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晚唐体(1)学毕业论文网(2)
2014-02-13 02:37
导读：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
金朝元好问(1190—1257)也谈到过“晚唐体”。其所编《中州集》卷四评刘昂曰：
昂天资警悟，律赋自成一家，轻便巧丽，为场屋捷法。作诗得“晚唐体”，尤工绝句，往往脍炙人口。
可见金朝人所体认的“晚唐体”也是指绝句。
“晚唐体”有时也径称“唐体”，如元萨都剌有两句很有名的诗：“人传绝句工唐体，自恐前身是薛能。”(《寄马昂夫总管》)所言“唐体”即“晚唐体”，以薛能的“绝句”为代表。薛能的七绝在唐末颇为有名，与其好友李频的五律互相辉映。宋末元初吕师仲为李频《梨岳诗集》作序曰：“李刺史，晚唐时诗成‘晚唐体’，板行于世，莫不嘉尚。”(见四部丛刊《梨岳诗集》)
南宋后期的“四灵”，学“晚唐诗”取法乎上，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一时号为“唐宗”，不过当时的叶适(叶适从未提到“晚唐”一词)、刘克庄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到南宋末期，诗坛学习、追随“四灵”的诗人增多，有人开始将贾岛姚合及“四灵”诗都称为“晚唐体”了。如陈振孙(？—1262)《直斋书录解题》卷二○曰：“永嘉四灵，皆为晚唐体者也。”陈著(1214—1297)《题白珽诗》曰：“诗难言也。今之人言之易，悉以诗自娱，曰‘晚唐体’，而四灵为有名。”又《史景正诗序》曰：“今之天下皆浸淫于四灵，自谓晚唐体，浮漓极矣。”(《本堂集》卷三八、卷四四)到元初方回，不仅径称“四灵”、贾姚为“晚唐体”，甚至把宋初九僧诗也称为“晚唐体”。
综上所述，宋人所谓“晚唐体”的代表诗人明确提到的有周朴、郑谷、陆龟蒙、吴融、黄滔、李咸用、薛能、李频、崔橹、司空图、陈陶、马戴、薛逢等人；其体裁形式是近体“小诗”，主要为七绝和五律，早期的“晚唐体”或“晚唐诗”多指七绝，南宋末期人侧重于指五律；其主要艺术特色有：1. 重苦吟锻炼之工和造语成就；2. 不用典故；3. 擅长写景咏物，其高者富有“精意”和“兴味”，风格清深闲雅；其下者气弱格卑，风格清浅纤微。宋人概括的这些特点确实是晚唐后期即唐末大多数诗人的总体创作倾向，属于时代性特征。“清深闲雅”是很高境界，实则多数属于俗中求雅、以俗为雅。“晚唐体”作为特定指称，其内涵在有宋大部分时间里具有大致的稳定，泛指唐末诗歌的时代风格。“晚唐体”的师法对象，明确提到的有贾岛和张籍、王建，主要是贾岛，故有人称之为“贾岛格”。由于南宋后期的“永嘉四灵”专学“晚唐体”的祖师贾岛姚合的五律，尽管当时叶适等人也并未将其与“晚唐体”直截挂钩，但至宋末有人将贾岛姚合以及永嘉四灵的五律均称为“晚唐体”，至元初方回又把宋初“九僧”等人诗也称为“晚唐体”，在方回那里，“晚唐体”更多地成了宋诗某一流派的特定称呼，“其实方回所说的晚唐体已不同于宋人观念”⑧。宋人站在不同的角度或全面或片面地对“晚唐体”作出不同甚至相反的评价。其中基本持肯定评价者主要有欧阳修、杨万里、徐鹿卿、陈必复。这几人中，尤以杨万里为代表，他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优秀作家陆龟蒙、吴融等人诗歌(尤其绝句)的杰出造诣，提出著名的“晚唐异味”说和“诗至晚唐而工”论，再加上欧阳修的“精意”论，徐鹿卿的“多品”论，陈必复的“清深闲雅”论，“晚唐体”的创造性和优秀一面已被发掘得差不多了。对“晚唐”持批评态度者在有宋一代占大多数，主要代表有黄庭坚、蔡宽夫、计有功、陆游、刘克庄、俞文豹、严羽，他们更多地看到了“晚唐体”作家平庸的一面，最不满的是“晚唐体”的气弱格卑。他们虽然口头上严厉批评，实际创作中却自觉地向“晚唐体”学习(详后文)，这倒又是一个值得深入探讨的现象，它反映了宋人对“晚唐体”的复杂而微妙的感情。
