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20世纪前半叶，中外学术界关于唐代经济(2)

万国鼎《北朝隋唐之均田制度》（《金陵学报》1卷2期，1931年），董家遵《唐末经济恐慌与农民》（《现代史学》1卷3-4期，1933年），华芷荪《隋唐经济史研究》（《中国经济》2卷6期，1934年），邓嗣禹《唐代矿物产地表》（《禹贡》1卷11期，1934年），铁丸《隋唐矿业之史的考察》（《文化批判》1卷4-5期，1934年），秦璋《唐代之交通与商业》（《中国经济》2卷12期，1934年），俞大纲《读高力士外传释“变造”“和籴”之法》（《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集刊》第5本，1935年），恍然《唐代官民借贷考略》（《清华周刊》43卷7-8期，1935年），一良《隋唐时代的义仓》（《食货》2卷6期，1935年），何格恩《唐代岭南的虚市》（《食货》5卷2期，1937年），森庆来《唐代均田法中僧尼的给田》（《食货》5卷7期，1937年）等，也是这一时期发表的有价值的专题论文。

代表性的论文集和著作有：加藤繁《中国经济史考证》第一卷[⑥]，收录研究唐宋经济史的多篇论文，论及唐代庄园、市、草市、车坊、居停、柜房及行会等。作者在日本初次发表这些论文的时间很早，《唐代庄园及其性质由来》一文发表于1917年，余篇发表于20世纪20年代至30年代，多属拓荒之作，产生了重要学术影响。鞠清远《唐宋官私工业》[⑦]，论述了官私工业的组织、私工业成品的销售方式及资本流动、工业种类与生产地域、工业行会等重要问题，立论新颖，论述综合。全汉升《中国行会制度史》[⑧]第三章《隋唐时代的行会》，分行的发达、行与政府的关系、行的组织、徒弟制度、行的习惯、余论，探讨了唐代行会的一些情况，但过于简要。桑原骘藏《唐宋贸易港研究》[⑨]，简略论及唐代海外贸易情况。藤田丰八《宋代之市舶司与市舶条例》[⑩]第一章《市舶源流》，对唐代海外贸易情形论述充分。陶希圣、鞠清远合著《唐代经济史》[11]，是第一部唐代断代经济史专著，包括第一章《前代的遗产与隋末之丧乱》、第二章《田制与农业（上）》、第三章《田制与农业（下）》、第四章《水陆商路与都市之发展》、第五章《工商业之发展》、第六章《财政制度（上）》、第七章《财政制度（下）》、第八章《结论》，搜集文献资料丰富，讨论了国有土地、均田制、租庸调制、户税、地税、两税、庄田、庄墅、交通与都市、市、草市、庙会、行会、工匠、色役、资课、商税、茶税、酒税、青苗钱、柜房、邸店、飞钱与便换、高利贷、雇佣、客户、漕运、盐铁转运、东南财库等众多问题，论述广泛、全面、综合，是高水平的奠基著作。鞠清远个人专著两部：《唐代财政史》[12]，分两税法以前之赋税、两税法、专卖收入、官业收入与税商、特种收支、财务行政六章，体例严整，纲目清晰地论述了唐代的财政收支与财政管理，是高水平的开山之做；《刘晏评传》[13]，分家世、时代背景、传略、转运盐法税制改革、常平铸钱、经济思想与战时财政、政治观念与属吏登庸、秩事与遗文几部分，并附有刘晏年谱，详细探讨了刘晏的理财背景及成就。黄现璠《唐代社会概略》[14]，是第一部唐代社会史研究专著，分阶级、风俗、借贷、交通四章，均与唐代经济史有关。李剑农《魏晋南北朝隋唐经济史稿》[15]，其中隋唐经济史部分包括第八章《隋唐总叙》，第九章《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第十章《唐代统一后商品货币关系之发展》，第十一章《均田制之没落及私庄之发达》，第十二章《唐代赋税制度之演变——由租庸调到两税》，第十三章《唐代后期社会经济之崩溃》，共计六章，征引文献资料丰富又典型，行文谨严精练，条理清晰，擅长宏观考察，综合分析，以动态和联系的眼光阐述隋唐时期的制度变革、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并多与汉魏南北朝及五代两宋时期史实相比较，视野开阔，上下贯通，多有卓越识见和重要发现。如第八章对均田制和赋役制自北魏北齐北周至隋唐期间之损益沿革的阐述，极为精要，所论已成为学界共识。如第九章论述唐代统一后产业进展的新倾向，阐明了“唐代东南，已成为农业生产之重要区域”、“入唐以后，长江流域之丝织品，上自川蜀，下至吴越，皆已臻于极发达之境。蜀锦在汉时已驰名，兹不必论，由荆襄而下至吴越，则属后起之业，江南东道一隅，尤呈冠绝一时之象。”第十章则从货币、交通、商业都会、市场形制和商业资本诸方面，综合论述了唐代商业“皆表显向上发展之倾向”。其他各章所阐述，如“私人田庄之自始存在”、“制度本身上所存在之矛盾”为均田制废弛之两大重要原因；均田制破坏之经历，“为唐代经济转变之重要问题”；“自唐代中期，计口授田之制无形消灭后，自此历宋、元、明诸代，土地私有之制继续发展，即一部分为国家或皇室所保有者，亦以私有之形式出之，以征收佃租为目的”；“两税制，实为一种苟且应付时势之制度”、“两税法及各种杂征课之产生发展，但以整理财政收入为目的，非以改善人民生活为目的，对于旧日促进经济衰落之因素，非但不能消泯，且因顾虑收入短绌之故，采用苟简应付政策，致令社会经济崩溃之因素益增”；“唐代社会经济崩溃之主要原因，为土地财富分配之失调，致令贫富悬绝，更益以租税负担之失均，贫者负担奇重，不能维持生存，因而流亡者聚为盗贼，遂至于政权解体”，等等，均为精审、深刻之结论。该书隋唐部分可视为20世纪前半叶唐代经济史研究最具水平的综合之作，其动态考察、宏观论析的研究方法极具科学意义，也是符合唯物史观原则的。陈寅恪《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16]，辟有“财政”一节，指出李唐建国后承继北朝以来之财政制度系统，但是随着武周特别是玄宗以来社会经济的发展，其财政制度随之而演进——“其中央财政制度之渐次江南地方化，易言之，即南朝化，及前时西北一隅之地方制度转变为中央政府之制度，易言之，即河西地方化”。陈先生注重探究制度渊源流变的方法和具体观点，对后来的唐代财政制度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全汉升《唐宋帝国与运河》[17]，分绪论、高宗以后的东都与运河、大唐帝国的极盛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衰与运河、大唐帝国的中兴与运河、大唐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北宋的立国与运河、北宋帝国的崩溃与运河、宋金的对立与运河、结论，共十章，深入论证了运河是否通畅对唐宋帝国盛衰以及经济地理变化的影响，迄今仍是这一领域最高水平的著作。加藤繁《唐宋时代金银之研究》[18]，论及唐代金银货币在私经济方面和官经济方面的用途、唐宋时代金银之种类及形制、金银钱、金银器饰、金银价格、金银出产地及其输入输出问题等。万斯年辑译《唐代文献丛考》[19]，辑译了日本学者玉井是博、内藤虎次郎（内藤湖南）、羽田亨等人关于敦煌户籍残卷考释、唐代过所文书、沙洲伊州地志残卷考释的论文，并在《译者后记》中对辑译诸文进行评介，对某些问题也做了进一步的申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