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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金文学的历史定位与研究述评(1)学毕业论文(2)

2013-09-19 01:17 　      四  

金代文学性质的界定，是关乎研究全局的关键所在，近年来可以说经历了一个不断深化的认识过程。以往的论著，由于受正统观念的影响和接触材料的局限，大多强调金代文学属于汉族文学的余波遗响。例如郭绍虞即曾指出：“金代文学，不脱北宋之臼。”（注：《中国文学批评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79年。） 夏承焘、张璋则认为：“金代文化，实际上是汉族文化的一种延伸和继续。”（注：《〈金元明清词选〉前言》，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 范宁《金代的诗歌创作》则以为：“女真人统治下的北中国(即金朝)文学”，“不仅作者绝大多数是汉人，而且作品的思想和风格也是赵宋王朝文学的延续。”还指出：“由于南北政治的分裂，我们统观金元(源)一代诗歌和南宋诗歌不同，主要是政治原因造成的，至于艺术风格和表现手法几乎并无两样。”(《文学遗产》1982年第4期)
另一种意见则认为，金代文学植根于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结合部，因而实际上乃是一种同中原固有文化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并蕴涵某些新质的文化；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优势互补中，它以质实贞刚、清新自然的审美风范彪炳于世，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轨同奔的历史走向增加了驱动力，促进了中华文化从多元发展为一元的进程。杨义在本世纪伊始曾经鲜明地提出“边缘活力”的命题，（注：参见吕微《“文化视野与中国文学研究”国际研讨会纪要》，《文学评论》2001年第6期。） 指出当中原的正统文化在发展中由于缺乏活力而趋于模式化、凝固化的时候，边缘文化即以“它山之石，可以攻玉”的朴野本性和原始活力冲击、补充和激活中原文化，使中华文化在新的历史台阶上实现新的整合、更新与创造。特别是我国北方民族在塞外的崛起和草原游牧文化圈的蓬勃发展，有力地修正了长期以来占统治地位的所谓中华民族及其文化起源于黄河中下游然后向四周扩散的单源中心说。而从南北朝时期开始、直到清朝为止的一千五百年左右的时间里，建立辽金两朝的契丹、女真族同此前的鲜卑和此后的蒙古、满族等北方民族一起，在北半部中国和大一统的国家相继或断续建立政权长达八百五十年，占这段历史进程的近五分之三，为其他边缘地区民族所望尘莫及。对于中国历史上这一绝无仅有的奇特现象，显然不能仅仅用“塞北雕弓硬”(马致远《汉宫秋》)来加以解释。那么，北方民族有什么超常潜能和非凡智慧能够逐鹿中原而捷足先登、独一无二地成就如此这般的宏图大业？北方民族文化有什么神奇的魔力足以对其有效的统治提供智力支撑和精神动力？这是一个令人深长思之的说不尽的话题。 大学排名
从文学的视角研究这一问题，将会对我们重新认识中华多民族文学无比丰富的深刻内涵和相激相融的客观规律提供许多有益的启示。周惠泉在《元明时期金代文学研究论略》一文中认为：“辽、金两代的契丹、女真族以及继之统一中国的元代的蒙古族同属阿尔泰语系民族，又都崛起于我国北方的草原山林地区。相同的人文地理环境和相近的生产、生活方式造就他们粗犷剽悍、质朴豪爽的民族气质和民族性格，同时也给他们的文学作品带来一种雄健磊落、慷慨悲壮的格调。……正是由于北方民族文化、包括歌诗音乐的南渐，才为中华文化注入了新的活力，使多元一体、具有丰富内涵的中华文化形成兼收并蓄多民族文化之长的完整体系。”(《晋阳学刊》1992年第1期)张晶《金代诗歌发展的独特轨迹》则认为：“以女真民族为统治核心的金朝，无论就社会结构还是就文化——心理结构而言，都不乏迥异于汉民族为主体的历代王朝的鲜明特征。”(《辽宁师大学报》1987年第2期)他的另一篇文章《金诗的北方文化特质及其发展轨迹》进一步指出：“一般研究者论及金诗更多地看到金诗受北宋诗的笼罩，与宋诗相同的一面，而缺少对金诗独特风貌的揭示。实际上，金诗在很大程度上受宋诗的滋养，但它植根于北方的文化土壤，有着较浓郁的北方文化特质，因而也就走着与北宋并不完全相同的道路，形成了它独特的发展轨迹。”(《江海学刊》1991年第2期)此外，金启孮《论金代的女真文学》则称：“迄今为止在中国文学史中，还没有看到过为金代女真人文学立有‘专章’的著作。不是把辽、金、元三代一起来论述，就是把金代的汉人、女真人一起来论述。这样论述就把金代女真文学在狭小的章、节中排挤掉了。”并且指出：“用汉文书写的文学，不能单纯的算是汉族文学。它实际是中华民族各族文化、艺术的结晶与宝库，内容包括匈奴、鲜卑、敕勒、突厥、契丹、女真、蒙古、满洲甚至西北、西南各族的文学在内。这个庞大的艺术宝库，如同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内容越来越丰富。