（转载自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四 “晚唐体”作家的师法渊源和创作特征
“晚唐体”作家的广泛师承与取舍创新。唐末四十多年乱世中，诗人数量空前庞大，虽无像晚唐前期温李杜那样的诗坛大家出现，但名家却有数十位之多，诗坛的纷杂、热闹程度明显超过温李时代。然而，身处乱世，难以形成具有规模和影响的流派群体，大多数诗人长期四处羁旅漂泊，偶或形成短暂的小型唱和集团，如苏州的“皮陆”、张贲唱和，京兆府的“咸通十哲”、李频、薛能唱和，长安的韩偓、吴融、王涣唱和，韦庄、郑谷唱和，隐者司空图、王驾、崔道融、方干唱和，福建一带先后有张为、周朴、李咸用、黄滔、徐寅等唱和，还有“二曹”、“三罗”、“九华四俊”、“芳林十哲”等等。这些小集团都是短暂而不稳定的，不断重新分化组合，广泛师法前辈名家，个人创新求变的意识非常强烈。如“皮陆”五古学杜甫、韩愈，七律学白居易，五律学贾岛，七绝学李白、温庭筠，在融会各家的同时“努力从细琐处求全求变，在文体上表现出强烈的创新、斗巧意识”⑨。再如司空图，他的五律苦吟锤炼之工极似贾岛，七绝酷似王维及大历诗，他在《与王驾评诗书》中历赞唐代十二位诗人，其中有王维、贾岛而无张籍，讥贬元白为“都市豪估”。但五代张洎、明杨慎、清李怀民都把他列为张籍一派，宋育仁《三唐诗品》又说其诗源出于元、白，近人谢无量《中国大文学史》又认为司空图兼学张籍、贾岛、姚合三人。可见得司空图博采众家，而其七绝又能自创清雅精工一体。所以，若强行要将唐末纷杂的诗坛严格区分家数，归属流派，是非常困难的。唐末张为写于咸通初年的《诗人主客图》曾将中晚唐诗分成六派，基本未及唐末诗人(其中少数晚唐诗人活到唐末)，也不适合唐末诗坛实际，后人多有喷饭之讥。近代以来，苏雪林、陈伯海等又试图根据张为《诗人主客图》将唐末诗人分成五派或六派⑩，虽对我们研究唐末诗歌有便于操作的积极意义，但难免有强拉硬配、治丝而棼之嫌。由此看来，宋人以“晚唐体”来统摄唐末诗坛，取其大同，眼光不可谓不高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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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晚唐前期众多名家中，对唐末诗坛影响最大的就是“温李”二家。然而，唐末诗人学温李却没有温李诗的典丽厚重，他们反对温李等前辈诗人对用典的偏爱。“晚唐体”不用典故的特色实际上是对“晚唐前期”温李等人诗风的某种程度的反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温庭筠比李商隐更受唐末诗人的普遍接受，因温庭筠的近体律绝语言流易、韵格清拔、浅而能深(温有不少古体诗用典晦涩更甚于李)，为唐末诗人普遍效法，著名诗人陆龟蒙、罗隐、韩偓、徐寅、唐求等借鉴温诗尤其自觉。然而，“晚唐体”诗人在反拨前辈晦涩典重诗风，追求浅易切近而意趣深远的风格中，更多取法乎上，最终从张籍、王建、贾岛、姚合那里找到了典范。
