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略论李白《蜀道难》的演变过程 ——兼论《蜀道(2)

2014-02-18 01:08    方孝孺在洪武十五年被太祖征召，他很早就受到了尊崇，在洪武二十五年(1396)，方孝孺被任命为汉中府教授，每日为诸生讲学而不知疲倦。蜀王闻其贤而招为世子之师，待以殊礼，并称其讲书之庐为“正学”。方孝孺目睹了蜀王之德治而作《蜀道易》，对其治蜀功绩大加赞赏。
    序的开头在叙述了“昔唐李白作《蜀道难》，以讥刺蜀帅之酷虐”之后，作者表明了自己与陆畅为媚韦皋而轻浮地作《蜀道易》的思想有所不同，由于天子的圣德和蜀王的善政，天下变得太平起来，蜀道也变得通畅了，蜀地（成都）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繁荣，所以作者才发自内心地称颂这些德政。继之的“臣才虽不敢望白，而所遇之时，白不敢望臣也”，强调的是自己所处的是强于李白的盛世。顺便提一下，方孝孺还著有《李太白赞》、《吊李白》、《题李白观瀑布图》、《题李白对月饮图》等诗文，他对李白是很敬仰的。正因为如此，与李白所做对比的发言，对方孝孺而言才更充满了现实性。
    诗的首句是从“美矣哉！西蜀之道，何今易而昔难”开始，其变奏的“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蜀道之易谅在此”之句，在中间和最后出现了两次。在“美哉，蜀道之易有如此”句之前，有几个平、上声交替的韵字，但主要押的韵是入声十一陌、十三职韵。在这之后，有几个去、入声交替的韵，所押的是上平声十二文、下平声十二侵韵。一首韵律的基调，从前半部分短重的入声韵，变化到后半部分平稳的平声韵。其间，序文趣旨内容所歌，基本与《蜀道难》的构成方式相同。开头“美矣哉”的“美”，为直接、肯定的赞美之语，矣、哉是感叹助词的重叠表现，它是与李白的“噫吁＠②”、一说是楚地的方言，表示绝望之念感叹之语的措词相类似。但整首诗的内容完全相反，表现的基调也是完全不同的。 （转载自http://zw.ＮＳＥaＣ.com科教作文网）
    “陆有重岩峻岭，万仞ｃｈáｎ＠③天之剑阁。水有砅雷掣电，悬流怒吼之江关”的句子，描写的都是剑阁和江关（夔门）的句子，在“昔难”一句的简洁总括之后，接着又叙述了“自昔相戒不敢至，胡为乎今人操舟抹马，夕往而朝还。大圣建皇极，王道坦坦如弦直”的原因和状况。亦即作为前提是由于太祖实行了王道政治（与史实有异），所以才有了四夷朝贡、全土平安的局面。而个别直接的原因是由于蜀王的德治和惠政，才有了“蜀地”的寿域之功。由于有了蜀王的儒教，以及理想的德治和安定民生、开垦治水的措施，才带来了交通的自由和人口的流入，进而才有了成都的繁荣和农村的发展。再如所述，由于蜀王实现了重礼教、振学术、兴学校、教民化方针，蜀地才有了象邹鲁一样的文教遗风。
    方孝孺的理想主义政治认识，在“王道有通塞，蜀道无古今。至险不在山奥水，只在国政辨人心”一句中也有所表现。尤其是“当时岂惟蜀道难，八荒之内皆晦阴，戎夷杂寇盗，干戈密如林”，所表现的正是李白当时“难”的状况，不仅是蜀道，在全国也都如此。相比之下，现在的全国，尤其是蜀地，由于有了开明蜀王的德治，才实现了平安和繁荣，人民才得以安居乐业。
    方孝孺之作的最大特征，在于他对蜀地所唱的赞歌是发自于内心的。强调的是对主君蜀王的赞扬，对太祖和蜀王的赤诚使他这种政治信息表现得非常纯粹和强烈，就这点来说，诗中所表现的是一种独特的思想。方孝孺另外还有《蜀王赐宴浣花草堂怀古》、《次陶渊明诗韵谢蜀王》等多首感谢蜀王厚遇的诗，从中亦可见方孝孺对蜀王的一片真情。
    不知为什么，这首诗在开始时被看成了单纯的阿谀追随之作，直到方孝孺死后，他的至诚才得到了证明。众所周知，方孝孺继承了宋濂的学术传统，成为浙东学派的领袖。在辞去汉中府教授之后，建文元年(1399)，针对太祖武治而采取儒教理想文治的建文帝一即位，立即让翰林侍讲、侍讲学士等文臣为新政发挥作用，直到篡位的燕王朱棣即后来的永乐帝的原因，才最后发生了悲剧。方孝孺被燕王强迫起草继位的诏书，他大书“燕贼篡位”而予以拒绝，结果惨遭磔刑。先是他妻、子自杀，两个女儿投水于秦淮河。继之九族和朋友、门生（合称“十族”）873人被处死，天下读书人的种子几近灭绝。在由“靖难之变”而产生“壬午殉难”的悲剧中，方孝孺成了最为悲壮的人物。（注：关于此事参照《明史》卷一百四十一和《明儒学案》卷四十三·方孝孺传，及檀上宽《永乐帝走向中华“世界系统”之梦》（讲谈社选书技巧，一九九七年出版）。）在方孝孺的传记中，通过阅读这篇《蜀道易》，可以很容易地看出方孝孺最后为殉文帝而表现出来的赤诚之情和忠君之心。（注：参见《明史》卷一百一十七。）