因此它具有像吸铁石一样的文化艺术引力，把一切四围的兄弟民族的艺苑英华都吸引过来，从而也丰富了它的本体。”(《内蒙古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文中还就金代女真文学的发展状况进行了初步的总结，为金代文学的多民族性质提供了生动有力的实证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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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金代作家的研究，则既反映了突出重点的原则，又呈现出填补空白的趋势，具有相当的广度和深度。元好问是集金代文学大成的杰出文学家，但是长期以来文学史家对其评价明显偏低。究其深层原因，乃在于元好问作为鲜卑人后裔，先是出仕女真族统治的金朝政权，金亡以后又同蒙古政权高层交往密切，学术界在这一问题上难以摆脱民族和名节观念的困扰。针对上述问题、特别是应该如何认识和理解我国历史上的爱国主义的问题，姚奠中在《关于元好问研究的两个问题》一文中颇有见地地指出：“历史家对境内各族所建立的政权，只要继续用中夏衣冠文化、典章制度来治理国家，使中夏文化得到继承，都予以肯定。‘二十四史’中，既有《魏书》、《齐书》、《周书》，又有《辽史》、《金史》、《元史》，都被称为‘正史’，就是这个道理。……本来北方各族与中原都有着血缘或隶属关系，一朝建立政权之后，继承中土的治国安民之术，便和汉族内部的改朝换代相同，民族矛盾也便在人们心目中逐渐消失。……这没有别的，因为他们的爱国主义，远超于爱某个王朝的范围，而是考虑如何能把我们民族文化继承并发展下去。”(《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此外，降大任的《元好问的气节问题》(《光明日报》1985年9月18日)和《〈外家别业上梁文〉释考——兼论元好问的气节问题》(《晋阳学刊》1985年第3期)、刘泽的《元好问癸巳之变中的思想转折》(《忻州师专学报》1986年第1期)、李正民的《元好问金亡之后活动的评价》(《山西大学学报》1990年第1期)等文也就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对于从新的视角认识元好问社会文化活动的意义均有所助益。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而对于元好问文学成就的评价，文学史家多年以来不仅没有把他放在宋文学与金文学相辅相成的复杂关系上进行分析，而且未能将其置于汉文化同北方民族文化相激相融的发展趋势上加以把握，从而很难理解元好问在多民族的中国文学史上的特殊地位。有鉴于此，卢兴基等人就这两个问题进行了研究。卢兴基《万古骚人呕肺肝，乾坤清气得来难——从金源诗风看元遗山的诗歌艺术》从文学演进流变的层面指出：“宋诗的成就，可以说是由苏轼、黄庭坚来完成的，并且达到了高峰，也充分体现了一代诗人的气质和诗歌的风格特征。此后的江西诗派，奉黄庭坚为宗主，虽然也在做着继续的开拓，做出了成绩，但这一派的诗人把宋诗推向了一个艰涩古硬，追求形式技巧的道路，反而扩大了宋诗的弱点。正是在这个时候，北方的元遗山朝着另一个方向，铺筑由苏黄所延伸的道路，并且创造了令人叹服的成绩。”(《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4期)周惠泉《元好问研究发微》则从民族文化融合互补的视角提出：“就元好问所隶属的金代而言，正是伴随着民族融合的进程，中原地区汉民族的农业文化和北方游牧民族的草原文化相互影响、相互吸收，才形成了颇富民族特色、地域特色的金代文化，与南方的宋代文化并存于世。元好问作为置身于民族文化交叉点上的一位杰出的文学家，将汉文化传统与北方民族文化传统融而为一，在宋、金时期不仅提高了金代文学的特殊地位，成为金代文学的重要参照系，而且为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中华文化增添了新的因子，注入了新的活力。”(《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3期)
这一时期的元好问研究，可谓成果颇丰。其中比较重要的文章如刘禹昌《元好问诗论》(《武汉大学学报》1980年第5期)、陈书龙《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2年第2期)、李正民《试论元好问的〈续夷坚志〉》(《晋阳学刊》1986年第1期)、李正民《元好问诗论的民族特色》(《文学遗产》1986年第2期)、赵兴勤和孔繁华《元好问词艺术再探》(《晋阳学刊》1986年第3期)、赵廷鹏和宫应林《赋到沧桑句便工——元好问的纪乱诗》(《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陈书龙《元好问山水景物诗的艺术特征》(《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8年第1期)、张博泉《时代与元好问》(《晋阳