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姚贾与韩孟(1)学毕业论文网(2)

              三 

    姚合与韩孟诸人的交往较少。从唱和诗歌上看，仅有与韩愈的一首和诗，与刘叉的一首赠诗和刘叉的两首赠诗，除此之外，姚与韩孟诸人并无来往，可见姚合在现实交往中与韩孟诸人的距离。其中《和前吏部韩侍郎夜泛南溪》写于韩愈辞世前的一次文人聚会，诗曰：“辞得官来疾渐平，世间难有此高情。新秋月满南溪里，引客乘船处处行。”这只是一般意义上的答和之作，看不出与韩愈之间情感的深浅和对其诗歌的态度。贾岛在韩愈的最后阶段也有和诗与韩，“溪里晚从池岸出，石泉秋急夜深闻。木兰船共山人上，月映渡头零落云。”《和韩吏部泛南溪》）其中流露出的情感则较姚深沉与真切。即便如此，姚合偶然也有模拟韩愈险怪诗风的戏笔之作。

    补天残片女娲抛，扑落禅门压地坳。霹雳划深龙旧攫，屈痕浅虎新抓。苔粘月眼风挑剔，尘结云头雨磕敲。秋至莫言长屹立，春来自有薜萝交。（《天竺寺殿前立石》）

    方回评论曰：“押险韵而加以剜剔之工，殆亦戏笔。

    （《瀛奎律髓》卷三三〈天竺寺殿前立石〉方回评》）姚合早年作品中也偶有“冬日易惨恶，暴风拔山根。尘沙落黄河，浊波如地翻。飞鸟皆束翼，居人不开门”（《答窦知言》）这样有韩愈奇险风格的诗句，但仅此数则而已，韩对姚合并未像对贾岛那样产生深刻的影响。

    姚合与韩孟集团中另一个有交往的是刘叉，刘叉有《自古无长生劝姚合酒》一诗：

    奉子一杯酒，为子照颜色。但愿腮上红，莫管颜下白。自古无长生，生者何戚戚。登山勿厌高，四望都无极。丘陇逐日多，天地为我窄。只见李耳书，对之空脉脉。何曾见天上，著得刘安宅。若问长生人，昭昭见孔丘。

    诗中抒写了人生短暂的喟叹，感慨自身的渺小，揭示出欲得不朽只有遵循孔子的足迹，以对功业与道德的追求获得生命意义的持续。由诗歌可知，刘叉虽被后人称为怪异，但与韩愈一样，同样是以儒家理想为其人格支柱的，这一点与“我师文宣王，立教垂诗书”《赠卢沙弥小师》）的姚合是相同的，可以说是二人立身的根基和交往的纽带。刘叉为人豪爽刚直，意气所指，无所顾忌，“叉之行，固不在圣贤中庸之列，然其能面道人短长，不畏卒祸，及得其服义，则又弥缝劝谏，有若骨肉，此其过人无限。”（李商隐《齐鲁二生?刘叉》）刘叉曾赠剑于姚合：

    一条古时水，向我掌中流。临行泻赠君，勿薄细碎愁。（《姚秀才爱予小剑因赠》）

    刘叉的侠义胸怀给姚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姚合写道：

    自君离海上，垂钓更何人。独宿空堂雨，闲行九陌尘。避时曾变姓，救难似嫌身。何处相期宿，咸阳酒市春。（《赠刘叉》）

    生动地写出了刘叉的豪侠作风，《瀛奎律髓》卷四二方回评：“刘叉豪侠之士，尝杀人亡命，此诗殆叉之真像也。”

    在精神领域，姚合相对接近韩愈，贾岛相对接近孟郊。姚与韩类似，均为正统儒家士大夫的典型，维持儒家思想是二人共同的立身基准，这一点从韩愈力劝贾岛还俗和姚合使清塞还俗应举的行为当中均可以得到体现。但姚合与韩愈对待僧人的态度却有所不同，姚合之与僧人，在坚守自己信念的同时，对僧人采取亲近与包容的态度，较韩愈温和得多。反映在诗作中，姚虽有许多反映亲僧近道的诗作，但只不过是一种流行于中晚唐时士大夫之间一种风雅，并不能说明姚合具有某种宗教上的信仰⑩。“出家还养母，持律复能诗。……亦知莲府客，夜坐喜同师。”（《送无可上人游边》），姚合眼中的僧人与隐士一样，反映的是一种官僚士大夫在身心疲惫之余渴望解脱束缚的一种山林之思。姚合偶然也透露出自己的真实想法，如《赠卢沙弥小师》：

    怕见世间事，削头披佛衣。年小未受戒，会解如老师。天与出家肠，一食斋不饥。麻履踏雪路，与马不肯骑。嫌我身腥膻，似我见戎夷。彼此见会异，对面成别离。我师文宣王，立教垂书诗。但全仁义心，自然便慈悲。两教大体同，无处辨是非。莫以衣服别，到头不相知。