    然而不能不承认的是，方孝孺的《蜀道易》过于理论化、抽象化、道德化，在诗歌的生命力应该是抒情性和逼真描写性这一点上，他是远远不及李白的。

    　　五、关于郭沫若的《蜀道奇》
    随着时间的推移，四川出生的文学家、政治家、现代人郭沫若也创作了虽模仿李白的《蜀道难》，但趣意却发生变化的《蜀道奇》（发表在1961年9月28日《人民日报》（注：此处的根据源于《郭沫若全集·文学编4》第317～32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一九八四年出版）。）上）。这是一首10章、101行（851字）的长篇口语体新诗。诗题虽变成了《蜀道奇》，但在趣旨上，两者却有共同之处。
    李白曾作《蜀道难》极言蜀道之险，视为畏途，今略拟其体而反其意作《蜀道奇》。
    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
    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与鱼凫。
    日浚月削凿深崖，凿成三峡之水路。
    （略四章）
    文翁治蜀文教敷，爰产扬雄与相如。
    诗人从此蜀中多，唐有李白宋有苏。
    鞠躬尽瘁兮诸葛武侯诚哉武，公忠体国兮出师两表留楷模。
    利州江潭传是金轮感孕处，浣花溪畔尚有工部之故居。
    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使人听此心颜朱。
    足见江山自古不负人，人亦未肯江山负。
    （略一章）
    蜀中夫如何？气象同昭苏。
    民食为天有基础，大力发展农林牧副渔。
    轻重工业按比例，交通网脉如蜘蛛。
    开建成渝、宝成、成昆诸铁路，促使西南四塞之域成通衢。 （科教论文网 lw.NsEac.com编辑整理）
    江轮增加千万吨，懋迁有无事吐输。
    莫言“黄鹤之飞不得过”，神鹰铁翼开运途。
    莫言“猿猱欲度愁攀缘”，东风轮下峨眉俯。
    三峡况将成水库，人定胜天目可睹。
    于时万吨之轮可以直抵渝，于是发电之量可以直送拉萨和淞沪。
    君不见，铁有攀枝花，煤与煤气亦何富；
    砂金、铜、锌、磷矿石，遍地宝藏难计数。
    又不见，民族和雍载歌舞，埙箎协奏遍乡都。
    马、扬、李、苏其辈出，冰、翁、亮、照其如林中之树株？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
    蜀仅一隅耳，一隅三反见全部。
    祖国光芒耀千古，方今时代万倍超唐虞。
    眼前险阻何足道？战略视之如纸虎！
    全民壮志世无俸，行将超越必然兮进入自由之疆土。
    人人齐喝《东方红》，意气风发心情抒，万岁万岁长欢呼！
    首先，诗题的“奇”具有罕见、特殊、非常之意，多用于肯定的评价。开头的“噫吁嘻！雄哉壮乎！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四川盆地古本大陆海，海水汪汪向东注。流成瀑布三千丈，地质年代远迈蚕丛及鱼凫。……”是这首诗的开始，第六章和第九章反复提到的“蜀道之奇奇于读异书”一句，为这首诗的主题，它展示的是蜀之奇观壮美。作品虽然对与蜀地有关的历史人物五丁、李冰、司马相如、扬雄、诸葛孔明、李白、杜甫、苏轼等的历史功绩做了再评价，但他所歌颂的是经过长征和革命，依靠人民力量所形成的新中国的伟大疆域，对现代全川的壮观景象给予了称赞。可以说，这首诗是献给人民中国的一大赞歌。郭诗的趣旨在肯定、歌颂蜀地的人杰地灵即是肯定、歌颂新中国这点上，是极富政治意义的。附带说明的是，近代所修的川陕公路建成于1936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6年，又在这条公路的西侧修建了宝成铁路，因而使得自太古以来人员物资的往来变得更加容易。此外，第八章所说的有关三峡大坝的预言，目前正在施工，作为世纪目标和现实的吻合，它所带给人们的回味是悠长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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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写作这首诗时的郭沫若，看起来还是有所选择的。（注：这一时期郭沫若的活动，参照龚继民、方仁念《郭沫若年谱》下第1159～1173页（天津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二年出版）。）