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2)
2013-10-19 01:11
导读：二、“格致”与“格物”之分 晚清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区分西学“格致”与中国传统注重人生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的差异,并从二者的
二、“格致”与“格物”之分
晚清洋务运动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已经注意区分西学“格致”与中国传统注重人生道德修养的“格物致知”的差异,并从二者的比较中将西学“格致”定位于“实学”上,注重的是声、光、化、电、农、矿、工、商,侧重于“技术”方面。但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介绍、翻译,人们对科学的了解更深一层,认识到西学“格致”中不只有实用的“技术”,且存在高深的“学理”。正是在这一意义上,晚清人的科学观念中又有了“格致”与“格物”的区分。
国人所言“格致”是“格物致知”的简称,其基本含义应包括对事物的探究过程,以及因此而获得的相关事物的知识;而“格物”只是指对事物的探究过程。二者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其实,“格致”与“格物”的这一区别,在《礼记·大学篇》中即见端倪:“古者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致。”及至明清人将西方科学技术统称为“格致”以来,人们不再注意二者的区别,特别是鸦片战争后开始形成的以“器、技”为特征的科学观,更是将“格致”等同于“格物”。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清末人们已注意到,在引进的西方“格致”学中,不仅有技艺,也包括其学理。王韬就曾指出:“窃谓近今一切西法无不从格致中出,制造机器皆由格致为之根柢,非格致无以发明其理而宣泄其奥。以是言之,格致顾不重哉!”[6]丙辰年序已经指出西学“格致”中包括了相关的知识、学理。奕讠斤曾指出:“洋人制造机器、火器等件,以及行船行军,无一不自天文算学中来。”并针对时人“或谓制造乃工匠之事,儒者不屑为之”的说法,指出当时提倡西方格致之学的目的,在于明事物之“理”,而与匠人只讲习“事”是有区别的,“盖匠人习其事,儒者明其理,理明而用宏焉。今日之学,学其理也,乃儒者格物致知之事,并非强学士大夫以亲执艺事,又何疑乎?”[5](上册,Ｐ150)故清末人言“格致”时,有改称为“理科”、“理学”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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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认识到“格致”之学的“理学”性质,于是清末人观念中便有了“格致”与“格物”的区别。1888年京师同文馆设立“格物馆”,以传授西方科学技术及理论知识。后发现以“格物”名其所教内容,不能包括其中的理论、知识,遂于1895年改名为“格致馆”。为此次改名,皇帝还郑重其事地发布了一个上谕:“据总教习呈称‘致知必由格物,同文馆设立格物馆时,未能顾名思义。请将格物馆改为格致馆,庶于致知格物不至偏’等语。该总教习所呈,不为无见,嗣后格物馆即改名为格致馆,以符名实。此谕。”[5](上册,Ｐ139)从中可见,时人已经意识到:“格物”与“格致”存在“技艺”与“理论”的差别。
随着西方科学技术书籍的介绍、翻译,人们逐渐认识到西学“格致”中不仅有实用的技术,而且存在高深的学理。晚清人意识到“格物”与“格致”的区别,这一区别是导致从“格致”到“科学”概念转化的一个重要环节。而“科学”一词中包含的“学”字,正切合于时人对西学格致中“理学”的认识,“科学”取代“格致”便顺理成章了。
三、从“格致”到“科学”
在康有为、严复引入“科学”①一词后,从1897年至1912年,“科学”与“格致”同时并用。从“格致”到“科学”的变化,其意义不仅在于文字的变化,而有更重要的观念的变化。正如王国维在《论新学语之输入》中指出:“言语者,思想之代表也,故新思想之输入,即新言语输入之意味也。”[12](Ｐ117)“格致”一词容易被理解为技艺之术,而作为现代概念的“科学”一词中之“学”字则有原理、理论的含义,“科学”一词落脚在“学”上,进一步划清了与“格致”、“格物”的界限,“科学”逐渐取代了原用的“格致”。
