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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浒传》叙事结构的文化阐释(1)学毕业论文(3)

2013-09-12 01:15
导读:(二)叙事时间 中国古人时间纪年是采用天干地支,六十年一循环。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不是西方的直线性,而是循环性的。循环性体现出部分的独立性和整体
 (二)叙事时间

    中国古人时间纪年是采用天干地支,六十年一循环。中国古人的时间观念不是西方的直线性,而是循环性的。循环性体现出部分的独立性和整体的浑然性。中国古典小说,除了历史演义小说,其中的叙事时间并不是那么清晰,《水浒传》、《红楼梦》等都是这样。西方叙事时间则是直线性的,所以它讲究事件的头、身、尾,讲究“三一律”,讲究外在形式的统一性。叙事时间的清晰在形式上也往往体现为结构整体的统一性。

    (三)中西语言表达的差异

    西方的粘着式语言,注重外在结构和组织形式。一个单词有时态、语态,一个句子也是有时态、语态,句子与句子之间除了内在的逻辑还必须有连词,行文的结构如同一串葡萄,必须用连词联接,内在的逻辑性也体现为外在形式结构的严谨性。中国汉字主要是形声字,不是外在形式语言,注重内在逻辑,追求神韵。行文的结构如同一根竹竿。汉字没有时态和语态等。语言表达的中西差异也影响了叙事结构的不同。·143·按照萨特《〈局外人〉的诠释》,“加缪在叙述时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避免表示因果关系与时间关系”,目的是创造“荒诞”。然而正如施康强所分析的,这“对于汉语却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地道的汉语恰好以大量使用不相连贯的短句,省略连词为其特征(我们的连词,如‘当……的时候’,‘因为……所以……’,其实都是从西方语言翻译过来的),而我们却丝毫不感到荒诞”②。也就是说,加缪刻意用语言制造的“荒诞”在翻译为汉语言文本后却被消解了。由此也可看出中西语言表达的不同。西方难于理解诸如《水浒传》、《儒林外史》等由“散点透视”所形成的叙事结构的内在神韵和谋篇布局构成的有机性,恐怕与中西语言表达的差异也不无关系罢。

    (四)中西审美观的不同

    张法在《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中论述了中西审美方式的不同之处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在观照方式上,中国采用仰观俯察,远近往还的散点游目,西方运用的是选择一最佳范围,典型地显示对象的焦点透视;在进行纵深观赏时,中国讲究品位和体悟,西方重视认识和定性;在审美过程中,中国要求主体虚心澄怀,去情去我以体会对象的神韵,西方主张主体通过放纵情欲而净化自己;在审美效果上中国要求主体在审美中提高自己,达到或趋向客体的境界,西方希望主体在主体客体的交流中,既突破自己的局限,又突破对象的局限,而达到主体客体都未曾有的境界。”③

    邓晓芒和易中天在他们的专著《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中认为“中西两种审美意识,一是将空间意识时间化(如中国画中的散点透视),一是将时间意识空间化(如古希腊建筑和雕刻)”④。这一论述可谓是抓住了中西审美意识的本质区别。

    周来祥在《论美是和谐》中归纳中西古代文化的差异为:“西方重客体研究,中国重主体的研究;西方偏重于研究自然,中国偏重于研究社会;西方偏于探讨客观世界的真,而中国古代则偏于追求主体世界的善;西方的思维模式和文化模式是分析型的、思辨型的,而中国却是经验型的和直觉型的;西方文化中对立因素和斗争精神更重于中国,而中国平衡和谐的观念更重于西方。”⑤正是由于中西方文化的这些差异,造成了审美观的不同。

    这种审美的民族性体现在小说叙事结构上也是很显然的。西方的小说叙事更讲究结构形式的外在完整统一,而中国小说叙事则偏于内在气韵的一气呵成。气韵生动,神采飞扬,《水浒传》就是其中的一个典型。

    四、“散点透视”文化阐释的意义

    杨义认为中国诗学是“生命———文化———感悟”的多维诗学,“它们的基本形态和基本特征,是以生命为内核,以文化为肌理,由感悟加以元气贯穿,形成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⑥。阐释《水浒传》的结构也应该立足于中国诗学自己的特点,结合民族文化的特色,实事求是地进行分析,而不是仅仅满足于套用西方现成的文学理论。与其用巴赫金“狂欢化”的理论解释鲁智深“大闹五台山”不如用阳明“心学”或禅宗精神阐释更地道。从中国诗学出发,对《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从“散点透视”的角度进行分析,可以看出《水浒传》的叙事结构确实是“一个完整、丰富、活跃的有机整体。”

    综观中国古典小说的叙事结构,应该说与《水浒传》类似的叙事结构在中国古典小说中数不胜数,它是一种重要的结构类型,其中《儒林外史》就是明显的一例。林顺夫在《〈儒林外史〉中的礼及其叙事结构》中写道,许多二十世纪的中国小说读者,往往为《儒林外史》欠缺统一结构而困扰。在他们看来,这部十八世纪的讽刺小说,是由一些松散的短篇缀合而成,缺少一个总体性的整合构架。按照西方关于艺术结构审美的观点,很明显地感觉到这一类型中国小说结构的“松散”,审美的民族性彰显了这种差异。罗溥洛就认为《儒林外史》的“情节结构较松散,是由不连贯的事件构成的,在后三分之一尤其没有中心”⑦。

    审美的文化差异不仅仅表现在文学的民族性上,而且也表现在同一民族的历时性上。审美标准也随着时间的流逝而变动不居。鲁迅虽然对《儒林外史》青目有加、颇多赞誉,但是他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认为《儒林外史》“虽云长篇,颇同短制”,是“集锦式”的结构。胡适在《五十年来中国之文学》中说:“《儒林外史》没有布局,全是一段一段的短篇小品连缀起来的;拆开来,每段自成一篇;斗拢来,可长至无穷。”鲁迅、胡适他们得出这样的结论是毫不奇怪的,因为他们的审美标准和价值判断受到了西方的影响。

    除了《儒林外史》,其它还有《西游记》、《镜花缘》、《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老残游记》、《孽海花》、《九尾龟》、《官场现形记》等,在叙事结构上都形同《水浒传》的结构。这是民族思维和审美意识在艺术形式上的外在体现。

    西方长篇小说那种“头、身、尾”一以贯之的有机结构的审美标准,与习惯于“散点透视”的中国古代审美观是截然不同的。以“散点透视”的视角来看《水浒传》的叙事结构,它是浑然一体、有机统一的。正因为《水浒传》的叙事结构代表着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结构的一种类型,所以指出这一叙事结构所具有的“散点透视”的民族文化特色对于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 

    注:

①石昌渝《中国小说源流论》,三联书店1994年版,第340页。

②参阅《萨特文集·文论卷》中的“文论卷导言”第2页、第3页,人民文学出版社2000年版。

③张法《中西美学与文化精神》,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288页。

④邓晓芒、易中天《黄与蓝的交响———中西美学比较论》,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2页。

⑤周来祥《论美是和谐》,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49页。

⑥杨义《中国诗学的文化特质和基本形态》,《东南学术》, 2003年第1期。

⑦罗溥洛主编《美国学者论中国文化》,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4年版。作者单位:山东大学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责任编辑:魏文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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