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20世纪宋诗研究的对话(1)学毕业论文(2)
2013-12-03 01:18
导读：程杰 有比较才有鉴别。宋诗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说存在于与汉唐诗歌的比较之中。典型的宋诗，或者借用西方学者韦伯的说法，宋诗的“理想类型”，也
程杰 有比较才有鉴别。宋诗的本质特征从根本上说存在于与汉唐诗歌的比较之中。典型的宋诗，或者借用西方学者韦伯的说法，宋诗的“理想类型”，也只是一种理论上的概括。抽象存在于具体，而不等于具体。认识上不能刻舟求剑、胶柱鼓瑟。但理论上的概括和抽象又不能脱离实际。宋诗的本质特征应放到唐宋诗演进嬗变的整个过程中去把握，要充分考虑到宋诗创作各个阶段和层面的情况，甚至还要联系宋以后“唐宋诗之争”的情况。比较，应该从不同的角度，在不同的层面上广泛进行。只有在唐宋诗演进嬗变过程比较清楚，各个层面得到深入研究，比较得到充分展开的基础上，才有可能对宋诗的所谓本质特征有一个较为切实、全面、深刻的认识。当然，我这里是就认识逻辑而言，实际的研究中具体环节和层面的考察与宏观的思考、理论的概括之间是双向渗透，互相促进，不断深化的关系。而且从文学史的结构看，某一时代诗歌风格特征的问题，本身也只是文学史认识的一种角度，不构成一个孤立的目的，认识过程就更不会是孤立封闭的。
陶文鹏 近二十年来关于宋诗总体特征的讨论是从毛泽东关于“宋人不懂形象思维，所以宋诗味同嚼蜡”的著名论断开始的。当时颇有些人写文章来论证这一点。
莫砺锋 这当然是可以的，人各有见么。但是那些文章往往从宋诗中引几首诗为例，多半是邵雍《击壤集》或黄庭坚等人写哲理禅理的诗，也就是特别缺乏形象性的，从而证明宋诗确实“味同嚼蜡”。这种论证方法显然不能导出公允的结论来。难道那几个例子就能代表几十万首宋诗？要那样论证的话，我们完全可以从唐诗中找出足够的例子，证明唐人不懂“形象思维”，唐诗“味同嚼蜡”。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程杰 毛主席自己也有趣，如果我们不避牵强附会之嫌的话，他老人家的诗词，早年的《沁园春·长沙》如初唐诗，中年的《忆秦娥·娄山关》、《沁园春·雪》是盛唐诗，晚年的《题庐山仙人洞照》、《贺新郎·读史》、《念奴娇·鸟儿问答》等则是宋调。
陶文鹏 这正印证了钱钟书先生“天下有两种人，斯分两种诗”，“一生之中，少年才气发扬，遂为唐体；晚节思虑深沉，乃染宋调”的著名论断。
莫砺锋 当时还不容这样讨论。当时比较有力的论文是王水照先生的《宋代诗歌的艺术特点和教训》一文，它的最终目的仍是证实“味同嚼蜡”说，但具体的论证则不是任意取例法，而是从严羽的“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三点入手，对宋诗的特点进行分析，从而揭示了严羽所批评的宋人的“奇特解会”，也就是“不懂形象思维”之意。我觉得这篇文章对宋诗缺点的批评是深刻的，但结论仍不免是片面的。这可能与其写作年代较早有关。
陶文鹏 程千帆先生《韩愈“以文为诗”说》也是当时较为重要的文章。
莫砺锋 正是。程先生的文章虽系论韩诗，但由于“以文为诗”后来成为宋诗的主要特征之一，所以文中不免涉及宋诗，附带着提出了宋人“并没有放弃形象思维，其作品并不缺少形象性”的结论，这大概是对于“味同嚼蜡”说的最早反拨。
