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境•造境 现实•理想——《氓》与《湘(2)

    一般称“诗言志”、“诗缘情”，两种说法稍有不同，但其实是统一的，“情志”是结合的。不过“诗言志”所涉及到的“情”，是“发于情，止乎礼”的，这个“情”要合乎礼义，不得超越。这运用于《诗经》恐怕更为妥切些。《氓》写作于周室东迁以后，那时封建的生产关系尚处于萌芽阶段，封建思想意识还没有形成完整的传统。以爱情而言，当时男女间的交往比较自由，还没有封建礼教体系形成以后那么禁卫森严。尤其是在郑国、卫国一带，风俗比较浪漫，城隅河边，桑间濮上，男女青年幽期密约，乘简赠药，投李报桃，是极寻常的事。《氓》诗中女主人公与氓就是自由恋爱的。这从“总角之宴，言笑宴宴”的叙述可知，他们还没有成年时就认识了，成年以后，男方借口“贸丝”到女方家中求婚得到了允诺，于是没通过媒人说和，就结成了夫妻，而且是女从男子而去。我们说女主人公的恋爱是自由的，但婚姻并不幸福。婚后她虽不嫌贫苦，夙兴夜寐的辛勤操持家务，但却没有得到氓的应有感激和报答，反而受无情冷落、虐待，直至被遗弃。这是为什么?悲剧产生的原因在哪里?除了氓这个人“二三其德”的恶劣道德品质外，主要是社会造成的。随着封建制度的逐步形成，男子在生产劳动中的作用逐步扩大，在家庭中的地位也日渐提高，而妇女丧失了经济上的独立，处于从属地位，男尊女卑已成为天经地义的思想意识。这种思想意识反映在婚姻上，就是夫妻关系的不平等。在家庭中丈夫是主宰，支配着一切；而妻子则是附庸，听凭丈夫的摆布。氓对妻子的态度：婚前是羊，婚后是狼。婚前装出奴才的样子，甜言蜜语，求婚求爱；婚后摆出老爷架子，一旦占有了女人的身体，也占有了支配妻子的权利之后，就原形毕露，任意奴役、虐待妻子，最后终将她抛弃。我们看，建立在阶级社会私有制基础上的私有关系就是一种不平等，不合理的关系，在妇女身上，男性所寻求的是对她们的财物、劳力和她们青春美貌的攫取，一旦这些被吃光榨净，男性就会翻脸不认人。所以说这种夫妻关系只能是赤裸裸的物质利益关系。所谓爱，只不过是笼罩着这层关系的温情脉脉的面纱而已。我们再来看女主人公，她虽然愤怒谴责了氓的薄情寡义，并表示与他决裂的鲜明态度，然而她却无力改变自己的不幸命运。她所发出的“士之耽兮，犹可说也。女之耽兮，不可说也”的热情呼喊，不仅包含着她自己的惨痛教训，也是干百万妇女在封建制度下的真实悲惨的反映。它还告诉我们，这里所说的“志”，没有超出封建伦理道德的范围。从诗中可知，这个女子不幸和所遭到悲剧的直接关系原因，是她私订终身后所托负心汉而造成的。最初她向往、追求自由幸福的爱情生活，是在“子无良媒”的情况下私订终身的，不经“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婚姻，当时社会乃至后来是不容的，把它看作是“淫”，是大逆不道的，周围压力相当大，社会舆论有，亲戚朋友的闲言碎语也不少，连统治阶级的学者也不放过，宋代朱烹就抨击该诗是“此淫妇为人所欺自叙其事以道其悔恨之意也。”称女主人公是淫妇，是对敢于反抗封建礼教女子的诬蔑。甚至连她的同胞兄弟也讥讽嘲笑她。可以说女主人公是封建礼教和不合理的夫权制度双重压迫下的牺牲品。作为一个社会问题，《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那一时代的特点，从而诗的主题具有普遍意义。

