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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题】元明清文学
【正 文】
公元10世纪初到13世纪前期的三百余年，在祖国的北半部先后建立了契丹贵族统治的辽朝(916—1125)和女真贵族统治的金朝(1115—1234)，它们与五代、两宋北南并立，形成中国历史上又一次南北朝的局面。辽金文学成长和植根于辽、金两代，辽、金两代在中国历史发展中的地位如何？这是研究辽金文学首先必然遇到和必须回答的问题。
对于两宋、辽金以后的中国历史，人们往往习惯于“宋元明清”的说法，它用两宋包容或代替辽金，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看待。这样的表述，其实并不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况。就辽代而言，建立大辽的契丹人原本依附于突厥和唐朝，唐末藩镇割据，唐室衰微，契丹族首领耶律阿保机乘势而起，在唐朝灭亡的当年——907年即可汗位，916年称帝，国号大契丹，后又改名大辽。辽朝创建四十五年以后，宋太祖赵匡胤方建立北宋。其时大辽“东朝高丽，西臣夏国，南子石晋而兄弟赵宋，吴越、南唐航海输贡”（注：《辽史》卷三七《地理志一》，中华书局，1974年，第373页。），包括据有中原人文荟萃之地的北宋在内的四周邻邦，均须视大辽之马首是瞻，在祖国北半部开创了威震东亚、烜赫一时的兴盛局面。由于声名远播，影响巨大，世界上有些国家和民族例如俄罗斯，直至现在仍把中国称作“契丹”。就金代而言，建立金朝的女真族其先世肃慎、挹娄、勿吉、靺鞨长期臣附于中原王朝，辽朝创建之后女真人则受制于大辽。大辽与北宋在女真人的军事打击之下相继覆亡以后，金朝便与南宋以江淮为界北南共存，其幅员乃广于辽，实力则强于宋，雄峙于北半部中国一百二十年之久。在南宋始而以称臣纳贡、继而以称侄纳贡为条件达成与金朝的和议以后，女真人由长期沿袭下来的纳贡主体转变为名正言顺的受贡主体，使北方民族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的地位得到快速提升，为蒙古族和作为女真人后裔的满族这两个北方民族成为整个国家的统治民族和建立大一统的元、清政权准备了条件，从而使辽金对于中华民族发展史做出了重要贡献。可见用两宋包容或替代辽金、把辽金作为两宋的附庸，显然属于有悖历史真实的看法和并不科学的表述。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虽然就政治层面而言，辽金之于两宋如上所述具有宗主的性质；不过就文化层面而言，从盛唐文化发展而来的两宋文化是颇为先进的，因而唐宋文化对于辽金文化产生过重要影响。恩格斯指出：“每一次由比较野蛮的民族所进行的征服，不言而喻地都阻碍了经济的发展，摧毁了大批的生产力。但是在长时期的征服中，比较野蛮的征服者，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不得不适应征服后存在的比较高的‘经济情况’；他们为被征服者所同化，而且大部分甚至还不得不采用被征服者的语言。”（注：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222页。） 不过这种影响远非如人们理解和想象的那样单向进行，而是必不可免地双向进行的，因此恩格斯也曾说过：“德意志人究竟是用了什么灵丹妙药，给垂死的欧洲注入了新的生命力呢？……凡德意志人给罗马世界注入的一切有生命力的和带来生命的东西，都是野蛮时代的东西。的确，只有野蛮人才能使一个在垂死的文明中挣扎的世界年轻起来。”（注：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第152—153页。） 民族之间文化的交流、融合，首先自然是层次较高的一方朝层次较低的一方辐射扩散；同时也无可否认，层次较低一方也对层次较高一方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北方民族游猎文化蕴涵的威武有加、健勇无比的宝贵元素，为中华文化北雄南秀、气象万千的多元一体格局注入了新的因子与活力。而辽金文学成长于汉民族农耕文化与北方民族游猎文化的结合部，呈现出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优势互补的走势和轨迹。中国文学堪称一个多民族多区域的复合文明体系，正是从辽金时期开始，在汉文化与北方民族文化的融合互补中，传统文学样式独领风骚的格局逐渐改变，戏曲、小说等新兴文体一步步走上文坛的中心，通俗化、大众化成为文学发展的重要趋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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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辽金文学的探索研究，实际上从辽金时期即已开始，因而辽金文学的学术史可以从辽金两代算起。不过现代意义上的辽金文学研究，则始于20世纪的30年代。其中辽代文学的研究发端于苏雪林、吴梅、陈衍、顾敦鍒等人。1934年，商务印书馆出版了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和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吴梅《辽金元文学史》分文家、诗家阐述辽代文学的发展情况，涉及耶律隆绪、耶律宗真、耶律洪基、萧观音、萧瑟瑟、耶律倍等50余人。苏雪林《辽金元文学》一书第一章为“辽文学”，其内容与她发表在1933年《珞珈月刊》上的《辽文学概述》内容大体一致，而后者内容稍详。陈衍是清末同光体的重要诗人，于20世纪30年代不顾年事已高，慨然编纂辽、金、元三朝的诗纪事，为辽、金、元三代文学的研究做了一件十分有意义的工作。
