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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文化阐释(1)学毕业论文(2)

2013-09-12 01:15
导读:二、从“散点透视”观照《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中国园林、中国画、古代 戏曲 和古典小说等中国艺术具有结构的一致性,那就是它们都具有“散点透视”的

    二、从“散点透视”观照《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中国园林、中国画、古代戏曲和古典小说等中国艺术具有结构的一致性,那就是它们都具有“散点透视”的特点。

    什么是散点透视?在“透视”方法上,中国画与西方画是不一样的。西方画一般是“焦点透视”,这如同照相,固定在一个立脚点,受到空间的局限,只把摄入镜头的景物如实拍照下来。中国画则不一定固定在一个立脚点,也不受固定视域的局限,它可以根据画家“立意”的需要,移步换景,把“想”入画的景物全部摄入自己的画面。这种透视方法,叫做“散点透视”。

    “散点透视”是中国艺术结构上的特色,这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传统园林独具特色:整个园林被分成若干景区,各有特色又相互贯通,往往通过漏窗、门洞、竹林、假山等保持一种若断若续的联系。每一个景点既是整个园林的一部分,又独立成园。以苏州园林为例,如拙政园、留园、沧浪亭、狮子林等单独成景,它们的建筑、山水、花木各不相同,各有特色,自成风格。这种“园中园”的独立性与《水浒传》内部结构的相对独立性岂非异曲而同工?北宋张择端的名画《清明上河图》,就是“散点透视”的典范。《清明上河图》反映了北宋都城汴梁内外丰富复杂、气象万千的景象。它以汴河为中心,从远处的郊野画到热闹的“虹桥”;城内、郊野、桥上的行人、桥下的泊船、近处的楼台树木、远处纵深的街道与河港等尽收眼底。景物的比例都是相近的,如果按照西方焦点透视的方法去画,许多地方是无法画出来的。

    “散点透视”的特点之于戏曲,徐渭的《四声猿》最为突出。《四声猿》共十折,包括四个故事:《狂鼓吏渔阳三弄》、《玉禅师翠乡一梦》、《雌木兰替父从军》、《女状元辞凰得凤》。这四个故事既没有贯通前后的人物,又没有一致的叙事时间,如果以西方评论家的眼光来看,则是完全没有统一的叙事结构,地地道道的一个故事集子而已。石昌渝认为《水浒传》是“联缀式”结构,其特点“类似中国画长卷和中国园林,每个局部都有它的相对独立性,都是一个完整的自给自足的生命单位,但局部之间又紧密勾连,过渡略无人工痕迹,使你不知不觉之中转换空间。然而局部与局部的联缀又决不是数量的相加,而是生命的汇聚,所有局部合成一个有机的全局”①。这一论述表述了《水浒传》所具有的“散点透视”的特点。

    《水浒传》这一结构的外在形式又具体体现在哪些方面呢?王平先生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中详细地分析了《水浒传》的结构特征,他把前五十回划分为九个结构单元:

    (一)鲁智深传(三~八回)、(二)林冲传(七~十二回)、(三)杨志传(十二~十三回、十六~十七回)、(四)晁盖、吴用等人合传(十四~十六回、十九~二十回)、(五)宋江传(十八~二十三回三十二~四十二回)、(六)武松传(二十三~三十二回)、(七)李逵传(三十八、四十三回)、(八)石秀、杨雄合传(四十四~四十六回)、(九)李应、扈三娘合传(四十七~五十回)。后三十回分为五个结构单元:

    (一)两赢童贯(七十五~七十七回)、(二)三败高俅(七十八~八十回)、(三)接受招安(八十一~八十二回)、(四)破大辽(八十三~八十九回)、(五)征方腊(九十~九十九回)。

    以上是《水浒传》叙事结构的外在形式。在一些人看来,它只是梁山泊好汉人物列传与受招安之后的征战事件的“缀合”,并没有外在形式的统一性。然而如果我们结合中国史学叙事的人物传记体和纪事本末体的传统,以“散点透视”的视角来分析它的叙事结构,便发现《水浒传》文气贯通、血脉疏通,结构严谨,浑然一体。用“散点透视”的视角纵观《水浒传》的行文结构,前半部分的人物列传与后半部分破大辽、平方腊等征战便是一个整体,而不是分裂的。

    “散点透视”并不是任意地铺排或罗列,而是都有一个“意”为其核心。《水浒传》的叙事也是这样。其中的鲁智深传、林冲传、杨志传等人物之传以及两赢童贯、三败高俅、受招安、破大辽、征方腊等虽然从形式上来看是“缀合”,然而它们都以一个“意”统之。散文叙事“形散神不散”中的“神”也就是这里说的“意”。《水浒传》叙事结构虽然看似“形散”,实则“神不散”。

    “散点透视”视角之下形成的“构成部分的相对独立性和整体统一完整性有机结合”的结构特点,迥异于西方艺术在“焦点透视”视角之下形成的“头、身、尾”的结构特征。以“散点透视”来阐释《水浒传》叙事结构,有助于理解中国小说的民族特色。

    三、审美民族性的原因探析

    从中西思维方式、叙事时间、语言表达和审美观等方面的差异来分析审美的民族性,可以进一步认识《水浒传》的叙事结构特征。

    (一)思维方式中国传统思维模式最基本的特征就是“天人合一”和仿生命思维。这种思维对古代艺术影响深远。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以气为主”。《水浒传》则如明朝李贽所说的是“发愤之作”,蕴含着愤懑的勃勃生气。气韵生动,才是中国小说叙事结构的“神理”。

    西方思维则注重抽象性、逻辑性和思辨性。艺术在这种思维的影响之下便显现为形象的再现特征、外在形式的统一性和结构的显性特点。西方这种侧重内部分析的思维与中国侧重整体综合的思维在艺术赏鉴、艺术研究的过程中关注点自然是不一样的,结论也不会完全相同。在思维的表达方式上,西方讲求概念明晰,而中国则是力求隐喻含蓄。以西方因果律的眼光看中国艺术侧重内在“气韵”为主的意趣性,不免得出中国小说是“缀段式”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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