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价网 > 科教论文 > 文学毕业论文 > 文学论文 > 正文

浪漫主义的艺术风格　现实主义的批判精神──(3)

2013-09-18 01:22 有了孙悟空行动的这条再绝妙不过的线索，作者便尽可向读者展示他所想揭露的东西了。不是象有的学者所说的那样，只是“有些情节”系尘世的人情世态的折光，与当时的现实社会不无联系；而是每一回故事，几乎都在讽喻人间世态。下面，不妨借用一下马厚寅先生在其杂文《孙悟空擒妖魔统计》一文[18]中列举的数字，西行路上，孙悟空共降灭妖怪55名（不计无名鼠辈）。其中被打死的36名妖怪，没有一个有上界神仙做后台，并且妖术大都不怎么高超，孙悟空能够比较容易地战胜它们。比如七个土生土长的蜘蛛精，孙悟空几棒就把它们捣得浓血淋淋；没有什么来头的六耳猕猴，孙悟空一棒下去就解决了。这些妖怪一旦被击败，都没有谁出面为它们说情，个个只有死路一条。而在被降服的19名妖怪中，除了黑熊怪、多目怪之外，其余17名全与天界神仙有着牵藤扯蔓的瓜葛。细细读来，确也如此。它们或是天界星宿，或是神仙的亲属，或是为神仙服务的人员，或是神仙的坐骑，等等。如黄袍怪本是斗牛宫二十八宿中的奎木狼星，金鼻白毛老鼠精是托塔天王的义女，猩驼岭上的三魔头是如来佛该称姨妈的大鹏，小西天黄眉老佛是弥勒佛跟前司磬的黄眉童儿，金𡸣山独角兕大王是太上老君的坐骑青牛，麒麟山赛太发是观音所骑的全毛犼，比丘国的假国丈是南极老人星的坐骑白鹿，等等。这些邪恶的妖精溜到下界来为非作歹，涂炭生灵，一旦面临正义的惩罚，它们作为上界统治者亲信或爪牙的优势便显示出来，各自的后台都站出来为它们庇护。如金角、银角大王原是为太上老君看炉子的两个童子，孙悟空已把它们装进净瓶化成了水，却被太上老君点化还原带回去再干本行。又如天竺国的假公主本系太阴星君广寒宫捣药的玉兔，溜到下间有一年之久，直到太阴星君掐算到它有灭顶之灾时，才赶来喝住孙悟空，把它带了回去，不然它就死于老孙的棒下了。另外，在孙悟空惩治这些妖魔的过程中急需援助时，几乎没有一个神仙是主动站出来支持帮助的。西行路上，唐僧一行及各地生民经受的种种灾难，某种意义上说，是上苍神界渎职或徇私造成的恶果。

    《西游记》除了借妖魔的恶行来隐喻封建社会的邪恶势力之外，还通过记述唐僧师徒的沿途见闻和奇遇，无情地揭露了人间君主的荒诞行径。有的国王因贪恋女色而闹出病灾，竟听信妖言，欲挖人心做药引子；有的国王昏聩可笑，让妖怪把持朝政，误国害民；有的国君认为有人谤议朝政，于是大开杀戒，等等。这种描述在全书中占有不少的篇幅，其矛头所向，已不言而喻。

    写到尾声部分，唐僧等人到了他们向往已久的神圣的雷音寺领取经书时，因为一直不离如来左右的阿傩、伽叶二人向他们“要人事”未果，从而领到的是一堆无字白纸。孙悟空不无愤怒地告到如来面前，如来却说传经本来是要收费的，并举例说以前某次下面收得少了还挨了他的批评。最后他又称白本乃无字真经，也是好的；你们东土众生，愚迷不悟，只可以此传之，云云。此话颇有些自相矛盾。第二次领经时，三藏只好以唐王所赐的紫金体盂相奉，何傩高兴地收下了，可在旁的众人都笑道：“不羞！不羞！需索取经的人事！”一个个脸皮都被羞抹皱了，只是拿着钵盂不放。由此可见，前面佛祖的解释不过是为他手下人的丑行开脱而已。作者将其尖厉的讽刺笔触，直伸到这最令人崇敬的地方。