程杰 “形象思维”是西方19世纪流行起来的文学观念。时至今日，受心理科学水平的限制，文学理论界对艺术创作思维特征尚难提供明确的描述，也就是说“形象思维”这一概念本身仍是有问题的。文学批评中使用这一概念时，实际上也多是指意象、比喻、想象、夸张等几种基本表现技巧。而这些技巧并不是任何一首诗都必须有的，不是一首诗的必要条件，更不是一首“好诗”的充分条件。所谓“比兴寄托”，也不乏生硬拙劣、陈腐僵化、索然无味之作。诗歌除了“形象”的方法，还有其他方法。古人讲“赋、比、兴”，“赋”即是一法，赋法也有丰富的技巧性。“比、兴”能出“味”，“赋”也能出“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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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鹏 随着研究的逐步深入，“味同嚼蜡”说不大有人提起了，对宋诗持肯定看法或部分肯定的人渐渐多了。
莫砺锋 但从总体上否定宋诗的议论仍是有的。1989年，我曾读到《走在下坡路上的文学——宋诗简论》一文，出自一位著名学者之手，论点是针对整个宋代文学的。他认为“比起唐和六朝的文学来，宋代文学在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显地后退了”。也许是由于这位先生觉得宋诗的情形更糟，所以把它作为抨击的突破口。我的看法正好相反。我觉得如果兼顾词、文和小说、
戏曲的话，宋代文学比起唐和六朝文学来，在自由地表达人的思想感情方面是明显地前进了。即使只谈宋诗，也很难说它在表达思想情感方面有什么后退。诗歌当然应该以感情为基础，甚至可以说应以情感为生命。宋诗中蕴含的感情似乎不如唐诗那么强烈，但是不是感情越强烈的诗就越好呢？就越能动人呢？我觉得这是不一定的。
程杰 鲁迅先生就说过“情绪正烈时不宜做诗”，“锋芒太露，能将诗美杀掉”。
莫砺锋 白居易的“新乐府”，有几首的感情是十分强烈的，像“虐人害物即豺狼，何必钩爪锯牙食人肉”等句子，显然超过杜甫的“三吏”“三别”。但是究竟何者更为动人呢？我是更喜欢“三吏”“三别”的。但“三吏”“三别”的感情其实是比较含蓄的，或者说是比较温柔敦厚的，也可以说是比白居易诗更接近宋诗的。至于说宋诗中没有李白诗的激情喷薄，也没有孟郊“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那样的牢骚，那不是因为宋人作诗不敢、或不愿那样写，而是因为宋人本没有那种情感状态，他们不能为文造情。
陶文鹏 宋人情感上是讲节制的。韩、孟等人的牢骚不平，在宋人看来是“不知‘道’”，宋人是自觉地抵制悲观主义的。在解释其思想根源时，一般都归咎于理学的制约，其实这在宋代是一个较为普遍的思潮。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莫砺锋 宋人的情感确实受到理学思想的制约，但这种制约是自觉的、内省的，不像明清时代出于官方的强制性要求。宋代的理学并非仅仅是封建统治的理论形态，它对君权也是有所限制的。宋代虽然发生过几次文字狱，但对诗歌并无太严重的影响。苏东坡身遭“乌台诗案”，但他一出狱即作诗说：“平生文字为吾累，此去声名不厌低。”何曾噤若寒蝉？至于东坡“短于情”的批评，那仅指男女之情，而且仅指词体。东坡自称：“言发于心而冲余口，吐之则逆人，茹之则逆余，以为宁逆人也，故卒吐之。”这种骨鲠在喉、一吐为快的写作冲动，其结果便是嬉笑怒骂，皆成诗章，这不是自由地表达思想感情又是什么？再如陆游，以《书愤》、《示儿》为例，就认其感情不强烈，但陆诗中明明有许多感情强烈的诗，尤其是七古，像《金错刀行》、《胡无人》，唐诗中爱国感情如此强烈的作品也是不多的。
程杰 把情感之作为诗歌的本质，这种几乎已成常识的观念，其实面临许多问题。首先，从古今中外的文学实践看，诗歌不只是抒情诗一类；第二，情感本身又有对象、性质、强弱等种种不同状态，我们是不是要划出一个以什么样的情感入诗，多大强度的情感才算诗的标准呢？其实情感的曲直强弱，很多时候只是个表达方式和艺术风格问题。更重要的还在于，情感是一种心理活动，诗歌表现的情感与实际的心理活动不能划等号。有时创作冲动、艺术情感主要体现在写作过程之中，苏轼说“某平生无快意事，惟作文章，意之所到，则笔力曲折，无不尽意”。这种状态下，“怎样说”成了关键，“说什么”倒是其次的。诗歌的抒情本质不能作简单的、表面的理解。