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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代文学论文《怎样看待王夫之对古代作家的批(2)

2013-10-23 01:12 三、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执着
船山对文坛的批评，并不值得奇怪。但又应该承认，船山的批评更激烈，更执着。特别是对于杜甫，极尽挖苦指谪之能事。而他并不是古典诗文的虚无主义者。正因为他是理想主义者——甚至是过分天真的理想主义者，他才对历代伟大作家如此苛求。且不谈他的哲学信奉（如朴素的唯物主义），他艰难地生活和奋斗在明清换代之际，既有军事起义的实际经验，和广泛的人际联系，又遁迹于山野面壁苦思，毕生追求的理想是纯正的经义之学、纯正的民族主义、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光大中华（但又限制君权，保护自耕农的利益），等等。其诗学的追求也是高蹈的、超凡入圣的；因之才有对于诗人的苛求。他对“诗史"之说的保留，也与他的上述整个立场相关。
船山的原圣、徵圣思想，是他文学上追求雅正、追求至善至美的原动力。而他生活在“地坼天崩"的时代，使最忠实的圣人之徒震撼，并彻底反思其深刻的教训。哲学问题、夷夏关系、君王权力、土地制度、社会道德，乃至汉学、宋学的用处，文学到底起何种作用等，都在反思审视之列。他已对君权有所怀疑（“以一人之私而徇天下之利"），但最终又不能放弃对至高无上的汉族圣王君临天下以维系大统、挽救危局（当时入侵的清军、溃散的官军、土匪蟊贼，都扑向老百姓，使船山痛感“国不可一日而无君"）的信奉。他认为，不但李贽那样的离经叛道煷山说：李贽“以佞舌惑天下"、“以信笔扫描为文字"（《姜斋诗话》），“任他清直自炫，终为名教罪人"（《读四书大全说》）犚为民心不稳、民心思变负一定之责；而且背离诗教的文人，为衣食之事而呼号倾诉，为儿女之情而无病呻吟，也是民心涣散世风淫靡的原因。所以，他不惜对作家作“横扫千军"式的批评。——这就是他的文化整合的背景和立足点。
《文心雕龙·祝盟》：“凡群言发华，而降神务实，修辞立诚，在于无愧。祈祷之式，必诚以敬；祭奠之楷，宜恭且哀：此其大较也。"纪昀评论说：“此虽老生之常谈，然执是以衡文，其合格者亦寡矣。"换一个说法，如果以祝盟之文应有的神圣和虔诚为标准来“衡文"，船山正是以彻底的、天真的、虔诚的、原圣徵圣的，甚至是以某种禁欲主义的诗教来“衡文"的——当然，“其合格者亦寡矣"！
对于“诗史"，“夫诗之不可以史为，若口与目之不相为代也"是他的明确观点，也就是他在《诗广传》中所说的：“故诗者，与书异垒而不相入者也。"王夫之还在《古诗评选》的《上山采蘼芜》的评语中，更明确也更为激烈地指“诗史"为“见驼则恨马背之不肿"；“于史有余，于诗不足"。可以说，他主要坚持两点或两个区别：一、诗和史是有着不能互相代替的区别的；二、传统的好诗“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和杜甫的“以逼写见真"，是有着高下之别的。“即事生情，即语绘状"，因其天真烂漫而符合“主文谲谏"的春秋之义和温柔敦厚的诗教；但“以逼写见真"因其太执着于描摹历史和追求写实，并不符合这种春秋之义和诗教。但王夫之关于“诗史"的批评，有一个空白点，即他没有关注“诗史"与民族兴亡、中华民族的整合、“衰世之造"的紧密关系。身处明清换代的漩涡，船山九死一生，窜身荒山边民之中，对清廷怀有可以理解的深仇大恨；惟其如此，“只缘身在此山中"，他对华夏民族的融合大势，却不够理解。他既没有像钱谦益（入清前）那样，强烈感受到宋元换代的大背景下“诗史"萌生的条件：“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胡致果诗序》），也没有像黄宗羲那样上升为“史亡然后诗作"的“诗史"观（黄并在民族整合的斗争中亲身作到了“早年抗清晚年顺清"）。由于这个空白点，使船山对“诗史"的存在的合理性、必然性，不屑一顾。至于他对“诗"与“史"的功能迥异的看法，自有其道理，有助于“诗史"之说的探索。
对于杜甫等，船山最激烈的批评莫过于这段文字：“若夫贷财之不给，居食之不腆，妻妾之奉不谐，游乞之求未厌，长言之嗟叹之缘饰之为文章，自绘其渴于金帛、没于醉饱之情，腼然而不知有讥非者，唯杜甫耳。……甫失其心，亦无足道耳。韩愈承之，孟郊师之，曹邺传之，而诗遂永亡于天下。"（《诗广传》）——这不能不使我们痛感到，以“六经责我开生面"的历史使命感自励和自命的船山，在这个领域，其矛头所向是大大失准了，“别开生面"过头了。船山在哲学上已经认识到“天理"在“人欲"之中；但决不容忍杜诗将人性的、欲望的、凡俗的灰尘和泪水，带进诗歌的圣坛和净土。这实在是历史的悲哀。想一想，如果把这些好诗从古典文学中拿掉，将是怎样的局面？