上引刘克庄、俞文豹给“晚唐体”下的定义就明确指出源自张籍和贾岛，到元初方回甚至衍为晚唐两派说(11)。五代诗人张洎曾高度称赞张籍的五律诗“尤工于匠物，字清意远，不涉旧体……词清妙而句美丽奇绝”(《项斯诗集序》)。从他对张籍的景仰中的确可以看出张籍诗风在唐末五代的影响。王建的五七言绝句也有张籍的“切近”之风，如七绝名篇《雨过山村》、《江陵道中》等皆平易浅切，尤其《宫词百首》七绝组诗在唐末五代形成模仿高潮。
当然，对“晚唐体”影响最大的还是贾岛，蔡宽夫甚至直截把“晚唐诗格”称为“贾岛格”，闻一多先生说“晚唐五代是贾岛的时代”(《唐诗杂论·贾岛》)，其实唐末五代才真正是“贾岛的时代”，共有十八人写过三十多首诗怀念与追和贾岛，这在唐末五代是绝无仅有的。最典型的例子莫过于薛能。薛能自视很高，多次狂妄地贬抑李白和刘禹锡，其他像刘得仁是比他年长的名诗人，照样被他当面奚落，然而他却十分崇拜贾岛，称赞贾岛为“唐人独解诗”(《嘉陵驿见贾岛旧题》)。那么，唐末人是怎样认识和学习贾岛体格的呢？诗人徐寅曰：“五七言律诗，惟阆仙真作者矣：辞体若淡，理道深奥，不失讽咏，语多兴味。”(《雅道机要·叙体格》)日本丰田穰《中晚唐诗の二倾向》认为，中晚唐诗普遍的倾向为追寻诗语的新创，然主要努力方向有二：一为以韩愈为主之一派，趋向古典化；另一派则以贾岛、罗隐、杜荀鹤为主，大量使用俚俗的白话入诗(12)。他把唐末罗隐、杜荀鹤的诗风归源于贾岛，不为无见。唐末人学贾岛诗平淡中见兴味，以救当时的俚俗粗疏；多避贾岛诗之“蹇涩”，而扬贾岛诗之“精奇”。如司空图颇欣赏贾岛“时得佳致，亦足涤烦”(《与王驾评诗书》)而不满贾岛“附于蹇涩，方可致才”(《与李生论诗书》)；唐末李洞被人认为是贾岛再世，李洞的诗风“时人但诮其僻涩，而不能贵其奇峭”(《唐摭言》卷一○)，李洞的诗友僧鸾“鄙贾岛蹇涩……而云：‘我不能致思于藩篱蹄涔之间’”(《诗话总龟》前集卷八)。“冷澹闻姚监，精奇见浪仙”(齐己《还黄平素秀才卷》)，贾岛诗友姚合的冷淡闲逸诗风和苦吟锻炼作风亦对唐末诗坛影响较大。颇为欧阳修欣赏的周朴佳句“晓来山鸟闹，雨过杏花稀”即是基本袭用姚合诗句，而“晚唐体”干将李频更深受姚合的影响。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发布） 除贾岛姚合、张籍王建外，王维、韦应物、钱起、皎然这一脉清新明快、描写景物的律绝诗，以及元白“元和体”浅切流荡的诗风对“晚唐体”也有影响。许浑也是“晚唐体”的先驱人物。最早把许浑与“晚唐体”扯到一起的是元初的方回，其《后近诗跋》曰：“永嘉水心叶氏，忽取四灵晚唐体，五言以姚合为宗，七言以许浑为宗，江湖间而无人能为古选体。”(《桐江集》卷二)今检叶适文集，没有只字提到过许浑。
“晚唐体”的创作取向和创作特征。赵昌平先生在论述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时，敏锐地指出：“晚唐体原指轻清细微诗风，为唐末总趋向。”(13) 并认为杜甫后，韩孟承其奇崛，元白大其通侻，秾丽为温李所宗，爽健由杜牧发扬，唯轻清细微一路未获充分发展，而此一路又可纠前数者过险、过丽、过俗之弊。此论洵发人所未发，惜其至今未能引起学界重视。本文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认为，“晚唐体”作为时代风格，总体的取径倾向还是轻快有味，这一倾向应该可以概括那个时代的绝大部分诗人，就像广义的“元和体”涵盖元和诗坛的绝大部分诗人一样。“晚唐体”作家队伍之大，作品数量之盛也是以前的“大历体”、“元和体”等无法比拟的，再加上“晚唐体”在五代宋初诗坛的延续性，故而“晚唐体”的创作特色尤其鲜明地突现在宋人的视野中，成为宋人的焦点话题。当然，由于唐末乱世许多小诗人趋于平庸，乐得寄生在“晚唐体”体内求活，虽极力创新，奈何所得有限。比如部分诗人走刻意求“入僻”，乃至越走越窄，部分诗人致力“清淡”以至走入“不入声相、得失、哀乐、怨欢，直以清寂景构成”(14) 的幽冷诗境。杜荀鹤、贯休、李昌符等人的部分诗歌过于俚俗，未能以俗为雅，于是《艺苑雌黄》讥杜荀鹤诗为“太公
