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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文学的范畴,我们不一定完全按照西方的理论来界定。把庄子《逍遥游》、庄辛《谏楚襄王》、司马迁《报任安书》、柳宗元《永州八记》等排除在文学的范围之外,是同我国传统的文学、文章的观念不合的。我们应该建立我们自己的文学理论体系。
先秦时代的很多优秀作品,不只研究文史的人应该读,干部、职工、工人、农民、青少年,都应该读一些。《无逸》中说:“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依”读作“隐”,痛也)。此言:君子在位,不可贪图安逸享乐。先了解种庄稼的艰难,然后处于安逸的位置,才能体会到老百姓的痛苦。下面还说:有的父母辛苦于耕种收获,儿子却不知种庄稼的艰难,只知安逸享乐,时间一长,还说:“这些老年人什么也不知道”,意思是老年人不知道享乐。由此可知,青少年教育问题和防止为人上者贪图安逸享乐的问题,周公已经注意到了。周朝能延续数百年,是同重视以史为鉴,重视史官瞽史的职责有关系的。
近代以前,《诗经》、《尚书》、《左氏春秋》等的研究一直是在经学的范畴中进行的。对其他一些作品的研究,也难免受此影响。实际上先秦文学的研究至今未能完全摆脱这个影响。《诗经》中作品时间跨度在500年以上,《尚书》的时间跨度在1500年以上。除极个别之外,一般文学史著作都只是将它们作为一部书来研究,而不是将其中作品按照时代之先后等,有所分析地进行研究。所以,人们对先秦文学发展的认识,一直是处于混沌不清的状态。从夏禹继位(前2070年)到秦王政称帝(前221年),计1750年,大体相当于从秦始皇称帝到元文宗至须年。秦代以后的文学要划若干个阶段来分析、比较、讨论,而先秦文学却是一种囫囵研究法”,只是按书或按“历史散文”、“诸子散文”分章论述,这种方法显然需要改进。
“夏商周断代工程”成果的公布,为研究先秦文学、文化提供了一个可靠的时间座标,很多作品的年代也比以前清楚一些;近年出土大量先秦时代的文献,也使我们有可能对过去被判为伪书的作品重加甄别;而且也见到了一些失传两千多年的典籍,使先秦时学术、文学思想发展的线索更为明晰。我以为,我们应该对先秦文学从时间、地域、文体等方面加以研究。时间方面,即进行断代的研究,比如按夏商、西周、春秋、战国等的分段研究。地域方面,班固《汉书·地理志》、郑玄《诗谱》已导夫先路,这实际上是社会文化学的研究。在先秦文学研究中提出作家群体或流派的问题来,可能会使有的人发怔。事实上,儒、墨、道、法、纵横各家不仅思想上各树一帜,在语言和表现手法上也是特色鲜明,风格独具;在对文艺的看法上,也是主张各不相同。它们对后来文学风格、流派的形成也有一定的影响。除此之外,由于其他的原因也会形成思想、旨趣都比较相近的创作群体作家或风格、创作思想上的前后承袭。屈原、庄辛、宋玉、唐勒即其例。
先秦文体的研究,不但对以后的文体研究有重要意义,对我们认识古代文学观念、文学思想的形成、发展也有帮助。在我上面提到的四个研究方面之外,还有一个文献学的研究,包括文本的整理,真伪的辨析,作品的分合,编纂的过程,断代作者编者的确定等。先秦的有些论著当时并未编为一书,其中有的篇章产生早,有的产生迟;有的真,有的为学生、后学之作或拟作,应尽可能地加以分辨。比如《礼记》中的《檀弓》,先秦时本是单行的,汉人编入《礼记》,今人又断《礼记》为汉人之作。这样,这部对后来之笔记语文有很大影响的著作,也便从先秦文学中失去了位置。文学史的研究,尤其是先秦文学的研究,首先要有可靠的文献基础,否则,理论框框套得再好,也难免不合实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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