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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之今读(1)学毕业论文(2)

2014-02-26 02:39 1894年，王国维十七岁时，甲午战争的惨败，对国人刺激甚深，人们从古书堆中惊醒，痛定思痛之后，转而开始认真学习西洋文化（所谓“西学”）。戊戌变法后，梁启超等人喊出“新文体”、“诗界革命”、“文界革命”等口号，这无疑为西洋文学观进入中国、冲破旧有的以诗文为正宗的雅文学观打开一道缺口。青年时期的王国维正在这一时期接受了西方哲学、文学的观念。在传统观念下，小说、戏剧则皆不足成“学”，但按照西洋的文学观，小说、戏剧皆为文学艺术中重要类别，所以王国维《红楼梦评论》（1906）以“小说”为研究对象、《宋元戏曲史》以“戏剧”为研究对象，都显然是西洋文学观的反映。《宋元戏曲史》中“外来之观念”的烙印犹不止于此。又如《宋元戏曲史》第十二章有云:“明以后传奇，无非喜剧，而元则有悲剧在其中。……其最有悲剧之性质者，则如关汉卿之《窦娥冤》，纪君祥之《赵氏孤儿》，剧中虽有恶人交构其间，而其赴汤蹈火者，仍出于其主人翁之意志，即列之于世界大悲剧中，亦无愧色也。” 19 王国维此处拿西洋的“悲剧”、“喜剧”比附中国的戏剧，显然是以此表示其对元剧的钟爱。他在本章中还说:“元剧实于新文体中自由使用新言语。在我国文学中，于《楚辞》、内典外，得此而三。然其源远在宋金二代，不过至元而大成。” 20 此处所谓“新文体”、“新言语”也都可以说是“新”文学观——西洋文学观的反映。

王国维借用“外来之观念”研究中国戏剧，首开风气，功绩甚高。在《宋元戏曲史》之前，“戏剧”一直被有意识地客体化，有主、客之别，成为客观的供人研究的对象，《中国古典戏曲论著集成》所收四十八种“论著”以及近代吴梅、王季烈等人的所谓著作，大都以“实用”（传奇写作或演唱）为最高目的，并非是对研究对象的客观分析和归纳，所以与现代人所谓“论著”有很大不同 21。王国维《宋元戏曲史》则是将中国戏剧（主要是宋元戏剧）视为客观的研究对象加以理性研究，从而使《宋元戏曲史》富有浓厚的“现代学术”的色彩，在“现代”中国戏剧学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其根本原因正缘于这种“外来之观念”。 （科教作文网http://zw.nseAc.com）

但直接借用“外来之观念”研究中国本土戏剧，也有负面的影响。对中国学术而言，“现代学术”毕竟不能等同于“西洋观念”。以西洋的戏剧观念来察考中国戏剧，不会是一无所见，但也很可能会造成对民族戏剧的隔膜、肢解。如悲剧、喜剧概念的引进。这里的关键问题，主要不应是中国戏剧是否有悲剧、喜剧的问题，我们应当深思的是:从悲剧、喜剧的解释框架出发，是否会有助于我们更好地理解民族戏剧?中、西戏剧或者中、西文化（中、西医或中、西画）之间是否可能存在一些普遍适用的“话语”?中国（民族）文化的现代性阐释是否必有赖于“外来之观念”?时至今日，我们自己的民族戏剧学尚未建立起来，最根本的原因是我们没有建立起属于民族戏剧自身的一套概念范畴，我们一直喜欢借用人家的概念范畴来构筑“现代”中国戏剧学，在这样的情形下，我们有希望成功么?在西学思维下，考察中国传统，乃属时风，也不仅限于戏剧一门。我们也毫无理由将此归罪于早已作古的王国维先生，这种弊病在王国维本人那里也并不是表现得很突出，但自《宋元戏曲史》以来，“人物形象”、“情节结构”、“矛盾冲突”等方面的分析，成为一般文学史、戏剧史解读戏剧文本的基本模式，由此造成的国人对民族戏剧的隔膜却是足以引人深思的。

