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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门庆与贾宝玉：相悖互依，逆向同归(1)学毕

2013-10-05 01:40 　　文学首先是美学，从审美角度看，《红楼梦》和《金瓶梅》的两个主人公——贾宝玉与西门庆，正是对立的两个极致：一个美哉善哉，一个大丑大恶；一块晶莹灵秀的美玉，一堆浊臭逼人的垃圾；一边是醉人的诗意芬芳，一边是人欲横流铜臭熏天，——他们除了水火不容的对立，难道还有什么共通之处可言吗？
　　有的。
　　对“礼”的挑战和背离
　　中国古代的社会精神，可以概括为一个字：礼。荀卿曰：“人无礼不生，事无礼不成，国家无礼则不宁。”真是大哉礼也！什么君臣父子、忠孝节义、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敬天法祖、劳心劳力，等等，所有体现宗法等级制度的一切规范，都由它作为最高象征体现出来了。由它所规范的“天有十日，人有十等”各不逾矩的理想社会，真是雍穆庄严，恂恂如也，穆穆如也。
　　宋明以后，这“礼”又进一步僵化为“理”，“存天理，灭人欲”，面孔愈加森严起来。可严酷并不意味着有力，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它受到了来自各个方面的挑战，随着都市商业发展而兴起的市民阶层，正在各个方面通过各种形式顽强地表现自己，而《红楼梦》和《金瓶梅》正是这一社会存在的产物。
一反古代文学的雍穆庄严和文质彬彬，《金瓶梅》洋洋百万言的大作渲染的却是“酒、色、财、气”——尽管作者经常在行文中间向人们进行着劝诫“酒、色、财、气”的说教，特别是“色”与“财”，也即物欲和肉欲，则更是小说的描写中心。一边要“灭人欲”，一边在张扬人欲，作者的主体追求与小说的审美价值且勿论，正是在这一点上，《金瓶梅》具有着反传统的意义。它是邪恶的魔鬼，但却亵渎着传统的神圣殿堂。固然，暴露权贵或为富不仁的“人欲”，是进步文学的一个传统的主题，但是，《金瓶梅》之异于其它者，其主人公靠着金钱的力量起家，靠着在商品流通中不断膨胀的财富而不断扩展力量，由一个市井浪子逐渐变为山东屈指可数的暴发户大官商西门大官人、西门大老爷，他的地位与欲望随着财富的增长而增长，膨胀而膨胀，直到最后纵欲而身亡家败。作者不厌其烦地、淋漓尽致地描写了它的主人公的“欲”的膨胀与实现的过程，在表面上和理性上似乎在暴露，在感性上则在渲染，而在潜意识上和实质上则在欣赏着这“欲”，它的形象蕴涵与主体倾向都异于它以前的文学，包括《三国演义》与《水浒》这样的通俗小说在内。从审美的角度视之，这种“欲”的大肆渲染与张扬无疑是一种“丑”，故尔四百年来，人们称之为“淫书”，总是对之大张挞伐，而旧时代的推崇者又往往从封建伦理出发曲为之辩：大家都弄颠倒了。“资本来到世间，从头到脚每个毛孔都流着血和肮脏的东西。”——《金瓶梅》的反传统价值难道不是与它的“丑恶”有着互相依赖之处吗？
　　无独有偶，一百二十回的《红楼梦》的作者经常出面宣扬的是“空”与“冷”，但它的形象自身所辐射出的却是“色”与“热”。——真是地道的“红外线”！然而它却不是“金瓶”之“色”，这“色”与“热”可以归结为一个“情”字，它是贾宝玉终生追求身体力行的“基本精神”，也是这一形象迥异于其它的根本所在。“无故寻愁觅恨，有时似傻如狂”，这个“古今不肖第一”的贵公子，他对那集千百年封建文明之大成的诗礼世家，对那“花柳繁华地、温柔富贵乡”中文采风流的一切,在感性上对其总体已经产生了怀疑不满，感到厌倦了，那以“礼”为规范的一切，他已经觉得“无情”了。