建国后，郭沫若在担任政务院副总理和社会科学院院长之外，还担任各种外交使节团的团长等，在政治、学术、文学、艺术各领域也担任了众多的要职。他所度过的每一天都是繁忙充实的。郭沫若的社会地位和活动，是与这种高扬的精神相适应的，这首诗表现了当时的郭沫若对故乡四川和祖国的毫不掩饰的感慨心情。对出生在现在乐山市沙湾地主家庭的郭沫若来说，蜀地是他反抗封建制度、经历辛亥革命、度过青少年时代的地方。所以，他由称赞四川的发展，进而称颂新中国的现在和未来。从建国12年后当时的社会氛围和郭沫若的地位来看，郭沫若的称赞肯定是发自主观内心的。（注：附：郭沫若的这首诗，即使是现在仍保留在当地人民的意识中，如《西南旅游》总第三十九期（一九九三年五月出版）所刊登陆宣、光韶的《蜀道美》，便是这类赞扬蜀道的文章。）
    然而，作为文学家、学者、政治家的郭沫若尽管影响巨大，但以今天的眼光来冷静看待他的作品的话，他对新中国特别是对毛泽东的奉迎追随感仍是不可否认的。就诗歌而言，与抒情性、艺术性相比，现实性的政治味道如果较浓的话，那么就会更富于宣传性了，因此评价作品也应该放在一定的界限之内才会言之成理。

    　　六、结束语
    以上概括的是几个具有代表性的《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并对其诗和背景以及诗人的传记进行了分析。在此基础上，如果进一步分析的话，以下几点是需要指出的。
    每个作者的诗作，分别存在着不同的差异。首先，作为诸例的共同外在要素，作者基本上都是和蜀地有实际关系的人物。他们或是作为布衣漫游过蜀地，或是朝廷派往蜀地的官僚和学者，或是故乡在蜀地，总之，他们都与蜀地保持着密切的联系。从诗型上来说，虽有长短两类，但印象最深的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的长篇作品。大概方孝孺和郭沫若两人都感觉到，不用像李白《蜀道难》那样的长篇诗体，就不可能全面地描写物产丰富并且以中原人眼光看来是充满神秘性的蜀地庞大而复杂的地理空间。 （科教范文网 fw.nseac.com编辑发布）
    其次，从作品主题的研究上看，自然只有李白《蜀道难》的主题解释史是与此有关，关于《蜀道难》的主题即李白的表现意图，千百年来一直众说纷纭，难成定论。尤其是“剑阁峥嵘而崔巍”句以下的政治寓意性及其事实根据，早已成为了百家争鸣的景象，至今主要说法大概有近十种。古典之说，以承认其政治寓意性为主；而近人之说，则不承认其特定的“寓意”，如送友人王炎赴蜀，歌颂蜀土故乡山川的壮丽奇险等说法就是如此。（注：参詹锳《李白〈蜀道难〉本事说》第25～36页（载《李白诗论丛》，作家出版社，一九五七年出版）、松浦友久《李白乐府论考》第298～303页（载《李白研究》第七章，三省堂，一九七六年出版）。）
    在这种主题解释史中，《蜀道易》的作品系列处于了什么样的位置呢？从以上各例可以看出，范成大和一部分宋诗始终是以纪行诗的角度而产生联想转换的，这些作品和陆畅及方孝孺、郭沫若等人的政治性极强的诗混在了一起。因此，在解释史上，政治寓意性有无的问题，能够反映出各个诗人对李白《蜀道难》主题的解释倾向。
    《蜀道易》的系列作品，在表现内容上，从“难”转“易”实际上可以说是对李白的《蜀道难》最直接的继承。就此而言，在其他诗话类和诗歌理论中，它对《蜀道难》的涉及以及在理论上的解释是有所不同的。在比例上，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的作品，其社会性和政治性都是极强的。对韦皋、蜀王（天子）和新中国权力的政治性歌颂，他们创作了带有政治意图和表现内容的作品，他们以李白的作品为依据，把政治寓意包含在诗歌中，至少而言这种可能性也是存在的。可以说，他们把李白原诗中一部分可能具有讽喻性、政治性扩大到了整个诗歌作品中了。因此，暂且不论陆畅，就是方孝孺和郭沫若等人作为时代的代表，他们的作品所表现出来的这样一类的解释还是给人们留下了较多的回味。

    类似的《蜀道易》的反面联想，在李白之前是没有的。正因为由于有了李白的《蜀道难》的出现，这种联想才成为了可能。因此，李白的《蜀道难》在成为过去《蜀道难》系列咏蜀诗集大成的同时，对以后的作品而言，其集大成诗的典型性和规范性仍是给人们留下了强烈的印象。由此而产生的《蜀道易》的反面联想，直至今日仍被继承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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