二、史学家之家法。就具体的研究方法而言，王国维在《宋元戏曲史》中实际主要采用的是史学家们熟用的考据法。考据法是以乾嘉学派为代表的中国传统学术最基本的研究方法，极简易，亦极科学。从王氏一生的治学取向看，明显地表现为由“外”转“内”，即由“西学”色彩浓厚，转至“西学”色彩渐淡而“中学”色彩渐浓，最终为纯正的“中学”。如果说王国维早期的《红楼梦评论》中“西学”色彩重于“中学”，而到王国维撰写《宋元戏曲史》时“中学”已明显占居上风。1913年1月，王国维致书缪荃孙云: （科教范文网http://fw.nseac.com）

近为商务印书馆作《宋元戏曲史》，将近脱稿……但四五年来中研究所得，手所疏记心所储藏者，借此得编成一书，否则荏苒不能刻期告成。惟其中材料皆一手搜集，说解亦皆自己所发明。将来仍拟改易书名，编定卷数，另行自刻也。22

据此，王国维曾经打算改换《宋元戏曲史》书名的，至于拟改易的书名，后人不得而知。王氏友人、门人编辑《王静安先生遗书》时将之改题为《宋元戏曲考》或正符合王氏的本意。因为从《宋元戏曲史》全书的写作看，也基本上是搜集材料、附以说解——这也正是考据型著作的一般范式。

在王国维之前，留意中国戏剧的文著也并不在少数，如《中国古典戏剧论著集成》即收各种文著四十八种，但多是曲话性质的漫录、随笔，绝无条例谨严、系统一贯者。在这样的情况下，戏剧作为一门学科永远没有可能建立起来。王国维则以极审慎、极客观的态度，率先将史学家的考据法施之于中国戏剧的研究，使中国戏剧作为不容置疑的“历史事实”呈现世人面前。从《戏曲考原》到《唐宋大曲考》，再到《古剧脚色考》、《宋元戏曲史》等论著的相继问世，我们可以看到，王氏确实是以“扎硬寨，打死仗”的态势，步步为营，不断逼近目标的。陈寅恪先生说王国维的论著能“转移一时之风气，而示来者以规则”，洵属的言。20世纪中国戏剧历史研究方面成绩辉煌，我们不能忘怀王国维的示范之功!

