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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末国人科学观的演化:从“格致”到“科学”的

2013-10-19 01:11   摘　要：随着西方科学的广泛传播,晚清国人对科学的认识也在不断深入。从清末国人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词语演变及词义差异中,即可看出当时国人“科学”观的变化过程。
    关键词：晚清;科学观;格致;格物;科学
 
    晚清以降,随着西方科学技术的广泛传播,“科学”(或称“格致”)在时人的言说中,已成为一个流行词。人们最初沿袭明末清初时的观念,以“格致”来称呼这种西来的知识,而后引进日语词汇“科学”取代“格致”。近年以来,国内外关于清末民初国人“科学”观念的研究,已有多种论著发表,如樊洪业《从“格致”到“科学”》[1],艾尔曼《从前现代的格致学到现代的科学》[2]等文,但其中仍有未发之覆,特别是对清末国人科学观演化的具体过程少有论及。本文通过检索清末学者使用的“格致”、“格物”、“科学”几个汉语词汇的具体内涵,辨析国人对西文“science”之译从“格致”到“科学”的演变过程,借以揭示清末国人“科学”观念的重要变化。
一、中西“格致”之别
    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东来,携来了有关数学、天文、地理、力学等自然科学知识。这些自然科学知识对中国人来说是陌生的。当时中文里没有意义对等的词来称呼它,利玛窦、徐光启等最初的西方科学传人就借用前人使用的“格致”一词来称呼它。传教士利玛窦在《几何原本序》中首先使用:“夫儒者之学,亟致其知,致其知当由明达物理耳。……吾西陬国虽褊小,而其庠校所业,格物穷理之法,视诸列邦为独备焉。”然后,徐光启在介绍利玛窦时说:“顾惟先生之学,略有三种:大者修身事天,小者格物穷理,物理之一端别为象数。”[3](徐光启《刻几何原本序》)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到19世纪60年代洋务运动时期,清人基本沿用前人的这一词汇来称呼西来的自然科学。冯桂芬指出西学中“如算学、重学、视学、光学、化学等,皆得格致至理,舆地书备列百国山川厄塞,风土物产,多中人所不及”[4](Ｐ209)。1861年伟烈亚力、傅兰雅与李善兰合作,将牛顿的《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译作《数理格致》。1866年美国传教士丁韪良编译了一本《格物入门》,全书分为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7卷。直到1874年徐寿等人创办“格致书院”时,述其办学宗旨是“意欲令中国便于考究西国格致之学,工艺之法,制造之理”[5](下册,Ｐ169)。美国传教士傅兰雅于1874年编辑出版《格致汇编》,登载声、光、电、化及制造文章,目的是“意欲将格致之学问并制造工艺之理法广为传布”[6]。皆将“格致”或“格物”与西文“science”(科学)对译。
    以传统词汇翻译西方来的新名词,本是国人常用的作法,也是国人用以理解和诠释一种新知识的工具。正如葛兆光所言:当西学东来时,“面对新的世界和新的知识的冲击,人们总是要反身寻找理解和解释的资源,一种新知识的理解,与一种新语言的翻译并没有什么两样”,“语言的翻阅需要用自己本土原有的词语去一一对应,对于新知识的理解,也需要唤起历史记忆、传统知识和原有的想像空间,来充当再度理解和诠释的‘思想资源’”[7](Ｐ21)。以中国传统词汇“格致”来“格义”西方自然科学,直接的效果就是,为西方科学技术在传统中国的传播打开了方便之门,但作为西方自然科学名称的“science”与中国注重个人道德修养的“格致”毕竟存在差别。
   “格致”一词,是从儒家经典《大学》中“格物致知”而来,在汉语词汇中主要是指一种道德修养工夫,是和“正心、诚意”相关联的“修身”、“明德”的方法,其旨归则是“治国平天下”,属于儒家的“外王之学”。后来,朱熹将其中“格物”与“穷理”联系起来,但朱子的“格物致知”还是重在其道德修养方法,提出:“《大学》物格知至处便是凡圣之关。物未格,知未至,如何煞也是凡人。须是物格知至,方能循循不已,而入圣贤之域。”[8](Ｐ298)讲的还是通过对事物的探究,达到修身、正心,以进入“圣贤之域”的境界。
    晚清国人在沿用明末清初以来以“格致”一词指称自然科学时,已注意到中西“格致”之差别。化学家徐寿在《拟创建格致书院论》中指出:“惟是设教之法,古今各异,中外不同,而格致之学则一。就中国之所谓格致,所以诚正治平也;外国之所谓格致,所以变化制造也。中国之格致,功近于虚,虚则伪;外国之格致,功征诸实,实则皆真也。”[9]1887年春、1889年春,许星台、李鸿章曾两次就“中西格致之学异同”问题考校格致书院的学生,在答卷中,王佐才指出:(儒家之格致)“乃义理之格致,而非物理之格致也。中国重道轻艺,凡纲常法度、礼乐教化,无不阐发精微,不留余蕴,虽圣人复起,亦不能有加。惟物理之精粗,诚有相形见绌也。”以讲“义理”与谈“物理”区分中西“格致”。钟天纬则从“形上之道”与“形下之器”角度,区分中西格致的差别,“格致之学,中西不同。自形而上者言之,则中国先儒阐发已无余蕴;自形而下者言之,则泰西新理方且日出不穷。盖中国重道而轻艺,故其格致专以义理为重;西国重艺而轻道,故其格致偏于物理为多。此中西之所由分也。”[10](第4册,Ｐ15)可见,中西“格致”的不同已成为晚清人的共识。在晚清人的认知中,西学“格致”与传统儒家所言不同,以中国传统“道、器”观念来看,它是侧重于“技艺之术”的形下之器。1896年陕西设崇实书院(格致实学书院),张树声说:“伏惟泰西之学,覃精锐思,独辟启牖,然究其本旨,不过相求以实际,而不相骛于虚文。格物致知,中国求诸理,西人求诸事;考工利索,中国委诸匠,西人出诸儒。求诸理者,形而上而坐论易涉空言……”[5](下册,Ｐ358)批评中国格致学入于虚理,不切实际,提倡西方格致“实学”。人传授科学知识的格致书院后,大发议论:“大学之言格致,所以为道也,非所以为器也,……自西洋各国以富强称,论者不察其政治之根抵,乃谓富强实由制造,于是慕西学者如蚁慕膻,建书院以藏机器,而以‘格致’名之,殆假大学条目以美其号。”[11](Ｐ50)所谓“西学”,“盖工匠技艺之事也”;要求改格致书院为“艺林堂”,以示与传统的格致之义相区分。
   但由于“自强”“求富”的需要,作为“形下之器”的“格致”在晚清也取得了较高的地位,被作为可以经世的“实学”受到重视。1879年上海格致书院招生启:“本书院创设沪上,专为招收生徒究心实学。”[5](下册,Ｐ179)于是又有中、西“格致”的“虚”、“实”之别。薛福成于光绪十六年(1890年)序《格致汇编》中说:“格致之学,在中国为治平之始基,在西国为富强之先导。”《皇朝经世文三编》言:“《大学》之格致穷事物之原,西学之格致究事物之委;《大学》所谓事物,物即事也;西学所谓事物,则事自事、物自物。《大学》究事物之虚理,以人之应物处事而言,故曰终始曰本末;西学究事物之实道,以事物之本体而言,故不曰终始、本末,而总名之曰消长气为之也。”可见,无论是赞成者还是反对者,对中西“格致”学的区别都有大致相同的认识,赞同者将之等同于“实学”,反对者称为“技艺”,说明时人对西方“格致”的认同皆在其技术而非其学说、理论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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