    由此可知其根本的信念与韩愈如出一辙，但姚合的表现较为温和而融洽，不似韩愈那般急切与盛气，排斥佛道不遗余力。韩愈在“吾言子当去，子道非吾遵。江鱼不池活，野鸟难笼驯。吾非西方教，怜子狂且醇。吾嫉惰游者，怜子愚且谆。去矣各异趣，何为浪沾巾”（《赠惠师》），以及“雪径抵樵叟，风廊折谈僧”（《送侯参谋赴河中幕》）。等诗句中表现出一副盛气凌人之势；而在“材调真可惜，朱丹在磨研。方将敛之道，且欲冠其颠”（《送灵师》）等诗句中反映的在言谈中忽然生发出的给僧人加冠的心理，更是其力排佛老理想的反映。韩愈反映力排佛老思想的作品除那一篇著名的《谏佛骨表》外，还有《送文畅师北游》、《和归工部送僧约》、《赠译经僧》、《谢自然诗》、《谁氏子》、《华山女》等诗作，极尽嬉笑怒骂、讽刺挖苦之能事，均表现出韩愈鲜明的排斥异端的立场和坚定的战斗精神。正如贾岛与孟郊基于寒士身份和蹇促命运所形成的激愤郁闷之性情相似，姚合与韩愈因身份门第和社会地位而形成了相类似的士大夫情趣，这一点在韩愈和姚合官职渐高的时期表现得更为鲜明。

              四 

    韩孟与姚贾在诗歌发展史中均有着深远的影响。唐李肇《国史补》卷下曰：“元和以后，为文笔则学奇诡于韩愈，学苦涩于樊宗师；歌行则学流荡于张籍；诗章则学矫激于孟郊，……俱名为元和体。”唐末张为作《诗人主客图》，尊孟郊为“清奇僻苦”之主，下属晚唐诗人陈陶、周朴、刘得仁、李涣等。东坡曾言：

    “诗之美者莫如韩退之，然诗格之变自退之始”（《王直方诗话》）。叶燮在《原诗》内篇上中进而指出：“韩愈为唐诗之一大变，其力大，其思雄，崛起特为鼻祖。宋之苏、梅、欧、王、黄，皆愈为之发端，可谓极盛。”二人指出了韩愈为变革唐风、开启宋调的关键所在。姚贾诗风不仅独擅晚唐五代，宋代“九僧”、“永嘉四灵”、“江湖诗派”均以学姚贾相号召。特别是南宋中后期，永嘉四灵、江湖诗人开始自觉地对以姚贾为代表的晚唐诗风进行模仿，“近世赵紫芝、翁灵舒辈，独喜贾岛、姚合之诗，稍稍复就清苦之风，江湖诗人多效其体，一时自谓之唐宗。”（《沧浪诗话?诗辨》）《石洲诗话》卷四云：“南渡自四灵以下，皆摹拟姚合、贾岛之流”。四灵对姚贾推崇备至，赵紫芝甚至在选唐人诗作时别于《众妙集》之外另选姚合、贾岛二人诗为《二妙集》，“赵昌父选贾岛、姚合为《二妙集》，贾八十一首，姚一百二十一首。”（《瀛奎律髓汇评》卷二四）通过江湖诗人的自觉学习和积极倡导，特别是《二妙集》的编纂和传播，姚贾诗风迅速蔓延，学习姚贾成为南宋后期诗坛上的主导潮流。刘克庄称：“旧至四人为律体，今通天下话头行。”（《题蔡炷主簿诗卷》，《后村先生大全集》卷16）此时姚合与贾岛作为晚唐诗风的代表，已经成为南宋后期众多诗人的共识，诗人们在摩习之时也往往对二人并行不废，其中许多诗人颇能得姚贾之神韵。宋后，明代以钟、谭为代表的“竟陵派”，直至清代的“高密派”和“同光体”诗人等都在一定程度上师法姚贾。姚贾在身后的一千多年里，具有经久不衰的生命力。

    总的来讲，相对于姚合，韩孟对贾岛的影响广泛而深远，尽管贾岛日后与姚合携手别开天地、另创家门，但究其门径主要还是韩孟二公。姚贾在“穷苦之言”的歌咏内容、以丑为美的审美心理、苦吟励炼的创作态度、以文为诗的写作倾向、奇峭瘦硬的风格体貌、标新立异的开拓精神等方面均受韩孟诸人的浸染。在晚唐诗坛，姚贾可以说是较为系统地继承了韩孟诗歌的精粹，并使韩孟所开创的事业得以延伸。但姚贾之所以为姚贾，能于晚唐独树一帜，其创新变革之处则更为突出，在创作思想上变元和年间重功利思想为为艺术而艺术倾向；题材上，由社会人生转为自我关注；交游方式上，变韩孟的以文章道德相依托为姚贾以诗艺切磋为纽带，关系更加疏散自由；诗歌体裁上，变五古为五律，并蔓延晚唐；风格上，变瘦硬为清幽，变奇险为平淡，姚贾诗歌从整体上向平易处发展，与韩孟分道扬镳；格局上，由外张变为内敛，气格局促，诗料狭小，变以才力为诗为以意味为诗。姚贾的种种努力和变革使姚贾诗风最终形成了独有的质性，上承大历韩白，下启晚唐五季，别具一格，自成一家法度。

