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处于消解(2)

二：康有为和孔教会：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变”是中国近代社会的关键键词，而就思想文化而言，“变”的最直接的后果就是制度化儒家的解体，[4]具体地说例如科举制度的废除，导致了儒家与权力的结盟的解体和儒家系统的消失；而以西方的范本的新法律的制定使平等取代了“爱有差等”。那么如何面对传统制度体系和价值体系的崩溃所带来的社会危机和认同危机呢，敏感而富有煽动力的康有为开始了他重建儒家认同的努力。

最初，康有为试图通过传统经学的“托古改制”的方式来为现实中的制度改革寻找合法性，这是他《新学伪经考》和《改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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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新学伪经考》，康有为首先将古文经学宣布为刘歆伪造，同时宣称刘歆的所作所为，使人们看不到作为“制宪者”的形象，并导致人们由于惧怕“非圣无法”而所应存有的改革的想法。〈新学伪经考〉通过对于孔子和周公的辨析，强化孔子为万世制法的“素王”形象，我们不难看出这与康有为自号“长素”之间的内在联系。

《新学伪经考》只是康有为维新理论基础的基础之一，在此基础上，他又进一步发挥今的传统，写成以《礼运注》、《春秋董氏学》和《孔子改制考》为代表一系列著作，利用公羊学的“通三统”“张三世”的观点，提出系统的进化观念，构造了一个“托古改制”的理论体系。康有为之“托古改制”理论，是为了在不得不大量引入西方的制度体系的时候，为寻求新的发展空间。

这个理论的关键在于对于“三世说”的阐发，通过“三世说”，康有为将儒家的理论体系进行分层，指出因为发展是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和“太平世”的不断上升的过程，而以往我们所提出的儒家的理论均是孔子为“据乱世”制定的，因此在社会已经转化为“升平世”的时候，已经不适用了，因此应该采用“大同”教义。对此我们可以用梁启超的叙述作证，他在《论支那宗教改革》一文中，介绍了康有为重构孔教的基本思路：“孔门为之教，有特别普通之二者：特别者，所谓中人以上，可以语上也；普通者，所谓中人以下，不可以语上也。普通之教，曰《诗》、《书》、《礼》、《乐》，凡门弟子皆学之也。《论语》谓之‘雅言’。雅者，通常之称也。特别之教，曰《易》、《春秋》，非高才不能受焉。得《春秋》之传者为孟子，得《易》之传者为。普通之教，谓之小康；特别之教，谓之大同。然天下中才多而高才少，故传小康者多而传大同者少。大同、小康，如佛教之大乘、小乘，因说法有权实之分，故立义往往相反。耽乐小乘者，闻大乘义而却走，且往往执其偏见而以相攻难，疑大乘之非佛说。故佛说《华严经》时，五百声闻，无一闻者。孔教亦然，大同之教，非小康弟子之所得闻。既不闻矣，则因而攻难之。故荀卿者，凡学始于诵《诗》，终于读《礼》，不知有《春秋》焉。孟子全书，未尝言《易》，殆不知有《易》焉。盖根器各不同，而所授亦异，无可如何也。而秦汉以至今日，儒者所传，只有小康一派，无怪乎孔子之真面目不可得见也。……[5]

其实在康有为并不愿意公开出版的书中，康有为走得更远。根据康有为自述，他从1882年就开始购买西方的书籍，并于1885年开始研究，并用几何形式编著〈人类公理〉，在我们现在能看到据说是综合了〈人类公理〉等书，写成于19世纪90年代的〈实理公法全书〉中[6]，康有为指出：“凡一门制度，必取其出自几何公理，及最有益于人到者为公法，其余则皆作比例。”[7]我们姑且不论将制度之合适性的标准定位于“几何公理”的恰当性，且看康有为的具体论述，他说“人类平等是几何公理”，而认为“差等”则“几何公理之本源既失，”是“人立之法”，如此等等，几乎所有儒家的观念都被视为是违背了几何公理的。因此许多人甚至认为康有为的大同理想不是建立在儒家观念的基础之上的。而且康有为自己的确也说过，以孔孟的言论作为变法的依据完全是为了封住那些反对派的嘴。他甚至在给光绪帝的奏文中直接地道出了他之所以托古之原因：“诚以守旧者不欲变法，实为便其私途，而往往陈义甚高，动引孔孟程朱，以箝。……臣故博征往籍，发明孔子变法大义，使守旧者无所借口，庶于变法自强，能正其本，区区之意，窃在于是。” [8]

但我认为这并能说是康有为对儒家的立场的功利化运用，而应当将之理解为他认为制度的变革和认同问题是可以分而治之的。康有为强调儒家价值对于中国人而言的先在性，他认为国民的责任本身就来自于其文明的熏陶，他说：“生于一国，受一国之文明而后其有知，则有国民之责任。如逃之而弃其国，其国亡而文明随之毁坏，其负责亦太甚矣。”[9]因此他始终将“报教”和“保国保种”联系在一起。

既然认识到制度之西方化之不可避免，自然会忧虑制度化儒家解体之后，儒家之安顿问题，一则是因为西方和宗教的分途相安无事，另外康有为觉得如果完全模仿西方的政治模式和精神性资源将无法保证中国的安定，所以他撰写了许多文章，强调儒家的价值观对于社会秩序的重要意义，从而由一个“激进”分子转而成为守旧的人。比如，1913年他撰写《中国颠危误在全法欧美而尽弃国粹说》一文说：“今自共和以来，之政既师法美，议院政党，蓬勃并出，官制改于朝，编于地，西衣满于道，西食满于堂，鞠躬握手接于室。用人无方，长官得拔用其属，各省自治，民选不待命于朝。新发之令，雨下于总统，百政更新，重议于国会。平等盛行，属官胁其将校。自由成风，子皆自立，妇易离异。凡欧美之政治风俗，殆无不力追极模，如影之随形，如弟之从师矣。凡中国数千年所留之政教风俗法度典章，不论得失，不分是非，扫之弃之，芟之除之，惟恐其易种于新邑矣”[10]

所以，较之于张之洞和袁世凯等主张废除科举的权力集团，康有为更具深谋远虑之处在于，他一方面他强调必须废除科举，推行西政西学，但同时又在新的制度设计中为儒家寻找新的生长点。他考察西方的经验后认为西方的教会制度是实施制度变革之后儒家最可能依托的制度性资源。

康有为最初将孔子视为“教主”应在光绪十五年（1889年），“光绪十四年，长素至京师，上书请变法，格不达。次年会里，始言孔子创教”。[11]1891年在给朱一新的信中说：“仆之急急以强国为事者，亦以卫教也。沮格而归，屏绝杂书，日夜穷孔子之学，乃得非常异义，而后知孔子为创教之圣。立人伦、创井田，发三统、明文质、道尧舜，演阴阳，精微深博，无所不包。”[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