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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院的学术传承功能
书院与官学的根本区别是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结合在一起。正如日本学者稻叶君山所云:官学是专为科举考试而设的、供人获取利禄的捷径,而非真正的学问研究所,而真正的学问研究所,却在书院。求道问学,非书院不可。(参见稻叶君山等著,杨祥荫等译《中国社会文化》第50—51页)书院是孕育新的学术思想,产生新学派的孵化器。综观中国书院史,凡主要学派思想的形成、著作的完成、派别的产生,无一不是与书院的教学活动紧密相联的。理学的集大成者朱熹,一生与近七十所书院有关联,其重要的理论著作,如《太极图说解》、《大学章句》、《伦语精义》、《易学启蒙》、《孟子要略》、《周易参同契考异》等等,都是在他创建的福州三所书院即寒泉精舍、武夷精舍和竹林精舍中完成的。在书院的授徒著述活动中,朱熹的理学思想逐渐成熟,同时培养了大批弟子高徒,形成了人数众多的考亭学派。其门徒又以书院作为阵地,宣传和普及理学,在几代人的学术传承中,理学影响后世几百年。阳明学派是明中后期理学革新运动中产生的学派,其形成和发展与书院讲学直接相关。阳明心学体系的三大组成部分——“心即理”、“知行合一”、“致良知”,都是在书院讲学过程中逐步发展起来的。王阳明在贵州龙冈、文明书院讲学时,提出“知行合一”之说,后在稽山、敷文书院讲学时,提出“致良知”学说。嘉靖四年(1525年),王阳明弟子在绍兴创建阳明书院,作为传播心学的大本营。王在二十多年的书院讲学实践中,将书院作为传授心学的阵地。他死后,弟子和再传弟子们在各地纷纷建立书院、开讲会,使阳明之学“流传愈百年”。乾嘉学派是清代中期出现的全国性的以经学为主要对象的学术流派。书院也是乾嘉学者进行汉学研究、培养汉学人才、扩大学术影响的重要场所。惠栋、杨绳武、江永等汉学大师分别讲学于苏州紫阳书院、南京钟山书院、徽州紫阳书院和毓文书院、杨州安定书院和梅花书院,培养出大批的汉学人才。如钱大昕、王鸣盛、王昶等出自苏州紫阳书院;戴震、程瑶田等出自徽州紫阳书院;段玉裁、汪中、王念孙、孙星衍、焦循等出自安定、梅花书院。这些汉学高足肄业后,大多又主讲外地书院,促进了乾嘉汉学的发展。
古代书院在长期发展过程中,为中华民族古代文化的延续作出了重大的贡献。特别是书院将教育活动与学术研究紧密结合的教学方式,对于当今的教育界仍有值得借鉴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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