    注释：

    ①后蜀何光远《鉴诫录》卷八《贾忤旨》：“贾又吟《病蝉》之句以刺公卿，公卿恶之，与礼闱议之，奏岛与平曾等风狂，挠扰贡院，是时逐出关外，号为‘十恶'。”

    ②《诗话总龟》卷三九、《唐诗纪事》卷四十皆言於兴化凿池种竹、起台榭者为裴晋公度，从文意上讲应是。

    ③施蛰存先生认为贾岛在贬斥之前可能官职高于主簿，故言贬斥。参见《唐诗百话》，第450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2版。宋人亦为之曲解，以为唐代举子地位较高。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九：“唐贵进士科，故《志》言‘责授长江'，如温飞卿亦谪方城尉。当时为乡贡进士，不搏上州刺史则簿尉，固宜谓之‘责授'。若使今世进士得罪而责授簿尉，则唯恐责之不早耳。”

    ④参见余恕诚先生《韩白诗风的差异与中唐进士阶层的分野》，《文学遗产》1993年第3期。“诙谐戏谑是韩愈发泄无聊、放纵精神的一种方式，对其诗文创作有重要意义。……由于好戏谑，韩愈心理上的跺郁，常被变形扭曲，加以外化，奇诡滑稽，而内含尖锐冲突。”

    ⑤关于贾岛与孟郊在洛阳的交游唱和情况，详见张国举《孟郊在洛阳的家事、交游和诗歌创作》，《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1987年第3期。

    ⑥宋人对郊岛之讥讽主要是他们的诗歌内容和行为性格方面，宋人学孟贾主要是针对其创作手法，对孟贾诗歌的精神内涵则多有抵触，这一点与宋人学杜韩有类似的地方。时过境迁，在学富五车、温润乖巧的宋人那里很难再听到类似孟贾这样的带有怨上色彩的声音了，即便是一些苦寒之音到了永叔、子瞻、严羽那里就成了不和谐音，显得那样刺耳，郊岛虽在宋以后还有市场，但也仅剩下副躯壳，他们惊叹于这些木乃伊的精制，他们甚至喜爱它的陈旧，于是他们又照模照样地做出许多来沿街叫卖，而当这些激愤的游魂偶然光顾时，他们却又将其赶走，说它们“不合雅奏”、“究非正声”或视为“虫吟草间”。假使苏东坡真正还有韩愈、孟郊那样的精神气骨，那么“乌台诗案”的制造者根本不必煞费苦心地去曲解诗意、罗织罪名，韩愈、孟郊、贾岛这样的人是很典型的唐人，在宋代几乎找不出来。反倒是元白一类的个性在宋代士大夫中不乏其人。江西之与杜韩，四灵之与姚贾，虽均打着唐人旗帜，但实际上却是貌合而神离的，它们都可以说是俱为宋诗类型的典型代表。宋人刻意为文，在很多方面对唐诗的领域均有所延伸和发展，但由于文人地位的变化和中央集权的强化，在精神气骨方面却与唐人分道扬镳，唐人的洒脱与叛逆并非宋人所好尚。对于孟贾，他们仅重其皮而不重其神，宋诗精于文辞典故而短于气骨精神，孟贾之精神气骨尚且失之，更何况杜韩呢。由此处管见唐宋诗之别，除却风格体貌之殊外，最根本还是在于时运与性情之别。

    ⑦闻一多：《唐诗杂论?贾岛》，第33页，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

    ⑧罗宗强：《隋唐五代文学思想史》，第303页，中华书局1998年版。

    ⑨参见景凯旋《孟贾异同论》，《文学遗产》1995年第1期。大意为，倘若以元和十年白居易被贬为界，孟郊的诗歌创作是结束于此前，贾岛的诗歌创作则是开始于此后，如前所论，这一时期正是中晚唐诗歌的体变时期。如果说孟诗是在风雅不兴、竞为近体的大历之后，以五古的形式继承陈子昂等人所倡导的诗统，贾诗则是在元和以后对政治普遍淡漠的时代氛围中，在五律方面近承大历的变革。一是崇古，一是趋新，都以各自的诗歌体现了不同的时代特征。因此，在某种意义上说，孟郊的辞世和贾岛的崛起标志着唐代诗歌史上一个旧时代的结束和一个新时期的开始。

    ⑩见谢荣福《论姚合的佛道信仰及其对思想创作的影响》，《江南社会学院学报》2001年第4期，文章认为姚合具有佛道两方面的信仰，或可商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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