所指出的问题，在当今学术界依旧重演着，甚至有过之而无不及。我们在惊叹于先生对“国人灵魂”深刻认识的同时，也真心地希望致力于“振兴国学”的有识之士，在努力的同时，仍然牢记前辈学人的警告，掂量自己对中国文化理解的深度，切莫以浅薄的学识，率性而为！所以，认识到鲁迅、胡适、郭沫若诸学人在批判国学时的学术背景，对于我们当今的批判和反思，是有着积极的借鉴意义的。
　　相比而论，薛涌《中国文化的边界》一文以为纪文是“似乎除了汉文化，其他民族对中华文化的贡献都可以排斥在外”而且也把排斥在外。本人以为，这种论调，实将“国学”的边界作了无限地扩大，很容易造成对“国学”内涵的误读。原因是，形成中华民族魂魄的载体的“国学”，其基本内涵仅涵盖、、法家、墨家、兵家等元典，而蒙学、藏学、满学等民族文化在中华民族的发展史上一直处于支流的地位，其所扮演的角色并不可与“国学”等同。这一点，纪文说的相对明了：“是中华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它像流水一样，滋润着中华民族的茁壮成长；像土壤一样，培育着中华民族的主体意识；使中华民族以特有品质与风貌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其它民族的文化均从“国学”汲取营养。薛文说到历代各民族文化交汇特别是北京的文化交汇的情况，说到能够“超越汉文化，集多元的文化、种族与制度之优的”蒙古统治的情况，似乎是“蒙学”比“国学”高明，特别是需要学学它的“兵学”。此种观点实在是本末倒置。其实，辽、金、元的统治思想，均依赖儒学而行之。
　　元代自成吉思汗始，即重视儒学。成吉思汗在东征西伐过程中重用辽、金旧臣，征集汉人工匠，就已感受到汉文化的优越性。公元1215年（蒙古成吉思汗十年），蒙古军攻破金中都。成吉思汗访辽旧部，得耶律楚材。耶律楚材是辽契丹王突微八世孙，金世宗时任尚书右丞。他“博极群书，旁通天文、、律历、术数及释老之说”（《元史》列传三十三《耶律楚材传》），受到过儒学深刻的影响。他在辅佐辽金统治的过程中，积累了用汉文化实行统治的丰富的经验。他对成吉思汗等服膺汉文化起到过极其重要的作用。时有西夏人常八斤者，以善于造弓箭的弓而受到成吉思汗的欣赏和器重。成吉思汗因此而每自矜夸：“国家方用武耶，律儒者何用？”耶律楚材对曰“治弓尚需弓匠，为天下岂可不用天下匠耶？”成吉思汗听了很受启发，对他“日见亲用”（见同上）。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后耶律楚材辅佐窝阔台。公元1233年四月（蒙古窝阔台汗五年），窝阔台采用耶律楚材建议，在攻打宋汴京时，废除“凡攻城不降，矢石一发即屠之”之制。时避兵在汴的难民有一百四十万户，因此而皆得保全。在元兵攻占蔡州以后，耶律楚材又“请遣人入城，求孔子后，得五十一代孙（孔）元措，奏袭衍圣公，付以林庙地。命收太常礼乐生及召名儒梁陟、王万庆、赵著等，使直释九经，进讲东宫。又率大臣子孙执经解义，俾知圣人之道。置编修所于燕京，置经籍所于平阳（见同上）。”
　　同时，元代统治者又广泛搜集儒学典籍，招致汉人儒生。公元1236年（蒙古窝阔台汗八年），皇子阔出率兵伐宋，窝阔台命杨维中、姚枢随军南下，招致儒、道、医、卜等人才。姚枢受诏：“凡儒服挂浮籍者皆出之”，即凡是穿儒服又载入名册的都释放。结果姚枢“凡得名士数十人，收伊洛诸书送燕京。” （《元史》列传三十三《杨维中传》）在德安（今属湖北省随州市），姚枢从逃亡的人群中得赵复。赵复是江汉间名儒，精通程朱。时隐居，以“江汉先生”自命。赵复在姚枢的劝说下来到燕京，受到忽必烈的接见。忽必烈对他说：“我欲取宋，卿可导之乎？”赵复回答说：“宋，吾父母国也。未有引他人以伐吾父母者。”忽必烈极为赞赏他的气节，没有强迫他做官。（《元史·儒学一·赵复传》）忽必烈允许在燕京建太极书院，让赵复讲学其中。“学子从者百余人。” 至此，“北方始知程朱理学。” （《元史·世祖纪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