宝玉是个蹩脚的理论家，但却是一个对时代风气感受敏锐的诗人。他说不出，但却感受得到，他感到“礼”的不合理，提出一个“情”字以取代它。这“情”，来自人的“气质之性”，也是人固有的一种“欲”，一种以美与善的形态表现的“欲”。他的“情不情”，他的“体贴”与“意淫”，他的“爱博心劳”等等，朦胧地体现了自己与他的同道者的个性解放的最初意识。也是凭直感，贾母感到孙儿的性情不好理解，它不属于一般意义上的“男女”范畴；贾政则感到儿子有“酿到弑父弑君”地步的危险性。“圣人千言万语，只教人存天理，灭人欲”，《金瓶梅》与《红楼梦》通过自己的主人公，分别从美与丑、从善与恶两极、从情欲与肉欲的不同角度，提出了“人欲”这个课题，对于千百年来以“礼”为标志的旧传统，不能不说是一个巨大的冲击力量。
　　价值观念的更新
　　传统的价值观念可以概括为四个字：克己复礼。它有两个突出的特征：一是压抑自我，神化外在；一个是重义轻利，崇尚形而上，贬损形而下，它把人的追求纳入封建的宗法等级规范中去，大量制造着清教徒，培养着奴隶主义。不光奴隶们要低眉顺眼，即使是士大夫阶级们的人生价值的最光辉的形式“修、齐、治、平”，也必须在“非礼勿视听”中去实现，要恪守君臣、父子、夫妇、尊卑的规范而不逾矩，对上保持着“诚惶诚恐，死罪死罪”的心理状态，比起“立功”来，更看重“立德”和“立言”。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在《金瓶梅》中这种价值观念开始失去了魅力，熏天的铜臭淹没了传统的圣光和迷人的诗意，市民社会不再对“克己”感兴趣，现世的物质享受成了他们的人生目标，而这目标又必须通过自我努力与竞争，通过获得金钱去实现。一个市井浪子，一旦有了钱，可以轻而易举地跻入上流社会，当朝太师太尉、皇亲内臣、状元进士、抚按科道、府尊县令，都可以使之随心所欲地围绕他转，比起东平、东昌两府的许多穷千户们，西门大官人更显出“有了钱便有了一切”的光彩。“朝廷爷一时没钱使，还向太仆寺支马价银子来使”呢，那只“言义而不言利”、清高绝尘而讳言“阿堵物”的时代过去了，随着城市商品经济的发展和金钱力量的扩张，各种观念都在慢慢更新，人生的价值观念自然也不例外。在那“热闹大马头去处，商贾往来，船只聚会之所，车辆辐凑之地，有三十二条花柳巷，七十二座管弦楼”，西门大官人的周围已经形成了一种环境小气候，金钱这一向来被视为俗而又俗的“黄色奴隶”，在到处亵渎着传统的尊严，它把一切神圣的东西都变成了可以交换的等价物；封爵、职官、亲情、友谊、良心、信仰、官司的输赢、女人的贞操，无不可以买卖。西门庆物色小老婆时，固然重视色相，但更重视金钱。孟玉楼和李瓶儿都是富孀，她们的财产对西门庆的事业的更上一层楼，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与传统不同是，西门庆不是拉着女人的裙带起飞，而是凭借妻子的财富而扶摇。白乐天时代的乐坛名星，以“老大嫁作商人妇”为不幸，可《金瓶梅》时代“少女嫩妇”的孟玉楼，却不愿做举人老爷的正头娘子，宁愿给富商巨贾“作小”。时代精神的变化真大呀！“孔方兄、孔方兄！我瞧你光闪闪响当当的无价之宝，满身通麻了，恨没口水咽你下去。”“有了银子，要命怎的！”──这是人们的普遍心态。西门庆虽然使银撒漫，但当黄三李四送来利钱时，他拿了“黄烘烘的四锭金镯儿心内甚是可爱”，而且还特地“抱到瓶儿房中”，不惜冰着未满周岁的官哥儿，“叫孩子手儿挝弄”。人间的一切，都是“有钱便流，无钱不流”。张竹坡在98回书前批道：“见此辈只知爱钱，全不怕天雷，不怕鬼捉，昧着良心在外胡做。”竹坡公只知其一，不知其二，今人尚云：“钱是好东西，任何人见了都要两眼发光。性当然不是坏东西，尽管正人君子表面上都撇嘴。”——这种“金瓶精神”标志的正是价值观念的更新。在传统的价值观念中无论是“兼济”还是“独善”，都必须“克己”；而西门庆则不同了，他正凭借着对金钱的占有而进行着自我扩张：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咱闻那西天佛祖，也止不过要黄金铺地；阴司十殿，也要些褚镪营求。咱只消尽这家私广为善事，就使强奸了嫦娥，和奸了织女，拐了许飞琼，盗了西王母的女儿，也不减我泼天富贵。
