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唐代古文运动在散文发展史上的地位(1)学毕(2)

古文运动，不仅仅是一种文体的革新，它的目标，包括“道”和“文”两个方面。韩愈的古文理论主张。第一点是文以载道。他提倡古文紧紧围绕复兴儒道，提出儒家的道统说，以继道统自居。他的提倡儒道既有严格维护封建等级压迫制度的一面，也有针对现实，解决现实矛盾的一面，如以大一统反对藩镇割据，以儒道排斥佛、道二教，解决二教的扩张加重了人民负担的问题等。因此他的古文理论首先是解决文与道的关系，文章与政治、世教的关系。道是目的，文是手段。第二点提出不平则鸣的主张，这为他的古文理论增添了活力，开拓了古文反映现实的领域，具有现实主义精神和战斗性。第三点提出作家的修养和文气说。强调作家要有思想修养的根底，认为有养才能有“气”，有“气”才能恰当的运用语言。这是他的古文创作论，同时也进一步解决了内容与形式的关系。第四点提出了新的散文标准。他举的旗帜是复先秦两汉散文之古，实质上是继承先秦两汉传统，吸收当代文法语言，创造出一种较通俗的富有表现力的中古散文。他的这种散文主张为中古文即唐宋文的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韩愈说：“愈之为古文，岂独取其句读不类今者耶！思古人而不得见，学古道而欲兼通其辞，通其辞者，本志乎古道者也。”(《题欧阳生哀辞后》)

柳宗元的古文运动理论。他主张“文者以明道”这与韩愈的文以载道在原则上并没有什么差别，不过二人所言的“道”的具体内容并不全同。柳宗元由于思想上具有朴素唯物论倾向，政治上属于革新派，他所称的“道”也含有更为进步的内容。在历史发展观上，柳宗元认为历史的发展决定于历史客观发展中自然形成的“势”，而不决定于“圣之意”。即发展的根源在客观现实中，而不是在圣杰的头脑里。在社会的治乱观上，他认为社会安危在人而不在天，“受命不于天，于其人”，帝王的保持帝位，并非有什么天意，而在于人心的向背。所以他的“道”更强调济世拯溺，也就是解除人民疾苦，使社会安宁的意义。所以他说“道之及，及乎物而己矣”。要便道及物，即作用于社会与人民。他还明确提出“以生人为己任”。“生人”即“生民”指百姓。其次，与“文者以明道”相关，柳宗元强调文学的社会功能，主张文章必须“有益于世”，反对那种只“务采色、夸声音以为能”的无益之文。第三，在以内容为基础的前提下，重视艺术性。认为“言之不文则泥”，就是不能流行。又说言辞鄙野足以备于用，然而“阙其文采”，不足以耸动时人视听，使后学景仰，而达到“立言不朽"，也是君子所不取的。

值得注意的是，他们都认识到“道”是通过“文”表达出来的，“文”是用来表达“道”的，这就涉及到文章内容和形式的辩证关系。对散文写作来说，也就是要求思想内容充实，言之有物，语言文辞自然并富有表现力，为表达思想内容服务；不仅要从思想内容上扭转长期以来流行的华而不实的浮靡文风，而且要从语言形式上扭转越来越脱离口语的骈偶倾向。韩、柳等人都写了许多内容比较实在、语言比较接近口语的散文作品，实践了他们的理论主张。

韩愈、柳宗元在贞元、元和年间倡导古文，逐渐形成一支有相当势力的队伍，又有系统的明确的古文理论和成功的古文创作实践，遂打破了骈文的统治局面，使古文复兴于文坛。

韩愈的散文创作。他的文章众体兼备，每种体裁中都有佳篇。大致可以分为五类：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大都有现实的针对性，勇于提出一些大胆的见解，理直气壮。一般说来，文章格局严整，层次分明，具有逻辑说理的力量。突出的如《原道》、《师说》等。这一类中还包括—种小品式的论说文，短小精悍，意趣横生，严肃的道理而出以巧言妙构。如《获麟解》、《杂说》等。它们本质上属于论说，就其文章表现形式说，也可以另立一类，即小品杂文。第二类是叙事文。这类文章继承了《史记》等记事的优良传统，善于选材，工于描写，能刻画出人物形象，还往往融议论、叙事、抒情于一炉，增强思想性和感人力量。突出的如《张中丞传后叙》。第三类是抒情文。这类文章往往善以琐事叙情，文笔朴实而楚楚动人。突出的如《祭十二郎文》。第四类是应用文，即书信赠序一类作品。这类作品往往写得很活，不拘一格，就人就事生发，表现作者的观点和思想态度。如《送董邵南游河北序》、《送李愿归盘谷序》、《应科目时与人书》等。第五类出以谐谑的杂文。这类文章是继承东方朔《答客难》等恢谐幽默的文章体格，而自出机杼，以有趣的文笔发泄心中的牢骚怨怒。如《进学解》、《送穷文》、《毛颓传》等。