严复1898年出版的《天演论》中,使用的都是“格致”一词,到1901～1902年出版的《原富》中,已经是“格致”、“格物”、“科学”并用,其中,以“格致”、“格物”指代物理、化学等具体自然科学学科,而以“科学”指代包括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科学,如:“科学中一新理之出,其有裨益于民生日用者无穷。”[13](Ｐ624)“今夫格物者,治宗教妄诞尚鬼之蔽之圣药也,假使通国之士夫于科学名理之类多所究心,吾未见宗教鬼神之说能为厉也。”[13](Ｐ655)基本认同“科学”是讲“通理公例之学”,而“格致”、“格物”是技术之学。从这一区别出发,严复批评当时人将西方科学看作“技艺之末”的“艺学”观念,1902年《与〈外交报〉主人书》中,他批评时人中体西用、政本艺末的观点,指出“科学”是一切西学之源,“其曰政本而艺末者,愈所谓颠倒错乱者矣。且所谓艺者,非指科学乎?名、数、力、质,四者皆科学也。其通理公例,经纬万端,而西政之善者,即本斯而立。……中国之政,所以日形其绌,不足争存者,亦坐不本科学,而与通理公例违行故耳。是故以科学为艺,则西艺实西政之本。设谓艺非科学,则政艺二者,乃并出于科学,若左右手然,未闻左右之相为本未也”[14](Ｐ622 623)。1906年《政治讲义》“第一会”谈西方
政治学为“科学”之义,“是取古人谈治之书,以科学正法眼藏观之,大抵可称为术,不足称学”。“学者,即物而穷理,即前所谓知物者也;术者,设事而知方,即前所谓问宜如何也。……今吾所讲者,乃政治之学,非为政治之术,故其涂径,与古人言治不可混同。”[15](Ｐ1248)说明他的“科学”观已不在于“技艺之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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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2年梁启超所写的《进化论革命者颉德之学说》中说明“狭义之科学,即中国所谓格致”[16](文集,第十二)。将“格致”包括在广义“科学”之中。1902年他在《新民丛报》第10、14号发表《格致学沿革考略》,讨论了格致学的范围:“学问之种类极繁,要可分为二端。其一,形而上学,即政治学、生计学、群学等是也。其二,形而下学,即质学、化学、
天文学、
地质学、全体学、
动物学、
植物学等是也。吾因近人通行名义,举凡属于形而下学者皆谓之格致。”[16](文集,第十一)仍然沿袭近人通行说法,以形而下之技术科学为“格致”。在这篇文中又有好几处用了“科学”一词,如“一切科学”、“科学革新之气运”、“科学之方针”,“科学”一词泛指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在内的各门理论科学,以示与形而下之“格致”相区别。
1903年王国维在《论教育之宗旨》中指出:“知识又分为理论与实际二种,……科学如数学、物理、化学、博物学等,皆所谓理论之知识。”[17]可见在严复、王国维、梁启超等人的认知中,“格致”只是“科学”中的一部分,指作为“实学”的技术学科,是对具体事物的认识;“科学”则不是专讲技艺,而且包含理论知识的学科。这样,“科学”因其词义内涵更具包容性,进入民国后,便取代了原有的以“格致”或“格物”与“science”对译之作法。
通过对清末国人从“格致”、“格物”到“科学”的词义演变的考察可以看到:最初人们沿袭明末清初的说法,以中国传统的“格致”概念来“格义”这种西来的新知识,为科学技术在中国的传播寻找到传统的依据。在对西学的了解过程中,洋务派知识分子已认识到中西“格致”的根本差异,并将西学“格致”定位于“技艺之术”或经世致用的“实学”;继而通过区分“格致”与“格物”的概念,又认识到西方科学中的“学理”及理论知识,对西方科学的理解从“技艺之术”上升到“学理”层面。此后维新派知识分子从日语词汇中引入“科学”一词,进一步明确了“科学”与“格致”的区别,并大大扩充了“科学”概念的内涵,这为此后“新文化运动”中科学的广泛传播、对“科学”内涵的深入理解以及促进“科学”对中国社会产生深刻影响奠定了基础。作为现代概念的“科学”终于取代前现代的“格致”一词,表明清末国人对科学的认识已经摆脱中世纪的窠臼而向现代观念靠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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