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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战国时期，自然灾害频繁发生。据邓云特《中国救荒史》（1937年出版）统计，两周867年间，有记录的大灾89次，其中旱灾30次、水灾16次、虫灾13次、地震9次、雪灾雹灾12次、大疫一次。面对种种社会劫难，先秦儒道墨法各派思想家们，表现出不同的观点，提出各自的救灾主张。
《论语·乡党》篇记，孔子居鲁时，发生一场火灾，烧毁了马厩。孔子从朝廷回来，连忙打听：“伤人乎？”不问马。短短几个字，反映出孔子“仁者，爱人”，以人为本的思想。如果人马皆伤，当然是救人第一了。这种思想在当时是先进的。与孔子同时的齐景公，有马千驷，一匹爱马死了，竟要杀死养马者，可见他把人命看得不如马。
《论语·颜渊》篇记：鲁哀公问孔子弟子有若：今年发生灾荒，国用不足，怎么办？有若回答：减税救灾，把十分之二的税率改为十分之一。并且说：“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首先要让百姓的衣食充足，然后国君的需求才能满足。这种观点，后来成为儒家治国的基本理念。
《孟子·梁惠王》篇记：梁惠王对孟子说：我的救灾办法是：“河内凶，则移其民于河东，移其粟于河内；河东凶，亦然。”移民就食，移粟补歉。为什么效果不大呢？孟子建议他，行仁政才是根本措施。“不违农时”，“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按时配种），“斧斤以时入山林”（按季节砍伐），密网不入鱼池，保护生态环境，保证可持续性发展。使“黎民不饥不寒”，“养生丧死无憾”，还要搞好教育和道德宣传。您这样作了。“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同篇又记：邹穆公问孟子，邹国与鲁国发生武装冲突，百姓不努力作战，眼看长官快要死了不去救援，怎么回事？孟子说，这是长官自己造成的。“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后得反之也。君无尤（不要怪罪百姓）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在孟子看来，统治者救灾不力，不顾人民死活，必然受到百姓报复性惩罚。
《荀子·天论》篇认为，各种自然灾害并不可怕，完全可以战胜。“强本而节用，则天不能贫；养备而动时，则天不能病；修道而不贰，则天不能祸。故水旱不能使之饥，寒暑不能使之疾，妖怪不能使之凶。本荒而用侈，则天不能使之富；养略而动罕，则天不能使之全；背道而妄行，则天不能使之吉。故水旱未至而饥，寒暑未薄而疾，妖怪未至而凶。”所谓“强本”就是加强农业，“养备”就是生存资料齐备，“动时”指各项生产活动及时。
《富国》篇说：“故禹十年水，汤七年旱，而天下无菜色者。十年之后，年谷复熟，而陈积有余，是无它故焉，知本末源流之谓也。”句意谓懂得农为本商为末，开源节流，则水旱无忧。这是对《天论》的补充和证明。
《王制》篇把搞好水利，防止灾害，作为政府机关“司空”的主要职责：“修堤梁，通沟浍，行水潦，安水藏，以时决塞。岁虽凶败水旱，使民有所耘艾，司空之事也。”看来这是经常性的工作，而不仅是发生灾情时的临时措施。
《礼记》是晚周儒家论文汇篇，其中也有《王制》篇，主张储粮备荒，说：“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也。三年耕必有一年之食，九年耕必有三年之食。以三十年之通，虽有凶旱水溢，民无菜色。”这种观念后来成为共识，所谓“耕三余一”是备荒的基本保证。
《礼记》的《檀弓》篇，记录了几个与救灾有关的故事，具体体现出儒家的救灾观念。
卫国贵族公叔文子世去，其子请谥。卫君说：“昔者卫国凶饥，夫子（指公叔文字）为粥与国之饿者，不亦惠乎？……故谓之贞惠文子。”赠谥是对死者一生事业德行的总评价。鲁君这番话，充分肯定公叔文子施粥救灾的义举。
齐国大饥，富者黔敖为食于路以济饿者。有灾民，疲惫不堪而来。黔敖傲然呼曰：“嗟！来食！”饿者扬其首瞠其目而视之曰：“予唯不食嗟来之食，以至于斯也。”终不食而死。这位饥民很有骨气，宁可饿死，不肯接受带有鄙视性的施舍，是后世“贫贱不能移”的道德典范。这位富人的表现告诫人们，救灾扶贫不可以救世主姿态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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