在称颂王国维“史学家之家法”的同时，我们也不能不指出王氏以“历史研究”淹没、替代“文艺研究”，以“历史”模糊、割裂“文艺”的余弊。历史研究是文学艺术研究的前提和基础，对古代文学艺术的研究而言，历史研究自当是整个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但即便如此，历史研究也仅仅是前提和基础而已，并没有真正进入对象本身。以《宋元戏曲史》为例，《宋元戏曲史》中关于元杂剧的研究成就最为突出，但这种成就主要是就其“历史研究”而言，内容上包括“元杂剧之渊源”、“元剧之时地”、“元剧之存亡”三章，在篇幅上占其全部元剧研究的四分之三;“文艺研究”则相对较弱，虽设有“元剧之结构”、“元剧之文章”两章，但篇幅仅占四分之一。若仅从篇幅上论长短，自属皮相之谈。《宋元戏曲史》在使用“史学家之家法”时也有较深层面的问题。如王国维在统计现存元剧剧本时，断然将臧懋循《元曲选》编入的元末明初贾仲明等所作六种杂剧排除于“元剧”之外，从“历史研究”的角度看或者无可厚非，但从“文艺研究”的角度看则几乎没有意义，因为从结构体制方面看，贾仲明等所作杂剧与关、马之作显然为同类。王国维既然创造出一个“元杂剧”，在他的头脑中自然也有一个“明杂剧”，但明嘉靖前的“明杂剧”与嘉靖后的“明杂剧”从结构体制看，实际是大不相同的两类。作为历史时代标志的“元”、“明”，在这里并无助于我们理解作为“文艺”的“杂剧”，反而易于造成认识的混乱。又如《宋元戏曲史》对南戏时代的判定。梁启超在总结清代考据家的治学原则时曾经说到:“凡立一义，必凭证据，无证据而以臆度者，在所必并摈。”又云:“选择证据，以古为尚。” 223 王国维无疑也是据此原则考证南戏时代的，他也注意到祝允明《猥谈》、刘一清《钱唐遗事》等文献记载说南戏出于“南宋”，然而因“现存南戏，其最古者，大抵作于元明之间”，故而他最终将南戏时代置于“元杂剧”之后，这不免令人深为遗憾。对中国戏剧的研究而言，完全依赖“历史事实”（而不是立足于戏剧本身）是很容易做出迂阔而不切实际的判断的。最显著的例子如高则诚《琵琶记》，现存明刊《琵琶记》多达三十余种，而钱南扬等学者皆认为清康熙十三年（1674）陆贻典抄本最接近高则诚原貌，这是着眼于南戏艺术体制而做出的判断，而不是仅仅从“历史事实”或历史年代出发。王国维以后，各种“戏曲史”、“剧种史”等“史”著大兴，代替乃至排斥了对中国戏剧本身的研究，将这种局面的造成完全归罪于王国维是不适宜的，但《宋元戏曲史》本身存在的问题却是不容忽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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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文学家之眼光。青年时期的王国维，与其谓之学者，不如谓之诗人、哲人更当。王氏先天的禀赋既有后来他在经史研究领域表现出来的敏锐判断和缜密思维，也有他在诗词写作以及《人间词话》（1908）中所表现出的敏感心灵、丰富情绪。《宋元戏曲史》虽然主要表现了他作为一位史家、学者的冷峻和客观，同时也反映了他作为一位文学家的眼光和立场。王国维欣赏元剧，主要乃因“元剧自文章上言之，优足以当一代之文学”。他对元剧“文章”的推重，使得自郑振铎《插图本中国文学史》（1932）以来，一般中国文学史著作“元代文学”部分元剧的分量远重于诗、文、词。1925年，当日人青木正儿以后学者身份拜谒王国维，表示愿承其余绪专攻明清戏曲时，王国维冷漠地说:“明以后无足取，元曲为活文学，明清之曲，死文学也。” 24 这说明，王国维之所以将他的中国戏剧史的撰写终止于元代而不及明清，也主要是从“文学”着眼的。又论及元曲四大家云:“元代曲家，自明以来，称关、马、郑、白。然以其年代及造诣论之，宁称关、白、马、郑为妥也。关汉卿一空倚傍，自铸伟词，而其言曲尽人情，字字本色，故当为元人第一。白仁甫、马东篱高华雄浑，情深文明。郑德辉清丽芊绵，自成馨逸。均不失第一流，其余曲家，均在四家范围之内。” 25 明清以来，诸家对关汉卿的评价不一，王骥德甚至将关汉卿排除在四大家之外，王国维力主关为“元人第一”，并重新排定四大家座次，这充分显示了他作为文学家的独到眼光。

但“戏剧”研究毕竟不同于“词曲”赏鉴，元曲杂剧（或中国戏剧）毕竟不只是案头赏读的“词曲文学”，而是登诸场上的“戏剧艺术”。王国维也并非不知他的研究对象乃是场上艺术——“必合言语、动作、歌唱以演一故事，而后戏剧之意义始全” 26 。但以他的出身经历，对场上的戏剧他始终是隔膜的，他也只能便利地从他的角度——案头的文献工夫——来理解、研究中国戏剧，这样，他的“文学家之眼光”便不能不是有缺憾的。如《宋元戏曲史》废而不谈的明清戏剧，特别是从明万历到清康熙近百年间的戏剧，单从“文学”的角度看，以关、白、马、郑之曲与汤若士、“南洪北孔”之文相较，孰高孰下或不易有定谳;但若从“戏剧”的角度看，明万历至清康熙这一阶段的戏剧无疑代表了中国戏剧所能达到的最高文化水准，绝非元曲杂剧可以比拟!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0世纪30年代，当王国维《宋元戏曲史》正积极地发挥其影响力的时候，戏剧研究界也正兴起一种反动的力量。这一阶段，齐如山（1877—1962）《脸谱之研究》（1932），周贻白（1900—1977）《中国戏剧史略》（1936）、《中国剧场史》（1936），徐慕云（1900—1974）《中国戏剧史》（1938）等论著相继问世，其研究途径与方法与王国维显系不同。齐如山、徐慕云本是“戏迷”出身，所以他们的戏剧研究在案头之外同时着眼于场上，是出诸自然，而周贻白先生则出于相当清醒的认识:

盖戏剧本为上演而设，非奏之场上不为功。不比其他文体，仅供案头欣赏而已足。是则场上重于案头，不言可喻。设徒根据剧本以辨源流，终属偏颇。往者，予曾以不多篇幅，著《中国戏剧史略》一书。因感于场上情形，所叙过简，复另撰《中国剧场史》一种，借资补救。两书虽能并行，然已离案头与场上为二。昧厥初心，不无耿耿，当时即萌改编之念，而苦无余晷，抗战军兴，潜居多暇，乃以年余之力，从事撰作。 27

周贻白先生的戏剧研究，案头、场上兼重，特别是对剧场沿革、戏班组织、舞台布置等方面给予较多关注，这一思路对后来戏剧史的撰写影响甚大。反观20世纪的学术史，后来人对王国维的挑战、超越可以说主要表现为三方面:一是在王国维开辟的疆域内作精深研究，其代表可推钱南扬先生（1899—1987），其《戏文概论》（1981）等南戏研究论著在学术高度上远过王国维;二是重新开拓疆域，其代表可推任半塘先生，其煌煌巨著《唐戏弄》（1956）正是要把中国戏剧的研究领域拓展至隋唐乃至汉魏;三是重新选择研究立场，其代表当推周贻白先生，而周先生所代表的一路显然最具挑战性，对戏剧研究的推进力也最大。

学术的进步，主要体现为正面的知识总量的增长。对于前人著述，后来人只有责任去理解、去继承，并以前人曾经达到的学术高度为起点，力求攀登到一种新的高度，却没有权利把后来人登攀过程中的“失足”或“迷途”强加于前人头上。《宋元戏曲史》为中国戏剧学这门学科的第一部著作，筚路蓝缕，我们更没有理由加以苛责。本文之所以对《宋元戏曲史》“负面”的意义有较多的说解，主要是因为我们过去对其“正面”的意义似乎强调得太多了。作为一位后来人，作者对《宋元戏曲史》这部学术经典的解读，初衷在求学术的进步，岂敢借菲薄前人以自高，后生小子终生之所成就又岂能及静安先生之万一!  

注 释

①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北京市中国书店据中华书局1936年版影印，1985年版，第364页。

②王国维《宋元戏曲史》，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13页。

③王国维的“歌舞说”影响甚大，拙作《二十世纪中国戏剧艺术特征研究之述评》（《文艺理论研究》2004年第1期）对王氏“歌舞说”有较多评述，恕此不赘。

④据书前任氏自序，是书完稿于1963年，但1981年始由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⑤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29页。

⑥⑧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56页，第73、74页。

⑦李啸仓《宋金元杂剧院本体制考》，收入《宋元伎艺杂考》，上杂出版社1953年版;谭正璧二文收入其《话本与古剧》，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6年版;胡忌《宋金杂剧考》，上海古典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

⑨洛文见《浙江戏曲志资料汇编》1989年第4期（内刊），又见《戏剧艺术》2004年第3期。

⑩12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77页，第99页。

11按，《西厢记》明清两代均以“传奇”看待，《西厢记》被认为是“元杂剧”，始自王国维。又，近人隋树森编《元曲选外编》（1959）收杂剧六十二种（《西厢记》按一种计算），加《元曲选》九十四种为一百五十六种。王季思先生主编的《全元戏曲》共收杂剧二百零五种，许多明教坊所编杂剧也收入在内，似失之于宽。

13 15 16 17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94页，第109页，第116页，第117页。

14洛地《戏曲与浙江》，浙江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4、55页。

18陈寅恪《金明馆丛稿二编》，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247页。

19 20 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99页，第102页。

21笔者认为，这种“实用主义”也并不仅仅限于戏剧一门，诗、词、小说等文类也不能例外，今人把古人的言论（诗话或词话等）皆视为“论著”，称之为“学”（“诗学”或“词学”），可能都是有很大问题的。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22王国维《致缪荃孙》，吴泽编《王国维全集·书信集》，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3、34页。

23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47页。

24青木正儿《中国近世戏曲史·序》，王古鲁译，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

25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104、105页。

26王国维《宋元戏曲史》第32页。

27周贻白《中国戏剧史长编·自序》，人民文学出版社196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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