    《氓》诗中女主人公是礼乐传统所要求塑造、陶冶的具有普遍性的群体情感形式。而屈原所塑造、陶冶的湘水神形象是有自我参加的个性化情感。“正是这种异常具体而个性化的情感，给了那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重要的突破和扩展。它注入情感的普遍性形式以鲜红的活的人血，使这种普遍形式不只是‘诗言志’，而可以是：‘怆怏难怀’、‘忿怼不容’。”  从文学继承关系来说，《楚辞》的出现，是在楚国本身诗歌艺术的发展基础上同北方文化接触后所酝酿而成的一种现象，“是北方文化给予南方文化的影响。”  当时“北学于中国”，屈原接受了儒学传统是无疑的，“他那积极入世，救国救民的精神观念，他那始终关怀政治的顽强意志和忠挚情感，他那人格追求和社会理想，都与儒家有关。”屈原“把最为生动鲜艳，只有在原始神话中才能出现的那种无羁而多义的浪漫现象，与最炽热深沉，只有在理性觉醒时刻才能有个体人格和情操，最完满地溶化成了有机整体”，它还没有受到严格约束，“从而不像所谓‘诗教’之类那么多的道德规范和理知约束。相反，原始的活力，狂放的意绪，无羁的想象在这里表现的更为自由和充分。”

  在《湘夫人》诗中，屈原打破了按一般时间、空间、事理逻辑来结构作品的常规，而是以诗人意识流动的轨迹来贯穿全篇，把主观和客观，虚境和实境，心象和物象，乐景和哀景等对立要素连结成一个整体，使这些两极对立的要素在碰撞中纠结，相反相成，从而把无形的难以再现的人的内在情感的起落翻腾表现的极其动人，使读者与诗中人物相呼吸，共哀乐。

    进入“诗言志”领域，“这情感仍是普遍性的群体情感的框架符号。”而屈原之“情”虽然发自个体，却又依然是一种广泛地对人生、生死、离别等存在的哀伤、感慨。他“用他的理想、遭遇、痛苦、热情以及整体生命在他的作品上打上了异常鲜明的个性烙印。”可以说他是冲破了“止乎礼义”的束缚来抒发情感的，湘君对幸福爱情生活的无限陶醉，对无限美好理想难以遏制的追求，正是“寻找一条走出现实环境的道路。”把失掉的东西化为美的东西，从而在精神上得到一种满足——化悲为喜，艺术地创造了一个假想的“世界”，甚至用幻想、梦境来表现现实中应该有而实际上还没有的事物，“唤起人们生活中理想的光辉，激发人们的追求和向往。”这同《氓》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比较侧重于冷静地描写客观生活，形成了很鲜明的对照。有人说现实主义是以“冷”、“冷静”为特点，通过冷静地刻画客观生活、客观事物来表现作者的倾向；而浪漫主义则是以“热”为它的标志，热情奔放，热情洋溢，甚至以火山喷发似的热情来讴歌自己的理想，凭借想象的翅膀来纵情抒发理想、情感，以推动现实的发展。我们说屈原在这祠神创作时，一方面写湘水之神的爱情，创造出一种渴望而难得的美好境界来补偿现实生活的不足；另一方面也把自己的政治情感倾注进去，寄于他的理想。整首诗交织着思慕与顾虑，渴望与失望，欢乐与忧伤的矛盾起伏情绪，正是诗人政治上失意的苦闷以及明知志向难酬却仍不甘沉灭的心理的反映。屈原热爱楚国，坚持进步的政治思想，把希望寄托在楚怀王身上，但他受到守旧贵族们的攻击、陷害，直至被逐在外。屈原的热烈追求变成深深的失望。但他在流放中仍忠贞不渝，不放弃执着的追求。可以说诗中抒情主人公的情绪就是屈原改写这祭歌时感情的不自觉流露，这是借艺术形象的整体来托寓自己感情和意绪。

    通过以上比较，我们会发现民族文化之间，文学作品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影响，是长期存在的一种客观社会现象，它构成民族文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民族文学是一个整体，这个整体的各部分既互相独立又相互依存，而在现实生活当中，理想与现实也是连在一起的，一定的理想由一定的现实决定的，是在现实基础上产生的；而一定的现实又必然发展到一定的理想。今天与明天二者是有着内在联系的，正如王国维所说：“有造境，有写境，此理想与现实二派之所由分。然二者颇难分别。因大诗人所造之境必合乎自然，所写之境，亦心邻于理想故也。”这就告诉我们，侧重于写实(如《氓》)也好，侧重于写理想(如《湘夫人》)也好，只能是“侧重”而已，不能截然分开。我们以上的对比分析，是从有利于研究而提出的。写境、造境、现实、理想，在现实主义、浪漫主义两种创作方法中都存在，都适用，只不过使用目的不同罢了。但就追求艺术真实，塑造典型上看，二者是一脉相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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