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唐代古文运动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1)学毕

我国古代的散文，在先秦两汉时期就已经相当发达。先秦的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两汉的史传文和政论文，都取得了高度成就。虽然它们的内容、形式和风格是多种多样的，但作为古代早期的散文，概括起来，又有以下两方面的共同特点：

一是置内容于首要地位，无论记事、写人、议论，都是有所为而发的，形式为表达内容服务；

二是书面语言比较接近口语，朴实自然，不尚藻饰，写在文章中，便是明白通晓的散行文字，所谓“辞达而已矣”(《论语·卫灵公》)，是其基本要求。所以韩愈说：“唯古于辞必己出”，“文从字顺各识职”(《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他还以《孟子》的成书为例，指出：“夫所谓著书者，义止于辞耳。宣之于口，书之于简，何择焉。孟轲之书，非轲自著，轲既没，其徒万章、公孙丑相与记轲所言焉耳。”当时著书撰文，无非是记录口头所要说的话而已。古代早期的散文，正是在这样的基础上形成的。

    但是，在文学发展史上，各种文体之间，往往会彼此影响。汉代兴起的辞赋，由骚体诗的散文化演变而来，同时，它又促使散文向着辞赋化的方向发展。辞赋实际上是一种带韵的散文，它的句式整齐，多用对偶排比，语言铺张藻丽，夸奇炫博，这些都给传统散文以很大的影响。汉代的散文家如贾谊、枚乘、司马相如；扬雄、班固、张衡等，同时又是辞赋家，因而他们的散文作品也就往往带有辞赋习气，比较注意语言形式的整饬对偶。特别是东汉以后，这种趋势不断有所加强，语言的形式技巧越来越被放到重要的地位，早期的散体文终于逐渐为所谓骈体文所取代了。

   骈体文发源于汉魏，盛行于南北朝。当时称作“今体”或“俪辞”，自唐代柳宗元以后，才开始叫做骈文、骈体文或骈偶文、骈俪文，其中以四字六字相间成句者也称四六文。它最突出的特点就是堆砌词藻、典故，注意音韵、对偶，句式多以四字、六字成双作对，犹如二马并驾，“骈文”即由此得名。刘勰在《文心雕龙·章句》中说：“若夫句笔无常，而字有条(一作常)数，四字密而不促，六字格而非缓。或变之以三五，盖应机之权节也，”这正是骈文句式上的特点。   

    应当承认，骈文的出现，充分运用了方块汉字的艺术功能，丰富了古代散文的表现技巧，并非全无积极意义可言。骈文中的一些优秀篇章，也有着比较充实的内容，不应一概否定。但是，就骈文的主导方面来说，却大都以华丽纤巧的形式来掩盖其空虚贫乏的内容，形成了一种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语言严重脱离口语，有的甚至变成了文字游戏，陷入了形式主义的泥淖。自南北朝至唐代，这种形式主义文风流行了好几百年，以致中断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造成了散文发展道路上的严重障碍。

唐代古文运动的酝酿过程。唐代古文运动虽然至韩愈、柳宗元始获成功，但在韩、柳之前有一个很长的酝酿过程。骈文作为文章体裁的一种，本来无可非议。可是它扩及一切文字领域，便造成很大不便和一些弊端，因为它并不是能够适应一切文字场合的。因此陆续有一些人起来反对。

随着骈文的形式主义弊害越来越为人们所认识，因而也不断有人出来加以反对。早在西魏文帝时，大臣苏绰就曾模仿《尚书》的诰命体制写过一篇替皇帝祭庙用的《大诰》，图以商、周的古奥文体取代骈体，但并未奏效。隋文帝时，曾下诏规定“公私文翰，并宜实录”，“弃绝华绮”，还将“文表华艳”的泗州刺史司马幼之“付所司治罪”。当时的李谔上书隋文帝，对齐、梁以来“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的浮靡文风作了严厉的批判。但他们还未从根本上反对骈文的形式，因而也未能止住骈文发展的势头。到了唐代，骈文依然盛行不衰。唐初魏征曾称梁以后的骈文“意浅而繁”，“文匿而采，词尚轻险”，是“亡国之音”(《隋书·文学传序》)。

“四杰”中的王勃、杨炯等人也提出了改革文风的要求，杨炯在《王勃集序》中曾指出当时的文坛“争构纤微，竞为雕刻”，“骨气都尽，刚健不闻”，并称王勃“思革其弊，用光志业”。武则天时代的陈子昂更进一步明确地提出了“复古”革新的主张，他的著名的《与东方左史虬修作篇序》在理论上对古文运动有着直接的影响。他的论事书疏文章“疏朴近古”，盛唐萧颖士自称“凡所拟议，必希古文”。在创作实践上，陈子昂也是唐代第一个学西汉文辞的人。所以韩愈高度评价他说：“国朝盛文章，子昂始高蹈。”(《荐士》)随着越来越高地反对浮靡文风的呼声，一场文学改革运动势在必行了。   

然而积重难返。尽管浮靡文风一次次地受到冲击，尽管当时用散体文写作的人越来越多，出现了萧颖士、李华、元结、独孤及、梁肃、柳冕等一大批古文运动的先驱者，但直到中唐时期，骈文仍然保持着相当的势力，顽固地占据着地盘。柳宗元曾描绘当时骈文四六为人所赞赏的情形道：“眩耀为文，琐碎排偶。抽黄对白，啽哢奔走。骈四俪六，锦心绣口。宫沉羽振，笙簧触手。观者舞悦，夸谈雷吼。”(《乞巧文》) 由反对浮华轻艳的文风到明确唾弃骈体。虽势单力薄，缺乏成功的创作实践，不能动俗，却为韩、柳古文运动做了必要的准备。直到韩愈、柳宗元出来倡导古文运动，才给了它致命的打击。

    韩愈、柳宗元反对骈文，提倡古文，在当时是经过了一番艰苦斗争的。韩愈在《与冯宿论文书》中自述他写作古文为人所不容的情况道：“仆为文久，每自测意中以为好，则人必以为恶矣。小称意，人亦小怪之；大称意，则人必大怪之也。”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也记述了韩愈与“流俗”针锋相对进行斗争的遭遇：“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辞。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但经过这样激烈的交锋，形势终于出现了变化。韩愈的弟子李汉在《昌黎先生集序》中极其简要地概括了这场斗争的经过及结果：“时人始而惊，中而笑且排，先生益坚，终而翕然随以定。”在韩、柳及其门人、追随者顽强斗争和不懈努力下，不断壮大了古文运动的队伍和声势，终于在与形式主义文风的斗争中取得了胜利。

    为了同长期盛行的骈文相对抗，韩、柳搬出了骈文兴起以前的先秦两汉散文传统作为武器。韩愈在《答李翊书》中主张“非三代两汉之书不敢观，非圣人之志不敢存”，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主张取道应本之五经，为文应参以孟、荀、庄、老诸子和《榖梁传》、《国语》、《史记》等著作，实际上就是要求继承古代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借“复古”以行革新。称散文为“古文”，称这场革新为“古文运动”，正是打这里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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