人们经常只是在内容的层面上指认作品有没有情感，而批评宋诗“少言情”，所谓的“情”，其实又只是指“风怀”“艳情”，这是一个很狭隘的内容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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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鹏 宋诗中缺少爱情题材的作品，这是事实。但正像许多人早已指出的，这实在是由于诗词分工的结果。既然宋人找到了更合适的诗体来写爱情，那么五七言诗中少写爱情便是合乎逻辑的结果。我们考察一位宋代作家时，应把它的诗、词、文各体作品作通盘考虑，才能较公允地说出他的思想感情如何。同样，当我们谈论宋诗的这个情况时，也应与宋词对照着看，否则真是对宋诗苛求了。
程杰 宋诗与宋词的高低评价，也是一个有待进一步认识的问题。王水照先生《宋代文学通论》专门谈到这个问题，他的意见是，词至宋成一代之盛，但不能就认其为一代“最佳”，我比较赞成这一观点。治宋词者，经常有这样一种看法，认为宋词是有宋时代精神的代表，是最深刻的部分。但古人中早就有不同的看法，有认为宋文是代表的，也有说理学是代表的。我想，把宋词、宋诗或宋文任一方面作为有宋时代精神的代表都失之片面，可能正是“诗庄词媚”，文与诗与词多层面、多元化的结构才对应士大夫人格的多重性，反映出社会生活、时代精神的复杂性。
莫砺锋 诗、词、文三种文体都是以士大夫为创作主体的，它们之间既有功能性的分工，又有技巧层面的互相影响，后来在功能上也有渗透。宋诗的有些特征，好像应与宋词、宋文相联系才能说清楚。
程 杰 几年前我曾提出，要注意诗、词、文之间的“生态”关系，就是有感于此。
陶文鹏 批评观念的解放与研究视野的拓展是同步的。我们今天研究宋诗完全是理直气壮了，眼界也开阔多了。宋诗中有“情感”之作，有“形象”之作，更多理趣之作。与唐人相比，宋人的智性思维明显增多、加深，在运用许多技巧方面是更自觉、更精致、更成熟了。我觉得宋诗的创新主要体现在艺术方面，当然也有思想内容、精神品格上的。
（转载自中国科教评价网http://www.nseac.com） 程杰 宋诗艺术方面的成就被“形式主义”这顶帽子扣住了。在“情感”说、“形象思维”说的束缚之外，宋诗受到的另一压制就是“形式主义”这顶帽子。近二十年，我们对宋诗最深刻的“翻案”实际上就在于打破“政治标准”至上、“思想标准”至上等“左”的观念。过去被“形式主义”封杀的，现在被挖掘出来，我们发现，艺术上的探索创新正是宋诗的生命所在，是一个安身立命之地。“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以故为新”，“以俗为雅”，字法、句法、章法，宋人自己有许多做法，也有许多说法。
陶文鹏 宋代，诗歌艺术进入成熟阶段。宋人在艺术表现的各个层面，都有更清醒的意识和细实的功夫。从纵向看，宋诗艺术的一部分是唐诗成就的深化或变化发展，而另一部分是横向的借鉴、引进，这就是禅法为诗、画法入诗、以文为诗，甚至借鉴
戏剧“打诨出场”的章法结构等艺术上的“出位之思”。宋人创作的两个最响亮的口号——“以故为新”，“以俗为雅”，放开来看，就代表了这两个创新的方向。
程杰 这些东西积累起来，从整体上看，与唐诗相比就显出了质的差异，宋诗是那样一种想得更深刻，说得更机智、更学问、更技巧、更聪明的诗。艺术的本质在于对现实的超越。宋诗的高明之处、精彩之处、超越之处主要地不在“情感”的强烈、“形象”的生动、意境的空灵，我们也要跟着宋人去做“奇特解会”。有几位同志在这方面是做得比较好的，葛兆光、周裕锴吸收了一些“新批评”、结构主义批评的观念方法，与我们的诗话材料结合起来，讨论宋诗的艺术特征与成就。记得周裕锴先生有篇《语言的能力——论宋诗话语言结构的批评》，就是用“新批评”、“结构主义”的理论来阐释宋代诗法。葛兆光先生有关唐诗、宋诗、白话诗异同关系的文章也成功地活用了语言批评的思路。