家教”，东坡讥贯休诗为“村俗之气”。但是，也有部分诗人能突破“晚唐体”的藩篱，体现出强烈的个性和全面的才华，卓然名家，又不是“晚唐体”所能范围的。譬如韦庄、韩偓、罗隐、陆龟蒙、皮日休、杜荀鹤、郑谷几家都能呈现鲜明的个性和全面的创作成就。“晚唐体”诗人大都只在五律和七绝上争能斗巧，而上述几位却能各体皆工，不局限于使用某一体，尤其能在七律、长律、古体上表现出超人的功力，他们的诗集中七律都占有较大的比重，且不乏名篇，与其他众多诗人迥然有别。而司空图、吴融、薛能、李频、方干、崔涂、黄滔、唐彦谦、李咸用诸家也各具面目，也是“晚唐体”诗人中的佼佼者。所以，“总趋向”只能是时代性特征，并不能范围所有作家作品。事实上，正如徐鹿卿所说，“晚唐，多品也”，风格有多样，成就有大小，水平有高低。可以说，唐末诗坛是一个以“晚唐体”为主体风格的多样化组合。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编辑发布） “晚唐体”是整个唐末的时代风格，但唐末这半个世纪诗歌又以黄巢之乱为界呈现前后阶段性特征。前期即咸通、乾符年间，诗坛最为纷杂，既有古风教化诗流行，也有继承温李的艳情诗泛滥，还有淡泊隐逸情怀诗及讽刺诗的盛行；黄巢乱后至唐亡的二三十年里，大部分诗人皆有一种淡泊避世的心态，普遍倾向于在大自然中磨砺诗艺，这时期“晚唐体”诗歌在内容上多偏重写景咏物，写生活琐事，写羁旅情怀，语言上力求通俗平易，而且求工巧和求“精意”的意识有增无减。
“晚唐体”诗人在创作上的特征就是“苦吟”。唐末五代是苦吟的时代，正如刘克庄所说“苦吟不脱晚唐诗”(《自勉》)，一个诗人如果苦吟而得一两联警句传诵人口，将是无比的荣耀，并因此获得巨大的声誉，“许洞庭”、“崔鸳鸯”、“郑鹧鸪”等名号皆因其名句而得，有时甚至由一两个字来判定诗人水平高低，显示诗人锤炼之功的等级和火候。唐代众多“一字师”的故事(如郑谷、齐己、方干、李频、王贞白、任蕃等)无不出现在唐末。所以“晚唐体”在某种意义上是苦吟的产物，尤其是“晚唐体”中的五律诗。五律诗发展到唐末五代，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创作鼎盛局面，所以更加推进了苦吟风气的普遍化和极端化。绝句本来是一气呵成，无须苦吟的，它要求诗人要有极高的艺术修养。司空图说：“盖绝句之作，本于诣极，此外千变万状，不知所以神而自神也，岂容易哉？”(《与李生论诗书》)正因为他们把绝句看得很难，才对五七字绝同样苦心孤诣，以求精深的意旨或“味外之旨”。唐末四十多年绝句的总数仅七绝就达三千六百首左右，超过初盛中唐及晚唐前期的总和，这无疑也与普遍苦吟的现象有关，因为“苦吟”活动本身又是一种快乐的审美鉴赏方式和抒情方式(15)，所以绝句自然为最佳选择。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五 “晚唐体”与五代诗及宋诗的关系
