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明末清初，蒙古社会内忧外患，为挽(2)

　　第三，为彰显《法典》的权威性和维护其法律效力，从大王公到一般官吏都要严格遵守，否则按其地位高低（即责任大小）科以财产刑。“谁也不许违法那本法典。如有违反者，大王公科驼十只、马百匹；中王公科（原文作墨尔根戴青、祖契儿一级的）驼五只、马五匹；小王公科驼一只及罚三九；塔布囊和四达官（管理人）科驼一只及罚二九；王地的官吏科驼一只及罚一九。”（第十条）

　　（二）通过军事立法，调控军事攻防

　　蒙古族是一个善武的游牧民族，具有良好的军事立法传统。为了建立严密的军事攻防体系，保卫蒙古政权，《法典》中的军事法规范详备、科条简约，做出了一系列积极的、严厉的规定。

　　1、全民性的军事预警机制　为了能及时掌握敌情，以便做出迅速反应。《法典》规定“敌人来袭蒙古及卫拉特时应即报告”（第四条），对知情不报者进行最严厉处罚“看到或听到大敌而不报告者，处子孙追放、杀死、阙所之刑。”（第十三条）。因受佛教“善行”的影响《法典》极少杀生，但对知情不报者“处子孙追放、杀死、阙所之刑。”这一处罚体现了“军法从严”的军事立法思想，也说明了敌情对战争胜负的决定性意义，能否及时得到敌情甚至关系到蒙古政权的生死存亡。

　　2、王公的职责和属民的义务　在战备和战争过程中，大小王公及其属民都应担负起各自的职责和义务，对失职或不履行义务者按其责任大小科以财产刑。《法典》第四条规定“得到报告而不出动（反对敌人）者，大王公（领境）科铠甲百领，驼百只、马千匹，小王公可铠甲十领、驼十头、马百匹之财产刑。”属民的义务：第一，提供武器装备等战略物资，要求“四十户每年必须造胸甲两件，否则科马骆驼各一头。”（第三十七条），而且有赏罚的规定“给头盔或铠甲者。可得代赏如下：头盔得五（牲畜），铠甲得罚一九及骆驼一只；给火枪者得五（牲畜）。”（第三十八条）；第二，战乱时必须听从王公的调遣，“遇到动乱时，必须集合到王公左右。”（第十四条）如在战争危险时遗弃王公的，要处死刑和没收全部财产。

　　3、严格的奖惩制度　为有效地保证军队协调一致的行动和提高战斗力，《法典》建立了赏罚制度。对作战中救出王公者、夺回被掠夺马匹者、毙敌者等有功者进行褒赏。《法典》的第十二条、第十五条、第五十条、第五十一都分别作出了规定，例如：“作战时，毙敌者作为褒赏领取所毙之敌的甲胄，对此予以帮助者则可选领胸甲或头盔一件，之后按来到（即遇上）的先后得到褒赏。”（第五十条）

　　在战争特定环境下，必须坚守各自职责，对玩忽职守者，无论大王公还是平民凡临阵脱逃者皆按责任大小予以严惩，以强化责任意识，提高战斗力。《法典》第十一条规定：“无论任何借口，临战后逃脱者，大王公科铠甲百领、驼百只、人民五十户、马千匹；中王公（原文作戴青和祖契儿）科铠甲五十领、驼五十只、人民二十五户、马五百匹；小王公科铠甲十领、驼十只、人民五户、马五十匹；塔布囊和四达官科（长官）铠甲五领、驼五只、人民五户、马五十匹；王公和地方官科吏贵重品三件、人民三户、马三十匹；旗手及小号手同塔布囊及达官；前卫同爱玛克的长官一样，除此以外，还要脱下军衣、头盔和妇人无袖短衣；侍卫和内侍官科人民一户、罚一九，而主要东西为军衣一套；兵士科马四匹，主要东西则为军衣一套；甲士科头盔一件，马三匹；甲骑兵科胸甲一件，马二匹；平民科箭筒一个、马一匹，又逃走者，穿上妇人无袖短衣。”

　　（三）独尊黄教，巩固蒙古社会的思想基础

　　16世纪70年代至17世纪初,黄教先后传入蒙古各地区，并被东、西蒙古普遍接受，出现了“惟喇嘛之言是听”[18]的现象。黄教主张善行，反对战争和杀戮，倡说因果报应，它把封建主说成前世善行转生的正主，蒙古人民受苦受难是因前世作孽，主张以苦行和禁欲求得来世幸福。黄教迎合了蒙古封建主加强部族团结和消弭人民对现实不满的需要，与萨满教的原始性相比更符合统治阶级的利益。它既有利于封建领主的统治，又有利于维护蒙古各部团结。所以《法典》赋予黄教合法地位，并制定了一系列推广和加强黄教，打击萨满教的规定。

　　《法典》前文 “在不空成就文师利（Amogasiddi-mangnohiri），阿姑文珠师利（AngkhoBia-mangnohiri）、因赞、楞波泽之父释迦牟尼托音三位尊者面前，于英雄铁龙岁（1640年）仲秋第五吉日，以额尔德尼、扎萨克图汗为首的我等四十四领侯……写下了伟大的法典。”从中可以看出黄教已是东、西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并且是建立联盟和制定本法典的思想基础，加强对黄教的立法有利于维护和巩固部族联盟。

：科教论文网毕业论文论文网

　　为了进一步使黄教成为唯一的宗教信仰，更好地成为统治者禁锢人民思想的工具。《法典》规定黄教为蒙古各部共同信仰的宗教，任何人不得反对，第五条规定：“反对宗教，杀（人）和掠夺属于僧侣的爱马克者，科铠甲百领、驼百只、牛千头之财产刑。”而且为保证僧侣的来源，发展壮大黄教，还规定：“十人中必有一人献身于佛。”（第九条）

　　蒙古封建领主为借助黄教巩固自己的统治，《法典》以法律形式赋予黄教僧侣各种特权。第九条规定：“僧侣有权向近亲的同族者的贵族征收赎金（牲畜）五头、向平民征收（牲畜）两头或贵重（品）一件。”；第十六条规定：“必须提供三种法定的大车……有的为宗教上及行政上而出发的使者……”；第十九条规定：“向喇嘛及班第征用大车者，罚母牛一头；将献佛之马征用于运输(大车)者，罚马一匹。”；《法典》第十七条、第十八条还规定用言语侮辱僧侣、在家（结婚）班第者，科财产刑。

　　为了巩固黄教的统治地位，与黄教的特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法典》严禁萨满的一切宗教活动，否则予以重罚。“邀请萨满教的巫师或女巫师来家者，科邀请者以马一匹的财产刑，以及科女巫师马一匹；如看见而不捉住（他们的马匹）者，科马一匹。看见翁干（偶像）者须将其拿走，如占有翁干，经过争论仍不交出者科马一匹。”（第一百一十一条）“萨满诅咒高贵者科马五匹，诅咒下层阶级者科马两匹。”（第一百一十二条）

　　（四）调控统治秩序，维护社会稳定

　　法律是最有效的阶级统治工具。统治阶级通过制定或认可一些法律规范，把阶级压迫制度化、合法化，从而把社会冲突控制在统治阶级利益和社会允许的范围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