有些论著并不明确地采用什么西方理论，也取得很好的效果，如砺锋先生讨论黄庭坚诗句法生新、对仗求远、章法跳掷等，说法是传统的，但也很能说明问题。台湾的张高评先生也主要是从诗话中引证材料进行阐说，也很得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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莫砺锋 我们说“生新”，西方说“陌生”；我们说“含蓄”，他们说“含混”；我们说“对偶”，他们说“并置”，如果只是表达同样的意思，就没有必要弃中求外、刻意标新立异。当然，有新的含义，就另当别论了。
程 杰 宋诗的艺术成就有待深入研究。不能被某种流行的观念束缚视野。其实，任何诗歌观念都是在一定创作实践基础上形成的，有各自的道理，但都是相对的，只适用一定的范围，有各自认识上的“盲区”。文学是不断发展的，对文学的认识也是不断发展的。新的观念还会不断出现，但也都只是盲人伸向大象的手。宋诗的特征，宋诗的成就，到底如何去认识，去把握？观念和标准既然是相对的，是否我们应该采取一种比较开放的观念，灵活的标准，具体问题具体对待。“以文为诗”，“以议论为诗”，“以才学为诗”，“以文字为诗”，从各自的立场、不同的角度都可以得到肯定。我们要的是具体研究，深入研究，不是浅尝辄止，更不是简单否定。在此基础上是否“出乎其外”，有一个综合的可能，有一个统一的指向，是否这种综合和超越就趋近于所谓宋诗的本质？是否这些要作“奇特解会”的表现方式与唐诗之“情感”、“形象”貌离而神合，有着艺术本质上的统一性？它们又是如何统一的？这些问题是宋诗研究中应予考虑的。结论是肯定的，关键是如何认识。不管是作品分析、作家研究、流派研究，都要留意这些问题，不能孤立起来，各自为政。细致而不是琐屑，深入而不是封闭。宋诗研究的意义不只在宋诗本身，“情感”、“形象”、“比兴”这些以往建立起来的标准不适用的地方，正好可以发现问题，引起思考，解决问题，总结提高，丰富和深化我们对诗歌、对文学的理论认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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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鹏 研究宋诗的意义，不只是文学史的内容，对文学理论将有很多启发，如继承与创新的关系，理性思维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和地位等等。我觉得，要建构完整的中国诗学，宋诗提供了成熟的经验和范本。离开宋诗的实践，中国诗学就是不完整的。
莫砺锋 成功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都很突出，正反两方面都值得总结。
三、展望未来：方向方法
陶文鹏 话说到这个份上，我们研究宋诗远不止是名正言顺、理直气壮，而是应该大张旗鼓，自觉大有作为，也深感任重道远了。下面我们是否反观自身，看看这么多年我们的研究有哪些明显的不足，亟待改进，或者说站在世纪之交，感应时代趋势，把握学科脉搏，对宋诗研究的前景或走向是否可以做些预测？
莫砺锋 宋诗研究有哪些不足？这个问题说来话长了。由于基础差，起点低，整个宋诗研究的学术水平仍较低，我想也不可能在很短的时间内出现跃进，因为这需要长期的学术积累。唐诗研究达到今天的水平，也决不是一蹴而就的。《全唐诗》编成至今已有三百多年了，学者对它的考订工作至今尚未结束。《全宋诗》还刚刚草创，数量巨大远远超过《全唐诗》，宋人诗集中张冠李戴的错误又特别严重，不经过几代人的努力，恐怕是不可能达到正在重编的《全唐五代诗》那样的学术水平的。幸好学界对《全宋诗》很关心，增补订伪工作已有人在做，青年学者胡可先就很注意这件工作，已发表了一些订正错误的文章。
陶文鹏 我们《文学遗产》还发表了房日晰、张如安等人的辨误文章。