上个世纪50年代以后，章荑荪选注的《辽金元诗选》(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周惠泉和米治国选注的《辽金文学作品选》(时代文艺出版社，1986年)、范宁和华岩编选的《宋辽金诗选注》(北京出版社，1988年)、罗斯宁选注的《辽金元诗三百首》(岳麓书社，1990年)、蒋祖怡和张涤云编纂的《全辽诗话》(岳麓书社，1992年)、刘达科选注的《辽金元绝句选》(中华书局，2004年)、刘达科注评的《辽金元诗选评》(三秦出版社，2004年)等先后问世，对于辽代文学多有留意。60年代出版的有较大影响的两部文学史著作，即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2年)和游国恩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对于辽代文学也有所涉猎，不过篇幅不多，限于点到为止。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辽代文学研究取得了较大的进展。80年代初，李一氓的《读辽史——兼论〈四郎探母〉》(《文艺研究》1981年第4期)一文发表，随后张啸虎的《试论辽代文学》(《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4年第4期)、米治国的《辽代文学初论》(《社会科学战线》1985年第3期)、陈述的《辽代的诗歌词曲与小说戏剧》(《文史哲》1986年第1期)、黄震云的《论辽代诗》(《文学评论》1994年第1期)、张毅的《辽代文学思想论略》(《南开学报》1999年第1期)等相继问世。此外《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设有“辽代文学”、“萧观音”等条目释文，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设有辽代文学的专章，均由米治国撰写，是建国以来比较系统论述辽代文学的研究成果。而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对于辽代诗歌则进行了深入的研究。此外周惠泉、杨佐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对于辽代文学进行了全方位的探索；黄震云的《辽代文史新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对于辽代的诗文戏剧做出了多角度的论列；刘达科在李修生、查洪德主编的《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北京出版社，2001年)一书中扼要地归纳梳理了20世纪辽代文学研究和辽代文献整理的学术进展。作为辽代统治民族的契丹族文学的崛起，是辽代文学发展中特色鲜明的文学现象，陈述《辽代文学中的契丹文作品》(《陈寅恪先生纪念文集》，江西教育出版社，1991年)、祝注先《辽代契丹族的诗人和诗作》(《中南民族学院学报》1987年第2期)、张晶《论辽代契丹女诗人的创作成就及其民族文化成因》(《民族文学研究》1993年第4期)、别廷锋《辽代契丹族文学概说》(《民族文学研究》1997年第4期)、周惠泉和孙黎、周晖《辽金元文学：民族融合的结晶》(《社会科学辑刊》2000年第2期)在这方面的探讨均可谓别开生面。关于辽代契丹族重要作家的研究，则有舒焚《东丹王耶律倍》(《湖北大学学报》1985年第2期)、邱立《懿德皇后及其〈十香词〉冤案钩玄》(《西南民族学院学报》1995年第1期)、崔海正《辽代女诗人萧观音论略》(《宋代文化研究》六集，四川大学出版社，1996年)、李正民《萧观音与王鼎〈焚椒录〉》(《民族文学研究》1998年第3期)、刘凤华和刘泽《萧观音形象意蕴漫评——读〈焚椒录〉》(《元好问及辽金文学研究》，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1998年)、李正民和宋俊玲《萧观音冤案及其文学成就》(《辽金元文学研究》，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刘泽和刘凤华《〈焚椒录〉：辽代文学的一面宝镜》(同上)、周惠泉《辽代契丹族女诗人萧观音的诗词》(《文史知识》2004年第11期)、周惠泉《中国妇女文学之翘楚——契丹族女诗人萧瑟瑟及其作品》(《古典文学知识》2004年第1期)等。上述论文和其他研究成果的问世，为实现中国文学史的建构在新的世纪由场域狭小、内涵单一的传统模式向视野开阔、一体多元的科学体系转型做出了开拓性的贡献。辽代文学的总体评价，是学术界十分关注的问题，周惠泉的《辽代文学论》(《社会科学战线》2003年第2期)一文对此做出了明确的回答。鉴于文献无征，辽代文学史料的整理成了辽代文学研究的瓶颈，刘达科的《辽代文学史料整理的回顾与思考》(《山西师大学报》2003年第2期)审视了近900年来辽代文学史料保存、整理的历史和现状，为把辽代文学研究建立在更为坚实的基础之上进行了积极的探索。