学刊》1990年第3期)、刘泽《元好问晚年诗歌创作论略述》(《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蔡厚示《元好问诗风的衍变》(《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门岿《一片伤心画不成——论元好问的题画诗》(《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钟婴《〈夷坚志〉散论》(《文学遗产》1990年第4期)、董国炎《金代文坛与元好问》(《文学评论》1990年第6期)、刘泽《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通论》(《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1991年第3期)、杨文雄《元好问与李白》(《纪念元好问八百年诞辰学术研讨会论文集》，台北文史哲出版社，1991年)、林明德《元好问与苏轼》(同上)、龚鹏程《论元遗山与黄山谷》(同上)、詹杭伦《元好问编选〈中州集〉的宗旨》(《四川师范大学学报》1992年第1期)、周惠泉《论元好问》(《山西师大学报》1992年第2期)、张晶《鲜卑诗人元好问的诗歌成就及其北方民族文化基质》(《民族文学研究》1992年第3期)、胡传志《〈中州集〉文化意义再评价》(《晋阳学刊》1994年第2期)、胡传志《〈中州集〉的流传与影响》(《文学遗产》1994年第3期)、狄宝心《元遗山作品新证九则》(《文学遗产》1995年第2期)、张晶《论遗山词》(《文学遗产》1996年第3期)、李正民《元遗山〈论诗三十首〉的美学系统》(《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1期)、方满锦《元好问上书耶律楚材评议》(《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门岿《论元好问的文学批评体系》(同上)、邓昭祺《元遗山论李贺》(同上)、李正民《元好问研究五十年回眸》(同上)、张晶《漫说遗山词》(《古典文学知识》1999年第1期)、卢兴基《近古诗歌精神与元好问》(《文学遗产》1999年第3期)、狄宝心《论元好问对宋诗的批判继承》(《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詹杭伦《〈元遗山志〉叙论》(《民族文学研究》2003年第2期)、周惠泉《元好问的文学成就》(《文史知识》2003年第7期)等，对于元好问方方面面的建树都分别做了比较深入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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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元好问以外，近年来有关金代其他作家的研究也筚路蓝缕、推进拓展，不断填补学术空白。其中《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卷推出二十一位作家的条目释文，使金代文学受到海内外学人的关注；此外又有不少专题论文以及作家评传相继问世，把对于金代作家的研究进一步引向深入。所接触的既有汉族作家，又有少数民族文士，既有关于文学创作的评论，又有对于生平事迹的考订。涉及的对象包括金代初期、中期、后期文坛上的大部分代表性人物，其中有宇文虚中(周惠泉《宇文虚中及其文学成就论略》，《社会科学战线》1987年第3期)、蔡松年(胡传志《论金初作家蔡松年》，《社会科学战线》1996年第6期)、完颜亮(史礼心《赋诗言志，出语倔强——金海陵王完颜亮诗词创作》，《民族文学研究》1991年第1期；毕宝魁《一代雄主　数篇壮词——金海陵王完颜亮及其诗词》，《古典文学知识》1991年第1期)、王寂(周惠泉《沦落天涯的诗人王寂》，《文史知识》1999年第6期)、党怀英(马积高《论党怀英与辛弃疾》，《求索》1996年第1期)、王庭筠(马赫《略论金代辽东诗人王庭筠》，《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张晶、都兴智《金代诗人王庭筠诗歌创作摭论》，《文学遗产》1988年第5期)、周昂(吴庚舜《金代边塞诗人周昂》，《光明日报》1986年5月22日)、赵秉文(张晶《金代诗人赵秉文诗论刍议》，《社会科学辑刊》1987年第5期)、杨云翼(刘达科《杨云翼考论》，《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王若虚(余荩《王若虚写作理论初探》，《杭州大学学报》1984年第4期；傅希尧《王若虚文学理论初探》，《河北学刊》1990年第4期)、完颜璹(周惠泉《金代女真族诗人完颜璹简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2期；王菊艳《完颜璹的诗词创作与金代的民族文化融合》，《辽金史论集》九辑，中州古籍出版社，1986年；周延良《完颜璹的文化翰藻与词旨归趣》，《民族文学研究》2000年第4期；姜剑云、孙昌武《论完颜璹创