莫砺锋 我认为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体现在某个局部，而是全局性的。它虽然不是一块处女地，但仍是一片开垦未久的沃土，值得我们投入较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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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杰 我很赞成莫先生这个判断，宋诗研究的不足，不是局部的，而是全局的。需要投入，要有人去搞，要有项目经费、出版力量的支持。唐诗研究大家多，声势旺，能吸引更多的参与、支持，似乎进入了一种良性循环，而宋诗研究远不是。
陶文鹏 与研究宋词的人相比，研究宋诗的人也显得太少。从我们编辑部这几年的来稿看，宋词的稿子太多，而诗文的稿子相对就少得多。
程杰 这种情况一时也难以改变。传统学科吸引人才越来越难。我们这一代，四五十岁的人，虽不能断为是最后的“守望者”，但如今二三十岁的多另有高就，这不能不影响研究队伍的建设。这是整个古代文学学科所面临的问题。宋诗研究“平反”有年，而收获欠丰，声气难旺，与整个学科后续力量不足有很大关系。
莫砺锋 还有一个问题也是整个古代文学研究所共有的，但它对宋诗研究的害处更大，值得说一说，这就是陈陈相因的问题。有些人写文章，根本不顾学术界的已有成果，只管闭门造车。有的问题学术界早有新论，早已超越了或是推翻了旧说，但还是不断有人针对已被否定的旧说大写翻案文章，尤其是针对五六十年代的文学史论著大声疾呼。你如果光看他的论文，还真觉得挺新颖的，但是一查资料，就发现他的论点早在十年前就有别人论证过了，甚至所用的材料、论证的方法也大同小异。这实在是对有限的研究力量和发表阵地的极大浪费。家底本来就不大的宋诗研究，经不起这样的浪费。所以大家都应该多注意学术动态，避免重复劳动。当然，也许是有人故意不理睬已有成果，或明明有所借鉴也假装未曾寓目，那就更不可取了。
程 杰 是否考虑一些具体对策，形成一些规范。比如投稿要附一个关于前人成果回顾、本文目的意义的说明，便于审查，或者要求论文开头就要有这样的说明，最后有一个明确的结语。当然这有八股之嫌，又是个治标不治本的馊主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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陶文鹏 这是个学风问题、文品问题。近年这方面的呼吁是较多的，也可谓是怨声沸腾。世风讲整顿，学风更多地需要的是自觉。讲自觉，讲自律，讲品格，讲良知吧。下面我们是不是展望一下，今后的路怎么走。
程杰 关于宋诗研究的展望，1991年在与秦寰明合作的《述评》最后，我们呼吁开展作家、作品、流派研究；呼吁拓宽视野，争取深度；呼吁文
化学、价值学的研究；呼吁诗词文之间的生态关系研究。从那以来的七八年间，虽然各方面都有一些新收获，但整体薄弱的情况没有得到多大改善。我自己也没做出什么有力度的东西，还是说共勉吧。
莫砺锋 宋诗研究今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这恐怕很难预测，也不宜事先规划。不过也不妨谈谈个人的看法。我认为研究者各有各的特长和兴趣，当然可以自选研究课题。在宋诗范围内，好像也没有哪方面已研究得很全面、很透彻了，所以从宏观到微观，从考证到理论，什么文章都可以做。但从全局来看，似乎当务之急尚不是对宋诗作全面的、整体的理论探讨，而应该先把力量集中于文献研究。除了编好《全宋诗》以外，一些重要诗人的别集需要整理。编年、校注的工作量很大。在这方面，朱东润、白敦仁、钱钟联三位先生为我们树立了好榜样，应该有更多的人来继承他们的工作。关于宋诗的研究资料也需整理，宋代诗话的整理前人已做了不少工作，最近又出版了程毅中先生主编的《宋人诗话外编》，还有好几种作家研究资料汇编已经问世，但还有进一步发掘整理的必要。所谓个案研究，不一定是题目很小的微观研究，也可以做一些宏观性质的专题研究，例如宋诗分期的研究，如何分期，各个时期的特点是什么。