二
至于现代意义上的金代文学研究，也始于20世纪30年代，苏雪林的《辽金元文学》、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等对于金代文学进行了探讨和介绍。其中苏雪林《辽金元文学》全书七章，金代文学设“金之初中叶作家”(第二章)和“金之末叶作家”(第三章)两章，篇幅比较简略。书中有关金代文学的内容也有疏误之处，如该书第三章以李献能为元好问“三知己”之一，显然是错误的。至于吴梅的《辽金元文学史》，虽比苏雪林《辽金元文学》篇幅有增，内容仍嫌疏略。其金代文学部分对于作家的介绍参照《金史·文艺传》等史传材料，间有个人发挥之处。作者还以清人的某些论述为基础，对金代文学提出了概括性的看法。书中对于金代文学分为文家、诗家、词家、曲家四个部分。谈到曲家时，吴梅认为“曲盛于元，实创于金。……金时董解元之《西厢》，奉为北曲之祖，至今无异议。而号为元曲四大家，半皆金末遗民。欲不谓之创始，其可得乎！”对于北曲创始于金朝这样一个中国戏曲史上的重大问题，初步提出了富于启示性的看法。当然由于该书过分依赖史传材料，独立钻研作家作品不够，疏误失检之处自难避免。比如以金代中期文学家王寂“登天德二年进士”，乃沿袭《四库全书总目》卷一六六《拙轩集》提要之误。关于王寂的登第时间，《中州集》卷二王寂小传系于天德三年(1151)，以王寂所著《拙轩集》复按，卷二有《天德辛末，家君守官白霫，仆是岁登上第……》诗，“天德辛未”即天德三年，以此可证《四库全书总目》之误，余嘉锡《四库提要辨证》卷二三亦从《中州集》之说。再如书中在金代文学部分的开篇涉及历史学和民族学方面的问题时，首句即称“金与辽同种，所居在白山黑水之间，即肃慎氏之故壤也”。“同种”的说法实亦大误。盖金代的女真族与我国史书中的肃慎、挹娄、勿吉、靺鞨有一脉相承的历史渊源关系，（注：《北史·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第3123页。） 辽代的契丹族则与奚同为源出鲜卑宇文部的一支，（注：《北史·契丹传》，第3127页。） 二者族源不同自明。
三
进入20世纪50年代以后，有关金代文学的研究仍然显得比较冷落。从50年代到70年代的三十年间，除了个别作家如元好问、王若虚，个别作品如《董解元西厢记》偶尔有人涉猎以外，其他则成为无人问津的学术空白。一些文学史家的著述，对于金代文学或者基本上置而不论，或者作为宋代文学的附庸一带而过。这一时期比较重要的研究成果，主要有胡忌《宋金杂剧考》(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59年)以及程千帆《对金代作家元好问的一二理解》(《文史哲》1957年第6期)、陈中凡《元好问及其丧乱诗》(《文学研究》1958年第1期)、霍松林《王若虚反形式主义的文学批评》(《文学遗产》增刊七辑，中华书局，1959年)、吴则虞《试谈诸宫调的几个问题》(《文学遗产》增刊五辑，作家出版社，1957年)、郭绍虞《论〈戏为六绝句〉与〈论诗三十首〉》(《学术月刊》1964年第7期)、吴庚舜《略论元好问的诗论》(《光明日报》1964年7月19日)、钱仲联《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香港《艺林丛录》1966年第6期)等。至于文学史著作，如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中国文学史编写组撰写的三卷本《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共设十二章，辽金文学作为第十二章；游国恩等主编的四卷本《中国文学史》宋代文学共设十章，辽金文学作为第十章。这两部中国文学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影响较大、内容也较为完备的文学史著作，它们能够为辽金文学设置专章，和以往相比体现了对辽金文学在某种程度上的重视；但是与辽金文学、特别是金代文学的实际内容相比仍嫌过于简略，而且未能概括出金代文学的独特风貌和发展规律，在观点上也存在一些可商可议之处。而这一时期和其后台湾以及香港的金代文学研究则比较活跃，学术专著和资料汇编相继涌现。至于大陆的金代文学研究，直到80年代才有了明显的改变。在思想解放的潮流中，伴随着邻近学科如史学、民族学的拨乱反正，封建正统观念受到猛烈冲击，金代文学的重新评价势在必行。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80年代初，《社会科学战线》、《晋阳学刊》等学术刊物分别开辟“辽金文学”、“元好问及金元文化”两个栏目，促进了金代文学研究的开展。90年代和进入新的世纪以后，《山西大学学报》、《江苏大学学报》又先后推出“金元文学研究”、“辽金元文学研究”专栏，连续发表了具有一定开创意义、带有填补空白性质的若干研究成果，使金代文学研究呈现出生气勃勃的势头。