　　他雄心勃勃，非常自信，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不过这个“自我”，不是永恒的人性，也不是觉醒的潜意识，而是逐步扩展的金钱力量的人格化。金钱的人格化，与人格的金钱化，正是两位一体的东西。
　　如果说西门庆以形而下的形式和不自觉的感性形态赤裸裸地表现自己的力量，那么贾宝玉则是以形而上的形式用比较自觉的理性形态富于诗意地更新着自我价值观念。对于读书做官、显亲扬名的传统人生道路的唾弃，是贾宝玉离经叛道的最高点，也是他区分清浊决定弃取的根本性标准。但是，宝玉毕竟出生得太早，他虽然呼吸到了时代将变的气息，至于这新的时代到底应该是什么样子，他还未曾作过认真的思考。他体味到了传统价值观念的不合理，看透了上流社会的传统人生追求的虚伪性：“学而优则仕”培育着雨村式的“国贼禄鬼”，八股制艺不过是“混人诓饭吃”，“文死谏，武死战”的愚忠不过是沽名钓誉。特别是对于女性，他更看透了奴性人生规范的残酷性，“三从四德”、“无才便是德”虐杀了多少聪明清俊的女儿，正是它，而不是个别恶人酿成了“千红一哭，万艳同悲”的社会大悲剧。他看到了无论是“上智”还是“下愚”，他们自身都有着一些美好的东西被荼毒或扼杀了。人与人之间应该调整一下彼此的关系使人生的追求能得到更新。他的价值观念首先在大观园女儿国中付诸实践，“太虚幻境”则是他的乌托邦，这就是他的体贴女儿，不摆主子架子，是他那“多情”、“情不情”或“意淫”。而这一些在传统观念看来就成了所谓“似傻如狂”了。应当说宝玉已经开始意识到“自我”了，在一定程度上，他同时也觉得“他人”也应该像“自我”一样，去追求与实现“自我”。——这里已经有了平等意识的萌芽。这正是他与那抹杀“自我”意识存在以等级奴役制度规范人的传统价值观念对立的东西。“就便是为这些人死了，也是情愿的”，正说明了这种新的追求的执著性。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当然，在《红楼梦》时代，宝玉的追求只能是“太虚幻境”中的空中楼阁，他只能在“自我实现”的形式上去提出并实现自己的人生理想。再过若干年，宝玉的朦胧观念，才在连薛宝琴也未到过的“真真国”以西的地方，以“天赋人权”的完备形态，用血与火去付诸实施。宝玉的贡献在于启示人们在历史的长河中使人生的价值追求从宗法等级和奴隶主义的禁锢的形式下解放出来使之进入一个新的阶段。可他的朦胧意识一旦从“太虚幻境”搬到罪孽的尘世中去“贴现”时，那时他就会十分惊讶地看到，西门庆正是体现这一原则最初实现了的“自我”。同样的，像李四、黄三、韩道国、苗青、陈敬济、应伯爵以及潘金莲、庞春梅、王六儿们，他们何尝不也是在按照同一原则去设计与追求自己的价值，可因为他们各自的“自我”条件不同，因而他们的“自我”实现的结果又是多么地大异其趣啊！西门庆的价值在于以最初的形式预示了这种新的价值观念得到实现之后的基本形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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