本文来自中国科教评价网 陶文鹏 唐诗“分期”，已有深入的分析把握，宋诗这方面的情况还很模糊。
程 杰 有些还是简单地套用唐诗学传统的“四分法”。
莫砺锋 还有宋诗流派的研究，无论是流派自身的情形，还是不同流派间的关系，还有许多问题要解决。
程 杰 宋诗是很有时代特色的，课题有一些独具的优势，比如思想内容就可以大做文章。
陶文鹏 宋诗有丰富的人生哲理内涵，反映了士大夫复杂、深邃的心灵世界，儒、释、道三家思想在其中都有深刻的投射、渗透，有丰富的思想资料。饶宗颐先生说二十一世纪的诗词要走形而上的路，宋诗就充满了形而上的意味，有待专题研究，深入挖掘。
莫砺锋 宋诗研究也应特别重视“外向型”比较研究，比如宋诗与唐诗的异同，虽然是个老课题了，但仍然是不够深入的，好多论述还停留在印象性描述上。宋诗与宋词、宋文的关系更是值得深入探讨。
程杰 外部关系也是宋诗弥足称道的优势，宋代文化高度繁荣，诗歌与其他文化层面关系紧密、内容丰富、材料直接，有很好的研究前景。陶先生您就很注意诗与画关系的研究，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诗画一律论”，这一中国特色的诗画关系论，就是在宋代诗歌与宋代绘画共同发展、互相影响的基础上逐步明确起来的。
陶文鹏 诗歌与理学、禅宗、道教、书法、绘画、
音乐、戏剧、小说、园林种种关系都需要展开研究。台湾张高评先生对宋诗与戏剧之间的关系曾有精彩的论述，我本人也计划就诗歌与绘画、诗论与画论之间关系进一步做些思考。
莫砺锋 我在这里还想强调一下作家作品研究，文学的研究要落实到文学本身。不论是苏、王、黄、陆等“大家”，还是梅、欧、陈师道、陈与义、杨万里、范成大等“名家”，目前对他们的研究都是不够深入的，更不用说其他诗人了。我觉得，如果我们努力做好各种个案研究、各方面的专题研究，积以时日，有了一定数量的成果积累之后，对宋诗总体特征的认识将会提高一个层次。
中国大学排名 陶文鹏 八十年代到九十年代初，西方很多理论被引进人文和
社会学科，古代文学研究也受影响，不少中青年学者试图运用这些进口的理论来解决问题，拓宽了学术视野，提高了理论思维能力，学科的某些方面也确实得到了深化，当然其中也走了不少弯路，有一些教训。刚才也提到宋诗研究中有同志引进了一些新观念、新思路，是否就这个问题再展开来谈谈呢。在这个问题上，从大的方面说，我个人比较赞成袁行霈先生说的三个落实，就是不管用什么学科、什么方法，最终要落实到文学本位；不管它来自何处，最终要落实到民族本位。
莫砺锋 说到方法，我觉得没有必要在这方面作太多的争论，方法本身不是目的，而是手段。只要能达到目的，用什么手段是无所谓的。如果运用新的方法，能够较好地解决问题，说明问题，哪怕这种方法是大家很陌生的，又何乐而不为呢？相反，如果传统的方法仍很管用，仍能行之有效地解决问题，又何必要弃之如敝屣呢？有些人总喜欢把自己的方法看成是最好的，动不动就声称“超越”了别人的方法或模式。其实成果的学术水平有高下之分，可以超越，而方法是谈不上什么超越的。对于宋诗研究这块还没有充分开垦的学术园地，各种方法都可以有施展身手的空间，是可以并存共荣的。
程 杰 莫先生的意思不知是否可以概括为两个口号：一是“不管白猫黑猫，逮着老鼠就是好猫”；另一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我赞成这两个口号，另外再补充两个：一是“有的放矢”，二是“实事求是”。
陶文鹏 今天我们关于宋诗的话题是否就谈到这里，希望今后有机会再作交流。综合我们今天的谈话，我想用这样几句话来概括我们的心情：希望重视宋诗，希望深入研究宋诗，希望有更多的人来搞宋诗。我想你们也深有同感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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