“晚唐体”与五代诗的关系。“晚唐体”与五代诗是一脉相承的，“五代诗格”实际是“晚唐体”的延续和极端化，进一步趋向轻清细微。因为五代前期诗人大都是由唐末入五代者，五代后期诗人也都师承、因袭前代诗人，总体诗风上没有出现重大新变，除了少数诗人(如欧阳炯、冯延鲁)学白居易写讽喻诗外，大体不出“晚唐体”诗风的范围。前期的卢延让曾师薛能为诗，齐己、黄损、孙鲂曾师郑谷为诗等等不胜枚举。五代后期以南唐诗坛为重镇，而南唐诗人多以唐末诸家为圭臬，如李建勋的佳句“却羡落花春不管，御沟流得到人间”实乃出自唐末司马札名篇《宫怨》“年年花落无人见，空逐春泉出御沟”，郑文宝的《柳枝词》模仿韦庄《古离别》等等。南唐诗人更多地学习方干、贾岛，南唐孟宾于《碧云集序》称：“今之人只俦方干处士、贾岛长江。”
但是，由于宋人对“五代诗格”极端鄙视，刻意将其与“晚唐体”对立起来，遂造成后人对“晚唐体”连续性的怀疑。范仲淹《唐异诗序》：“如孟东野之清苦，薛许昌之英逸，白乐天之明达，罗江东之愤怒。此皆与时消息，不失其正者也。五代以还，斯文大剥，悲哀为主，风流不归。”就是典型的将晚唐罗隐、薛能等人诗风与五代诗风对立起来。宋人编新旧《五代史》不列《文苑传》、《文艺传》和《儒学传》之目，可见对五代文学与文化的鄙视。欧阳修、苏轼对五代诗文恶贬甚多。如欧阳修《新五代史卷五八序》：“呜呼！五代礼乐文章，吾无取焉。”苏轼《上欧阳内翰书》：“自昔五代之余，文教衰落，风俗靡靡，日以涂地。”故严沧浪谓“国初之诗尚沿袭唐人”(《诗辨》)，方回说“宋刬五代旧习，诗有白体、昆体、晚唐体”(《送罗寿可诗序》)，显然都是故意割断宋诗与五代诗的承续关系，而不惜违背事实地说宋诗直截继承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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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唐体”与宋诗的关系。宋初诗坛基本上笼罩在“晚唐体”的阴影之下。宋初最早的革新派诗人王禹偁在《送孙何序》及《五哀诗·高锡》中对唐末咸通至宋初的诗歌提出尖锐的批评，它从反面告诉我们咸通以来的晚唐体在宋初的影响程度。其实王禹偁也学唐末人诗，《后村诗话》指出王禹偁诗袭用唐彦谦《寒食》句“微微泼火雨，草草踏青人”(前集卷一)。宋初诗人承五代余绪，仰慕贾岛、张籍和唐末诸子，刘克庄《江西诗派小序》云：“国初诗人，如潘阆、魏野规规晚唐格调，寸步不敢走作。”后人受方回的误导，以为潘阆、魏野等宋初诗人仅学姚、贾诗，其实他们特爱唐末诸人诗，如潘阆佳句“扁舟一夜炯无寐，近听潮声似哭声”(《曹娥庙》)学习司空图诗句“愁看地色连空色，静听歌声似哭声”(《淅上》)，林逋名句“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是改江为“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而成(见李日华《紫桃轩杂缀》)，还有田锡、张咏等人喜学韦庄、郑谷为诗，欧阳修幼时能背诵郑谷的许多佳句。
北宋前期诗坛同样深受“晚唐体”作家的影响，尤以梅尧臣、王安石等人为最。欧阳修多次说梅尧臣诗“平淡”、“清切”，亦与晚唐体诗风相类。《沧浪诗话》亦说“梅圣俞学唐人平淡处”。我们来看梅尧臣“学唐人平淡处”最精彩、最为人称道的名句：
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梦后寄欧阳永叔》)我们再看“晚唐体”诗人李中最为得意并在自己诗中反复使用的诗句：
千里梦魂迷旧业，一城砧杵捣残秋。(《海城秋夕寄怀舍弟》)
千里梦随残月断，一声蝉送早秋来。(《海上从事秋日书怀》)
