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疑《水浒传》前半部撰于明宣德初年——试从小(2)

2014-02-23 01:02

《水浒》人物使用纸币，已毋庸置疑。如果小说作者真的生活在明前期，他信手拈来的物价，自然也应反映出明代“宝钞”贬值的情况。事实是否如此？仍以黄泥冈买酒为例。白胜挑两桶酒上冈来卖，张口要价“五贯足钱一桶，十贯一担”。然而以洪武钞法推算，“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则五贯钱钞相当于白银五两或黄金一两二钱五分，对于几个穷军汉，这无异于“天价”消费！而据宋人沈括《梦溪笔谈》卷三记述，制酒之法“每粗米二斛，酿成酒六斛六斗”，则米的出酒率约为1∶3.3。白胜的一担村酒至重不过四五十斤，用米不过一二十斤；即使因酿造而增值，一担酒也不过抵得二三十斤米价。而据《明史·食货志二》载洪武九年公布的税粮价格，一石米折银一两，钞一贯。如此推算，十贯钱在洪武初年可买米十石，合一千二百斤。白胜一担村酒竟卖出了一千二百斤米的价格，可谓暴利惊人。然欲解此惑，则应从明代纸钞贬值这一金融现象上寻求答案。明代纸钞贬值的速度是惊人的。据《明史》记录，“洪武时，官俸全给米，间以钱钞兼给，钱一千，钞一贯，抵米一石”(《食货志六》)。然至洪武十八年“天下有司官禄米皆给钞，二贯五百文准米一石”(《食货志五》)：即是说，钞法颁布十年，宝钞已贬值五分之三。成祖朱棣即位，百官俸禄或支米，或“米钞兼支”，“其折钞者，每米一石给钞十贯”(《食货志六》)：即是说，钞法颁行不到四十年，钞价已贬值90％。又过了二十年，仁宗朱高炽即位，“官俸折钞，每石至二十五贯”，一贯钞的购买力，已由五十年前的一百二十斤米，跌至不足五斤，这还是官方的“霸王”比率；在民间，纸钞的实际购买力又远在其下。至成化七年，“是时钞法不行，一贯仅值钱二三文”(《食货志六》)：即是说，钞法施行未及百年，宝钞贬值至1/300—1/500。明王朝所构筑的纸钞货币体系，至此已濒于崩溃。

弄清明代宝钞的贬值历史，我们不妨试着对《水浒传》中的钞值作一估算，以推测小说前半部的写作年代。小说第十七回的一个例子，引起笔者注意。何涛奉命捉拿劫取生辰纲的强人，正没奈何处，得知弟弟何清掌握着重要线索；于是何涛“慌忙取一个十两银子放在桌上”，要何清快讲，并说：“银两都是官司信赏的，如何没三五百贯钱？”按照小说中的一般规律，官府捉拿罪犯，赏金常例为一千贯至三千贯，也有多至万贯者。劫取生辰纲一案涉及权倾当朝的蔡京，至少也应悬赏三五千贯。此刻何涛口称“如何没三五百贯钱”，显然不是指官府悬赏的全额，而是指桌上这“十两银子”的价值。“十两银子”与“三五百贯”等值，这一银、钞比价大致为1∶30—50。就一般语言习惯而言，取1∶50，更符合当时语境。这一银、钞比价，还可通过第三十七回的例子得以印证。宋江发配江州，于揭阳镇渡江时，险些吃了船火儿张横的“板刀面”。事后张横自曝强梁伎俩，说是“(摆渡价格)本合五百足钱一个人，我便定要他三贯”。据此可知，当时(自然指小说家写作时)的摆渡费用通常是每位五百文，即纸钞半贯。若按前推1∶50的比值，这点钱可买一斤多米，大致符合实际物价水平。而张横强求三贯，虽是乘人之危敲竹杠，却也考虑到被劫者的承受能力。此段情节的创作背景显然不是钞法初行的洪武初年，那时五百文合白银半两，可买六七十斤米；三贯钞则可购粮三石，足供一人全年的口粮。张横若开价如此，恐怕大多数渡客都难过鬼门关了。再复推断，黄泥冈上一桶村酿讨价“五贯足钱”，照1∶50的比价，相当于十几斤米的价值，与前文的核算(两桶酒约与二三十斤米等值)大致吻合。在另外的例子中，武大将身上带的“数贯钱”交付郓哥去“籴米”，也合乎武大的经济地位。假如是三贯纸钞吧，相当于五六十枚铜钱，这正符合郓哥四处寻觅主顾、要赚“三五十钱”的期待。在第七回中，林冲最终以一千贯购得宝刀，依1∶50的比价，合白银二十两。成化年间“三大营副将、参、游、佐员，每月米五石，巡捕营提督、参将亦如之”(《食货志六》)。林冲身份若可与此辈类比，则月俸五石米可折银五两；二十两银子相当于林教头四个月的薪俸，林冲自可当场“拍板”、就地还钱。然若以明初比价计算，一千贯折银一千两，等同于林教头十六七年的薪水，则怕林冲也只有望“刀”兴叹的份了。

如上所说，多用白银而兼用钱、钞，是明代前期货币流通的典型特征，那么此一时段究竟有没有银、钞比价为1∶50的阶段？十分幸运，史籍为我们提供了颇为精确的统计数字，证明那应是明代宣德初年的货币比价。据《明史·食货志五》记载：

(洪武二十六年)时两浙、江西、闽、广民重钱轻钞，有以钱百六十文折钞一贯者，由是物价翔贵，而钞法益坏不行。……至宣德(1426—1436)初，米一石用钞五十贯，乃弛布帛米麦交易之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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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此可知，银、钞比率为1∶50的时刻，正是宣德初年，亦即公元1426之后的几年间。这一时段应是十分短暂的，因为“宝钞”贬值的速度十分惊人，四五十年后的成化年间，已贬值至“一贯仅值钱二三文”甚至“钞一贯不能直钱一文”了。那显然已经远离了小说所反映的生活背景。若小说创作迟至斯时，则白胜准定不肯以一二十文铜钱(合纸钞十贯)的低价抛售他的一担酒浆，而张横兄弟也不会为每位三五文(三贯)的微利，在江边演出苦肉计了。《水浒》前半部创作于宣德初年的结论，从明代中后期的货币发展趋势，也可得到印证。史载至嘉靖初年，由于“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再到隆庆时，“宝钞不用垂百余年，课程亦鲜有收钞者”(《食货志五》)。自隆庆前推“百余年”，白银在货币流通中已占主导地位，而宝钞还勉强与银、钱并行，那正应是宣德、正统时期。
不错，今本《水浒传》的最后成书出版，极有可能是在明嘉靖前期，大概还与武定侯郭勋的指使、襄赞有关。笔者赞同这一结论，并曾撰文予以论证。不过笔者同时又指出，郭勋指使门客编撰《水浒传》，是一种急功近利的政治投机之举，他当然没有足够耐心等待门客对小说作从容不迫的精心结撰。故小说的最后加工与出版，应是十分匆促草率的(参见《水浒源流新证》第49节)。对小说前半部的成稿，最后的写定者亦无暇细加推敲，只是随手删去一些不入时的字眼儿(如“十贯钞”中的“钞”字)、略作整饬而已。小说前半部中的纸钞痕迹，是不是在这最后的润饰中被信笔抹掉的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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