船山曾经用散文记叙人民的苦难，这里面当然充满血泪（如《读通鉴论》卷２之１７）。但是，当他将这些写入自己的诗篇时，已经净化、升华为“丹枫到冷心元赤，黄菊虽晴命亦秋"（《续哀雨诗》）这样的诗歌语言了——表面上既无血也无泪，既无欲也无嗔（他的其它诗句也不全如此）。这是船山为我们提供的某种“即事生情，即语绘状"的诗歌的范例，可以使人了解他对杜诗的某种具体要求。
当然，在艺术上，有人喜欢杜诗，有人不喜欢杜诗，这是个人的权利。杜诗因反映一个苦难的时代，麻鞋见天子，野老吞声哭，哭哭啼啼，不免低迷。特别是他后期的诗，近依严武而壮士泯没，远眺青琐而朝班零落，流离陇蜀，老病孤舟，苍凉有余，昂扬不足。船山的激烈批评中应有合理的成分，值得仔细研究。
四、整合者的复杂心态
严肃认真的整合是功不可没的，尽管也有不同的缺点和不足。但整合者的复杂心态，有时竟至对异己者必欲杀之而后快。华夏的文化传统本有反对“暴扬国恶"，主张“为贤者讳"、“为尊者讳"的一面。如王夫之说熡腥私杜诗的“‘沙上凫雏傍母眠’诬为嘲诮杨贵妃、安禄山熢蚴芯恶少造歌谣诮邻人闺阃恶习。施之君父熥锊蝗萦谒酪印"（《姜斋诗话》）对白居易的《长恨歌》描写唐明皇和杨贵妃的爱情，王夫之也十分气恼，竟声言：对作者“允膺典刑，不为过也。"（《诗广传·小雅》）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对元白的不满，古已有之。如：杜牧“著论，言近有元、白者，喜为淫言Ｓ铮鼓扇浮嚣，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范摅：《云溪友议》，《四库总目提要》等则认为是李勘的话。）
《四库》馆臣还说：“李商隐‘夜半宴归宫漏永，薛王沉醉寿王醒’二句，暴扬国恶，至为无理。"（《四库总目提要》集部４８诗文评类１）——一次宫廷盛宴（唐明皇和杨贵妃亲临，有明皇、贵妃喜欢的羯鼓助兴）之后，寿王看到不久前自己的妃子已成父皇的爱妃，自然辗转难以入睡，与另一个心中无事的薛王的沉沉大醉形成反差。但这是不应“暴扬"的“国恶"呀！“罪不容于死"、“允膺典刑，不为过也"、“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暴扬国恶，至为无理"，其心理基础都在于卫道。“吾恨方在下位，未能以法治之"，还是比较单纯的卫道者的心态。至于声言“暴扬国恶，至为无理"，显然具有明显的矫饰性。
船山则是正直的，即使他对杜甫等的看法不无偏激。而且，对于李杜，他在《夕堂永日绪论外编》中称赞说：“艺苑品题有‘大家’之目，自论诗者推崇李杜始，李杜允此令名者，抑良有故。……李杜则内极才情，外周物理，言必有意，意必繇衷；或雕或率，或丽或清，或放或敛，兼该驰骋，唯意所适，而神气随意以行。如未央、建章，千门万户，玲珑轩豁，无所窒碍：此谓‘大家’。"对陶渊明，也称赞过：“‘日暮天无语，春风扇微和’，想见陶令当日胸次，岂夹杂铅汞人能作此语？"（《姜斋诗话》）——这该使后代的人有点平衡感了。船山还不同程度地肯定过王维、杜牧、方以智、黄道周、瞿式耜等人的诗文，也是不应忘记的。
船山对古典作家的批评虽激切，但这方面的影响却并不大。
辛亥革命前，人们用得上的是船山的民族主义。梁启超的《清代学术概论》主要说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几位大师的思想是“宋学"的对立面的产物。在当代，人们则说他的《读通鉴论》写得出色，让青年人去读（如钱穆），等等。而当代学人正面引述和欣赏他的诗文理论（如“身之所历，目之所见，是铁门限"等）时，却常避开他对作家的激烈批评，特别是常避开他对杜甫的种种激烈批评。避开的原因很简单，因为不好解释不易理解。从这点说，船山是寂寞的。 （科教范文网http://fw.ΝsΕΑc.com编辑）
举一个比较明显的例子。船山不否认杜甫描写社会深刻矛盾的直白的艺术表现风格，对《丽人行》刺虢国、秦国二夫人的骄纵，表示赞同，主张不妨采取“怨而诽、直而佼"的艺术手法，并说“子美以得诗史之誉"。
当代一位国学大师在其著作中引此段以反驳杨慎反对“诗史"之说。但只引到此处为止，把紧接其后的反对“诗史"之说的“夫诗之不可以史为"一大段拦腰斩断。其实，船山对“诗史"之说有严重保留是主要的，说因《丽人行》等“子美以得诗史之誉"，则是有条件地（只限于针对“政散民离"的现实，才可以用“怨而诽、直而佼"的手法）承认杜诗中诗与史的有限交融。——这说明人们不愿意碰船山对杜甫的批评。
所以，现在学术界有人探讨船山对古代作家的具体批评，是应该的，也是避不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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