作中的佛禅意蕴》，《河北大学学报》2003年第2期)、李纯甫(张晶《从李纯甫的诗学倾向看金代后期诗坛论争的性质》，《文学遗产》1990年第2期；胡传志《李纯甫考论》，《社会科学战线》2000年第2期；周惠泉《金代文学家李纯甫》，《古典文学知识》2001年第5期)、李汾(董国炎《豪气欲追李，诗成常似杜——论金末诗人李汾》，《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李俊民(宋石青《关于李俊民生平的几个问题》，《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房皞(刘达科《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江苏大学学报》2004年第1期)、曹之谦(刘达科《曹之谦及其诗歌》，《山西大学学报》1992年第2期)、刘祁(宋德金《刘祁与〈归潜志〉》，《史学月刊》1982年第3期)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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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汉族作家而论，吴庚舜《金代边塞诗人周昂》指出：“周昂长期生活在塞上，亲身体验，细致观察，特殊感受给他的边塞诗带来了自己的特色。……这些诗可以看作元好问‘丧乱诗’的前奏曲。”在女真族作家方面，史礼心《赋诗言志，出语倔强——金海陵王完颜亮诗词创作》对完颜亮率真任性的作品也给予了实事求是的评价。金亡前后活跃在黄河、汾水流域的河汾诗人，长期以来学术界极少加以研究，刘达科《曹之谦及其诗歌》、《金元之际诗人房皞探微》弥补了这一缺憾。而有关考据性成果，如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家王寂生平仕历考》(《文学遗产》1986年第6期)、《金代文学家李纯甫生卒年考辨》(《社会科学战线》1990年第2期)等广征博采金、元时期的典籍文献，纠正了《金史》、《归潜志》以及今人唐圭璋《全金元词》，谭正璧《中国文学家大辞典》、罗继祖和张博泉《〈鸭江行部志〉注释·王寂小传》的疏漏舛误。至于金代作家研究的概要情况，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百年回顾》(《社会科学战线》1997年第2期，亦见其学术专著《金代文学研究》第一章第一节)则进行了历史的扫描与综合的研究。
我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而宋、辽、金三代则是各民族政权鼎立并存的重要时期，堪称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第二次南北朝。如同辽金称两宋为南朝一样，两宋也称辽金为北朝。正统观念较为淡薄的元人根据“国亡史作”的惯例，在元代中统二年(1261)和至元元年(1264)曾经议修辽金二史，南宋灭亡以后又议修辽、金、宋三史，其后经过六十余年关于“义例”的研判争论，直到至正三年(1343)才议决辽、金、宋三史“各与正统”、分别修撰，终于使《宋史》、《辽史》、《金史》平列并称、垂范后世，从而在某种意义上比较客观公正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基本情况。此后任何从元人这一客观公正立场后退的言论与说词，恐怕都难以尽免开历史倒车之嫌。至于宋、辽、金时期辽金文化的发展，则为中国文学北雄南秀、异彩纷呈的格局带来了特色鲜明的元素和生机勃勃的活力。不过由于北人质朴、性不近名，不似南人动刊梨枣，加之长期以来正统观念与民族偏见根深蒂固的传播影响，使辽金文献人为地大量散佚，其中辽代文献几乎散佚殆尽，对于当时南、北双方并驱争先的中国文学发展史而言造成了无法弥补的千古遗憾。今天想要恢复辽金文学的原生态，实在勉为其难。而对于当时各民族文学关系的研究，哪怕取得些微的进展，都要比常规的研究付出更为艰巨的劳动，遂成为辽金文学研究中尚待突破的最大难点。尽管如此，由于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现存文学作品仍然显示了北方民族文化不断南渐和各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历史趋势。正是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双向交流中，宋、辽、金、元时期成为中国文学的重要转型期。辽金文学的涵养蕴育、勃发崛起，为中国文学的整合与新变提供了走势强劲的动力。在新的世纪以多民族的中国文学观全面探索和深入研究辽金文学，必将促进我们重新认识中国文学史多元辐辏的运行轨迹和相激相融的发展规律，从而为与时俱进地创建中国文学史的完备框架和科学体系做出有益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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