柳宗元的散文创作。第一类是论说文。他的论说文的主要特点是思理细密、论证有力而笔锋犀利。《封建论》可为代表。第二类是传记文。他的传记文明显的分为两种，一种是重在传述人物的事迹，如《段太尉逸事状》写段秀实制暴护民的卓异行为，《童区寄传》写少童的智勇故事。另一种是借为人物立传而发挥政理。所取的人物大都是市井与乡野的下层人民，但着眼点是这些人物的品格、技能与政理相通的部分，择其足以发挥治道之处落笔。如《梓人传》通过给指挥营造的梓人立传，发挥做宰相的原则，《种树郭橐驼传》通过为种树者立传发挥洽民的道理。第三类是寓言小品。先秦诸子散文和历史散文中寓言甚多，但大都是文章中的个别组成部分。梯宗元继承了这一传统而加以发展，单独成篇，使之成为一种独立文体。他的寓言小品都是针对社会中某种现象构想成文，寓深刻的教训或讽刺意义，形象鲜明生动而富于战斗锋芒。突出的如《三戒》、《罴说》、《蝜蝂传》等。第四类是山水游记。代表作是“永州八记”。其特点之一，是能描绘出永州山水的奇景胜境，八篇游记所写之景各有其特异之处，不相雷同。特点之二，是在景观描写中渗透进诗人的身世之慨和高尚的情操，茅坤所谓“吐胸中之气”，这使他的山水游记流注入的感情，分外增加了动人的力量。

总之，唐代古文运动在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主要贡献，就是扭转了长期统治文坛的形式主义潮流，继承了早期散文的优良传统并有所创新和发展，从而开创了散文写作的新局面，拨正了古代散文的发展方向。宋代及宋以后的散文，其主流就是在唐代古文运动所奠定的基础上继续发展的。

当然，这并不是说经过一场古文运动，文坛上就再也不会出现形式主义逆流了。实际上，韩柳之后，唐代古文运动的一般发展情况，大致有两种趋向：一是以李翱为代表的偏于阐道，反映现实的范围窄了，一是皇甫湜、孙樵等的“趋怪走奇”，使文章晦涩难晓，这都是不利于古文发展的。至晚唐，出现皮日休、陆龟蒙、罗隐等人的小品文，短小精悍，笔锋犀利，为晚唐文坛增添了光彩。五代至宋初，浮靡华艳的文风又一次泛滥，北宋真宗年间还出现了以杨亿、刘筠等人为代表的西昆派，“务以言语声偶擿裂，号为时文，以相夸尚”(欧阳修《苏氏文集序》)。

这一次，挽转文坛、诗坛颓风的使命落到了欧阳修、王安石、苏轼等人的身上。由他们掀起的诗文革新运动的浪潮，就文的方面来说，是直接继承了唐代古文运动的传统的，也可以视为唐代古文运动的继续和发展。所以在文学史上，也常常连称为唐宋古文运动。宋代的古文运动不再标举学习先秦两汉而主张直接取法韩愈，如欧阳修在《记旧本韩文后》就认为，“学者当止于是而止尔”。这也说明了宋代散文与唐代散文一脉相承的关系。宋代的散文作品，更多地朝着“文从字顺”的方向发展，比韩、柳的古文更进一步缩短了与口语的距离，因而更有利于表情达意，也更为人们所容易接受。明代的朱右曾将韩愈、柳宗元与欧阳修、王安石、曾巩、苏洵、苏轼、苏辙的散文作品合编为《八先生文集》，后来茅坤又继之编选了《宋八大家文钞》，从此，“唐宋八大家”便成了我国封建社会后期文人写作散文的楷模。明代的唐宋派，清代的桐城派、阳湖派，其散文成就都与唐宋古文运动有着渊源关系。从对后世所发生的深远影响来看，我们也完全可以这样说，唐代古文运动，是我国古代散文发展史上的一座重要的里程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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