    对于这样一部蕴含着深厚思想内容的作品，离开它反映的社会现实矛盾斗争去寻求其主题意义，是无法把握住其本质核心的，甚至有导致南辕北辙的可能。

    五

    别林斯基在论浪漫主义与现实主义的分野时说过：“浪漫主义艺术把地上的东西搬到天上，它的追求总是朝向现实和生活的彼岸，我们的新艺术则是把天上的东西搬到地上，用天上的东西来照亮地上的东西”[17]。把《西游记》看成一部浪漫主义水准很高的作品，它的确把地上的东西搬到了天上，搬到了一个想象中神魔鬼怪生活的世界；但如前所述，它并没有为读者虚构出一个朝向现实彼岸的理想境界。花果山曾经有过短暂的宁静和安逸，但很快被仙猴打破了与世隔绝的局面，与各界都有交往，变得纷纷扰扰。从此，作者笔下不再有清净之土，他也没有打算描绘什么理想的乐园。相反，作者在引导人们通过他的小说认识现实社会时，却很善于“用天上的东西来照亮地上的东西”。

    单独就一个个神魔角色来看，它们是神，是魔，一旦置于作者所构建的三界生活体系之中，它们的行为便都显得“人化”了。其相互间的关系，越看越近乎现实社会的人际关系。作者犹如一个高明的导演，利用一群假造的神魔，排练出了一曲人间活剧。

    天真无邪的童心从有声有色的神魔搏斗中，得到的是一种童话般诱惑的乐趣；而理智的成人谁都知道那些神魔不过是作者想象力的产物，神魔的光与影倾刻退尽，他们看到的是一个个灵动的人。无论孙行者活跃在天庭还是阴间，读者都无法抹去他身后巨大的人间舞台的幕景。当孙悟空一次次被紧箍咒儿折磨得死去活来时，上至文豪郭沫若，下至普通观众，许多人都恨过唐僧的昏庸。有人还下意识地来一句幽默：“这糊涂蛋也配当领导！”可见在读者（观众）欣赏过程中，无法割断他们与现实生活的联想。从这个角度看，由原著改编的各种声像作品，若过分渲染了仙气，不利于表现其深厚的社会和人生内容。

    美国汉学家浦安迪在悉心研读了中国四大名著之后，深感“四大奇书”蕴有宏大的史诗气魄，仅从市井的俗文学中决不可能流出如此汹涌澎湃的艺术巨涛。他指出，在中国的上古文学里可能存在一个“潜在的史诗源”。中国不是没有长篇史诗，而是有的，不过不是诗的形式，而是长期被人们只当作历史读的《史记》。根据他的考证，中国古典长篇小说的典型人物的内心世界与《史记》凸现的精神遥有暗合，小说的主要境界是从《史记》中吸取源泉的”[18]。浦安迪以史注的眼光去探视中国古代小说的宏观主旨，并不是一个多新的研究角度。“《红楼梦》等于一部二十四史”，此话要比浦安迪讲的要明朗深刻得多。不过，我们不应忽略的是，在《西游记》的现实主义内涵之中，同样有着映现封建社会历史的功能，只是它这种功能侧重在暴露，而不在预示。吴承恩要让读者看到世界上的邪恶力量怎样在进行欺诈和作祟，他调动神魔鬼怪所表演的是社会生活的复杂内容。而这一切，却不是他能够凭空想象出来的。

    浪漫主义想象最终必将受到现实生活的制约。就象我们今天的科幻作品只是依据地球村的生命形态去虚拟外星人生活一样，吴承恩的神话不可能超越当时历史的局限，因而也不可能象出一个人民理想的化身。但是，他对封建社会罪恶的深刻揭露，对封建帝王昏庸窘态的嘲弄和贬斥，对封建统治体系的腐败进行的直言不讳的批判，使这部巨著放射出不可磨灭的思想艺术光辉。

    　　　　　　　　　　　　　　　

    注释

    [1]《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2]洪钧《小说创作放谈》，知识出版社1982年版，第59页。

    [3]游国恩等主编，《中国文学史》第4册，人民文学出版社1964年版，第99页。

    [4]《文学词典》，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00页。

    [5]《江海学刊》1983年第1期。

    [6]茅盾《夜谈偶记》百花文艺出版社1958年版，第74页。

    [7]转引自《书刊导报》1992、6、19。

    [8]李少雍，《近年神话研究》，《文史知识》1983年第5期。

    [9]《芳草》1985年第8期。

    [10]见《文汇报》第三版1986、5、16。

    [11]《文汇报》1986、12、6。

    [12]《编辑参考》1988年第5辑《〈西游记〉研究的一大缺陷》。

    [13]方胜《谈谈〈西游记〉主题的基本性质》，《光明日报》1986、10、21。

    [14]孟繁仁《重新认识和评价〈西游记〉》，《光明日报》1984、11、20。

    [15]《文汇报》学林副刊第134期。

    [16]《人民日报》（海外版）1988、12、27。

    [17]《别林斯基选集》第1卷，时代出版社1952年版，第321页。

    [18]《解放日报》1986、5、1。

共3页: 3

论文出处(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