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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论语;泰伯

2013-05-25 01:13 　　 ;内容提要：长期以来，学术界一直对《论语;泰伯篇》“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意存在争论。这一争论之所以重要，是因为句意不同，对的为政思想评价不同。本文首先从句读分析入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本文认为，民可使由之正确的句读方法应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从而澄清了多年以来在这一问题上的模糊认识，也使孔子多年来蒙受的不白之冤得以洗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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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词：孔子;泰伯 论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一、引言：我们可能误解了孔子
《论语·泰伯篇》第九章很短，但很有名。原文只有“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十二个字。在三十年前的批林批孔运动中，除了批孔子的“克已复礼”外，重点批的就是这句话了。当时这句话的句读是这样的：“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当时，“子曰”被成“孔老二说”，孔子有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孟皮，所以孔子被称为孔老二。这没有什么不对，只是失去了敬意。“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被解释成“老百姓只可被驱使，而不可以让其知道为什么”。如果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样讲也没有什么错误。由这句话批判者认定孔子是愚民政策的鼓吹者，是愚民政策的始作俑者。孔子不仅搞“克已复礼”（照当时的说法“克已复礼”就是复辟），还搞愚民政策，罪莫大焉。由于当时的批判声势浩大，以至于在那个年代生活过的人几乎都知道这句话。即使现在，其影响仍在。在最新出版的比较权威的《论语》的注释本中，当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仍然延续当时的解释（参见中国科学出版社2003年1月出版的《论语注释》）。我家里有三十多个出版社出版的《论语》，所有的版本都是这样解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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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习古的人都知道，最早的文言文是没有标点的。因为古代的字要么刻在甲骨上，要么铸在钟鼎上，要么写在竹简上，非常麻烦。这势必要求行文异常简练。也许就是这个原因，古代人创造了文言文。文言文的特点是行文简练。行文简练包括两个方面，一是用字尽量少，二是修饰少。孔子在《论语》中就曾经讲过“辞达而已”（见《论语·卫灵公篇》）。由于用字很少，由于字义多变，由于存在更多的省略，短短的一句话就会产生许多歧义。“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就是这样。因此，要正确解这句话，必须结合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必须从多方面去考察。如果我们不是这样，就有可能曲解孔子，误解孔子，甚至冤枉孔子。
二、辨析：由句读到句意
就“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而言，如果不考虑说话人的思想，仅从句读方面考虑，且句意完整，可能有6种标示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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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2．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3．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4．民可使，由之不可，知之。
5．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6．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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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出自《论语·泰伯篇》之第九章。原文是“子曰“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既然标明是“子曰”，那毫无疑问是孔子讲的。但孔子为什么讲这句话，在什么场合讲的这句话，又是对谁讲这句话，原文没有交待。既然原文没有交待，我们只能猜测。当然，猜测也不是没有根据的瞎猜。我们要根据孔子的一贯思想与主张，联系到当时的生活背景加以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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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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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句读古之有之，并不是大革命的发明。文化大革命时期不过是借这句话来攻击孔子而已。何晏的《论语集释》、邢昺的《论语疏》、杨伯峻的《论语译注》都是这样的句读。古人在解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时”，一般都从正面解释。说，可以让老百姓按照我们指引的道路走，不需要让他们知道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他知道呢？何晏的解释是“百姓能日用而不能知”（何晏〈论语集释〉），邢昺的解释是“圣人之道深远，人不易知”（邢昺《论语疏》。）既然不易知，知起来很麻烦，所以就不用知了。近代学者对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大都采取了批判的态度。如范文澜在《中国通史简编》中说：“孔子把民看作愚昧无知的人，可使由（服从）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孔子思想保守。又如冯友兰在《论孔丘》中说：孔子认为“民”是“下愚的人”，“他们不可使知，所以只可以让他们听从驱使。”指出孔子鼓吹愚民政策。文革时批判孔子的愚民政策，大都数人也都是引用这两位学者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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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说，“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没有什么错。但这只是几种可能中的一种。从孔子的一贯主张来看，孔子不赞成愚民政策。孔子是中国第一个创办私学的人，孔子把一生中的精力奉献给事业，孔子有弟子三千，七十二贤人。“自行束修以上，吾未尝无诲焉”，“学而不厌，诲人不倦”，说出这种话的人怎么会主张实行愚民政策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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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古今学者之所以把“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成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我想有两个原因。一是没有从整体思想上去把握孔子，这样就有只见树木，不见森林之感；二是以自己的好恶来解释。喜欢者极力为孔子辩解，如何晏与邢昺，不喜欢者则极尽诋毁之能事，如范文澜与冯友兰。好者使其偏，恶者使其冤。批林批孔时大批孔子的所谓愚民政策，就是使孔子蒙受了许多不白其冤。

还有的人从“民”字上做文章来解释孔子的“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说这里的“民”指的是奴隶，既然是奴隶，不过是会说话的工具。会说话的工具，当然就不需要“知之”了。持这种观点的是部分学者。这种解释有两大问题。一、中国古代是不是实行过奴隶制到现在学术界仍有争论；《孟子》中有关于井田制的记载，很多人据此认为中国没有实行过奴隶制。二、外国的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中国古代社会是不是这样没有人证明过。至少没有人证明孔子生活的那个时期是如何对待奴隶的。三、即使孔子那个时候有所谓的奴隶存在，从孔子一贯的主张来看，孔子不大可能认为奴隶是会说话的工具。孔子主张“仁”，仁者爱人。主张爱人的孔子是不会有如此主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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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关于“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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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这种句读最早见于宦懋庸，他在《〈论语〉稽》中解释孔子的这十字名言说：对于民，其可者使其自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知之。或曰：舆论所可者则使共由之，其所不可者亦使共知之。理解这种方法的关键是“可”。在这种解释中，“可”是外动词，认可的意思。与宦懋庸持相同观点的还有台湾学者俞志慧。他发表了两篇文章。一是《〈论语·泰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见《孔孟月刊》第三十五卷第五期，1997年1月号），一是《“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章心解补正》。在《心解》）一文中，俞志慧通过对《论语》一书中有关“由”、“民”、“使”三字的全部义项和句例的研究，结合仁民爱物、“政者正也”的思想进行分析，认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句读可点为“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指出其中绝没有什么民愚或者愚民思想，相反，恰恰是儒家德化政治、顺民应天、开启民智思想的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