借鉴之痕是何等明显。与梅尧臣相比，王安石则与“晚唐体”渊源更深。杨万里多次指出王安石绝句得“晚唐异味”，王安石晚年曾将“晚唐体”重要诗人薛能的七绝名句“当时诸葛成何事？只合终身作卧龙”书于窗屏间(见《观林诗话》)。王安石备受称道的名句“春色恼人眠不得，月移花影上栏杆”(《夜直》)显系从罗隐的“春色恼人遮不得”(《春日叶秀才曲江》)脱胎而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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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诗“至东坡山谷始自出己意以为诗”(沧浪语)，但东坡极喜司空图绝句，多次称赞司空图诗歌在唐末以“高雅”独标，《艇斋诗话》指出东坡“纤纤入麦黄花乱”用司空图“绿树连村暗，黄花入麦稀”之句。黄庭坚的“作法于凉”之讥不正从反面说明当时学晚唐诗者不在少数吗？游国恩先生《论山谷诗之渊源》一文认为晚唐体苦吟之精神为山谷所继承(16)，那位被人嘲笑的“闭门陈正字”简直与“晚唐”诗人难分轩轾。
北宋末诗坛亦濡染“晚唐体”之风，李之仪爱陆龟蒙绝句，拿陆龟蒙的名篇《和袭美〈春夕酒醒〉》题扇，结果此诗误入李氏《姑溪集》，诗题改作《题扇》；张文潜爱南唐郑文宝绝句，尝书其《柳枝词》(亭亭画舸)，乃至《宋文鉴》将其收入张集(《五代诗话》引《艺林伐山》)。《蔡宽夫诗话》谓政和年间成都人胡归仁大量创作集句诗，“亦自精密”，但“所取多唐末五代人诗”。
“南宋诗流之不墨守江西派者，莫不濡染晚唐”(17)。杨万里的“诚斋体”与“晚唐体”的特殊关系毋须赘言。钱锺书先生说，陆游虽然“时时作乔做衙态，诃斥晚唐”，其实在创作上努
力学习晚唐体，陆游的诗与晚唐诗人“格调皆极相似”，“其鄙夷晚唐，乃违心作高论耳”(18)，并举陆游佳句“名酒过于求赵璧，异书浑似借荆州”(《到严州十五晦朔》)酷似司空图名句“得剑乍如添健仆，亡书久似失良朋”(《退栖》)，陆游的“世外乾坤大，林间日月迟”(《书房杂书》)似杜荀鹤名句“日月浮生外，乾坤大醉间”(《送九华道士游茅山》)，陆游的“胆怯沽官酿，瞳昏读监书”(《荷锄》)似杜荀鹤“欺春只爱和醅酒，讳老犹看夹注书”(《戏题王处士书斋》)，陆游的“满身花影醉索扶”(《成都行》)基本袭用陆龟蒙名句“满身花影倩人扶”等等。值得注意的是，多数宋人对于“晚唐”诗有一个奇怪的态度，即口头批评甚厉，实际暗暗模仿，梅尧臣、陆游、刘克庄等人就比较典型。而宋金诗坛兴起一股“陆龟蒙热”则是一个颇值得注意的现象，李纲、王洋、陆游、杨万里、范成大、楼钥、姜夔、叶茵、元好问等都曾作诗追慕或追和陆龟蒙，陆游甚至自号“笠泽翁”、“甫里翁”。至于南宋中后期的“四灵”主要学习贾、姚五律诗，被宋末人特称为“晚唐体”，不是本文讨论重点。但“江湖诗派”如姜夔、韩淲、戴复古、叶绍翁、陈必复、徐鹿卿等人则尤好学唐末诸子诗，最典型例子如叶绍翁《游园不值》的经典名句“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实乃袭自“晚唐体”诗人吴融咏杏花诗句“一枝红艳出墙头，墙外行人正独愁”(《途中见杏花》)。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注释：
①如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年版)在论述宋初三个诗派的时候说：“其中继承晚唐，推崇贾岛等人的，可称晚唐派。”(第10页)他如白敦仁《宋初诗坛及“三体”》(《文学遗产》1986年第3期)、许总《宋诗史》(重庆出版社1992年版)、黄亦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文津出版社1998年版)、张海鸥《宋诗“晚唐体”辨》(《