与此同时，研究成果的形式也趋于多样化，相继涌现了大百科全书条目释文、文献整理著作、学术研究著作和文学史、文学思想史一类著作。其中大百科全书条文如周惠泉为《中国大百科全书·中国文学》卷(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86年)所撰“金代文学”等18个条目释文，吴庚舜所撰“元好问”等11个条目释文，刘扬忠所撰“王庭筠”等3个条目释文，孔凡礼所撰“归潜志”条目释文；文献整理著作如唐圭璋编校的《全金元词》(中华书局，1979年)、崔文印点校的《归潜志》(中华书局，1983年)、姚奠中主编的《元好问全集》(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刘泽编纂的《元好问论诗三十首集说》(山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薛瑞兆和郭明志编纂的《全金诗》(南开大学出版社，1995年)、张正义和刘达科校注的《河汾诸老诗集》(山西古籍出版社，1996年)、凌景埏校注的《董解元西厢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6年)、朱平楚校点的《金诸宫调》(甘肃人民出版社，1987年)、凌景埏和谢伯阳校注的《诸宫调两种》(齐鲁书社，1988年)、蓝立蓂校注的《刘知远诸宫调》(巴蜀书社，1989年)、阎凤梧和康金声主编的《全辽金诗》(山西古籍出版社，1999年)、阎凤梧主编的《全辽金文》(山西古籍出版社，2002年)等；学术研究著作如孙逊的《董西厢和王西厢》(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年)、山西师范大学戏曲文物研究所的《宋金元戏曲文物图论》(山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降大任的《元遗山新论》(北岳文艺出版社，1988年)、郝树侯和杨国勇的《元好问传》(山西人民出版社，1990年)、胡世厚和邓绍基主编的《中国古代戏曲家评传(金元部分)》(中州古籍出版社，1992年)、阎凤梧和刘达科的《河汾诸老研究》(山西人民出版社，1993年)、周惠泉的《金代文学学发凡》(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3、1994年)、朱平楚和朱鸿的《诸宫调概说》(陕西人民出版社，1994年)、景李虎的《宋金杂剧概论》(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1996年)、钟陵编著的《金元词纪事会评》(黄山书社，1995年)、周惠泉的《金代文学论》(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7年)与《金代文学研究》(台北文津出版社，2000年)、刘锋焘的《金代前期词研究》(陕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8年)、朱东润的《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李正民的《元好问研究论略》(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刘明浩的《元好问传》(东方出版社，1999年)、李哲夫的《勾栏之音——辽夏金元著名文学家巡礼》(西苑出版社，1999年)、胡传志的《金代文学研究》(安徽大学出版社，2000年)、赵维江的《金元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0年)、狄宝心的《元好问年谱新编》(中国文联出版社，2000年)、陶然的《金元词通论》(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年)、詹石窗的《南宋金元道教文学研究》(上海文化出版社，2001年)、刘锋焘的《宋金词论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年)等；文学史、文学思想史著作如詹杭伦的《金代文学思想史》(成都科技大学出版社，1990年)与《金代文学史》(台湾贯雅文化出版社，1993年)、张晶的《辽金诗史》(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张晶的《辽金元诗歌史论》(吉林教育出版社，1995年)、周惠泉为十四卷本中国文学通史《宋代文学史》所撰金代文学各章(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周惠泉和杨佐义主编的《中国文学史话·辽金元卷》(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年)、罗斯宁和彭玉平的《宋辽金元文学史》(中山大学出版社，1999年)等。上述各类著述和一些重要论文源源不断地相继问世，使金代文学研究形成空前喜人的生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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