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 ：18世纪末，19世纪初，制度化处于消解(4)

新文化运动对于现代中国的重要意义我们姑且不论，但是启蒙思想家们简单地看待传统，进而企图以一种“主义”化的“科学”和“”作为一种普遍的价值来作为解决现代化和文化认同的矛盾，那么这是文化认同危机的最终解决方式吗？;

毫无疑问，康有为试图通过建立孔教的方式为制度变革中的中国人寻找一个文化认同的基础。但是值得我们思考的是制度本身是否是可以脱离文化传统而移植的，或者说制度变革之后原有的认同基础是否依然有效？同时康有为在坚持儒家作为认同基础的绝对前提下，教会化的方式是否是符合儒家本质性要求的？或者说是否需要一种新的制度化的方式来确保儒家作为我们认同的基础。我相信这些问题康有为可能思考过？这种一以贯之的思考使得康有为始终不能得到人们的理解，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康有为的焦虑和比他同时代人更深层的思虑。列文森说：“康有为比那些仅仅只注意到儒教与中国之间的政治和关系的人，更深刻地意识到了二者之间的这种思想和文化的关系。由于他相信和不足以约束那些任性的民众，因此，他真正的希望通过定国教来增进人们的美德。”孔教会的人认为：“儒教是中国的特有的国性，剥夺了它，国家将会灭亡，民族也不会继续存在。”[19]但是如果进一步的追问：在全球化的今天，什么才能承担起中国民族性认同基础，康有为的探索是值得作为进一步思考的基础的。;

[1] 复旦大学历史系编：《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6页。关于近代中国人对于自我形象的认识是由“文化主义”向“民族主义”转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金光耀：《中国的民族主义》，载《近代中国的国家形象与国家认同》，173-211页，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

[2] 对于国民性问题的详细讨论可参阅刘禾：《国民性理论质疑》，75-103页。载氏著《跨语际实践—、民族文化与被译介的现代性（中国：1900-1937）》，北京，三联书店，2002年。

[3] 对于由现代性问题而带来的时间观念的突显，比如少年/新/现代等等，可参看汪晖：《现代性问题答问》，载《死火重温》，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

[4] 关于制度化儒家的解体的更详细的分析可参看干春松：《制度化儒家及其解体》，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

[5] 《饮冰室文集》校点，1334页。云南教育出版社，2001年

[6] 见朱维铮等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导言。7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7]朱维铮等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3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8] 《恭谢天恩并陈编纂群书以助变法请速筹全局折》，《杰士上书汇录》，故宫藏本。萧公权认为：“把康氏以儒改制视作变法的权宜之计是不正确的。保全中国的文化认同（儒学）和维持中国的政治独立（帝国），在康心目中是同等重要的，两者都不会被‘西潮’所吞没。”〈近代中国与新世界：康有为变法与大同思想研究〉，89页，江苏人民出版社，1997年

[9]朱维铮等编：〈康有为大同论二种〉，49页，北京三联书店，1998年。

[10] 汤志均：《康有为政论集》，890—891页，中华书局，1981。

[11] 陆宝千：《民国初年康有为之孔教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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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答朱蓉生书》，蒋贵麟编：《万木草堂遗稿外编》（下），815页。台北，成文出版社，1974年。

[13] 《戊戌变法》第358页。上海，神州国光社，1953年。

[14]; 《叶吏部与刘先端黄郁文两生书》，载苏舆编：《翼教丛编》，165页，上海书店出版社，2002年。

[15]杨庆堃：《思想与中国宗教之间的功能关系》，载杨联生等著：《中国思想与制度论集》339页。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6年。

[16]罗志田认为近代知识阶层对儒家的批评存在着相当程度的“儒学再造”过程，也就是借批孔教会这样的名义，将儒家描述成一种“迷信”，进而成为当时所盛行的“进步”和“科学”的对立面。说：“然而，尽管正宗的儒学或时人所说的‘’恰不欣赏‘子不语’，许多反孔反儒的新学家总是将两者并联起来视为一体，等于是传统的‘再造’，则其批判打击的‘传统’实已具有一定的虚悬意味。新人其实是有意识地对中国某些特定面相进行‘主动’观察，故多见所谓的‘乌烟瘴气’，并将‘怪力乱神’的猖獗看作以‘孔家店’为代表的传统之余威不绝，具有诡论意味的是，这些反孔教的趋新人物力图打击此种旧文化‘妖焰’的复炽，却不啻继承了儒家的正统精神。”《异端的正统化：庚子义和团事件表现出的转折》，《裂变中的传承—20世纪前期的中国文化与学术》，30页，中华书局2003。

[17] 《复辟与尊孔》，载庞朴等编：《先秦儒家研究》，114页，湖北出版社，2003年。

[18] 胡适和鲁迅都曾经为他们的激进立场作出说明。鲁迅认为中国人有其惰性，他打了一个著名的比喻就是，如果你想开窗透一下空气，必会招致反对，但如果你说要把屋顶掀掉，人们自然会同意开窗。

[19] 列文森：《儒教中国的现代命运》162，163页，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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