中山大学学报》2003年第3期)等等。
②如葛晓音《〈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序》说：“‘晚唐体’的概念历来比较笼统含混，一般指姚、贾的五律和许浑的七律。”刘宁《唐宋之际诗歌演变研究》(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42页)观点亦同。
③见罗洛主编《诗学大辞典·中国诗歌卷》“晚唐体”词条，安徽文艺出版社1995年版，第102页。
④程千帆、吴新雷《两宋文学史》，第11页。
⑤莫砺锋《推陈出新的宋诗》，辽海出版社1998年版，第124页。
⑥〔元〕王构《修辞鉴衡》引《龟山诗话》，今本《龟山集》(含《语录》)不见这段文字。
⑦《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一九“孟东野贾浪仙”条曰：“张文潜云：唐之晚年诗人类多穷士。如孟东野贾浪仙之徒，皆以刻琢穷苦之言为工。……”《苕溪》谓引张耒之言，今检张耒文集，无此言。原来，所谓“张文潜云”以下一大段话实际抄自欧阳修《试笔·郊岛诗穷》(《欧阳文忠公文集》卷一三○)，仅有少量文字出入。不过，欧阳修原文开头只言“唐之诗人类多穷士”，并无“晚年”二字。《苕溪》中多出“晚年”二字，盖是将《六一诗话》中“唐之晚年，诗人无复李杜豪放之格……”一条与“孟郊贾岛皆以诗穷至死，而平生尤自喜为穷苦之句……”一条错窜在一起。再考所引贾岛《朝饥》诗，欧阳修所引文字无误，而《苕溪》所引有几处文字错误。故“晚年”二字应是后人传刻之衍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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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文学遗产》1987年第3期。
⑨李福标《皮陆唱和的心理分析》，《学术研究》2002年第4期。
⑩见苏雪林《唐诗概论》，商务印书馆1947年版；陈伯海《宏观世界话玉溪》，《全国唐诗讨论会论文选》，陕西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
(11)方回《瀛奎律髓》卷二○曰：“张洎序项斯诗，谓朱庆余……任藩、陈标、章孝标、司空图……此张籍之派也；姚合、李洞、方干而下，贾岛之派也。”(朱庆余《早梅》诗批)一些学者误将晚唐两派说归于杨慎的发明。
(12)转引自黄奕珍《宋代诗学中的晚唐观》，第61页。
(13)赵昌平《从郑谷及其周围诗人看唐末至宋初诗风动向》。
(14)李诇《颜上人集序》，《全唐文》卷八二九。
(15)参拙文《论唐末五代的“普遍苦吟现象”》，《文学遗产》2004年第4期。
(16)《游国恩学术论文集》，中华书局1989年版。
(17)钱锺书《谈艺录》，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24页。
(18)钱锺书《谈艺录》第34条“放翁与中晚唐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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