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柳宗元研究百年回顾(1)学毕业论文网

2014-02-26 02:39 柳宗元研究是中唐文学研究的一大宗。站在新世纪学术研究的起点，回顾并总结20世纪柳宗元研究所取得的成就和存在的问题 ① ，对日后研究方向的确定和研究水准的提升，均不无裨益。鉴于百年研究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本综述将遵循两条原则:一、选择研究中的主要问题、列举成果中的主要作品，其他从略。二、主要以大陆地区的研究为考察对象。据台湾学者罗联添的《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正编》和《隋唐五代文学论著集目续编》统计，自1912年至1990年，港台和国外的柳宗元研究也取得丁可喜的成绩，成果分别为160项、127项。但因其资料难以觅集，故暂不在论述之列。

从成果量的时段分布和关注目标的变化，

总观柳宗元百年研究历程及其特点 

20世纪柳宗元研究，经历了一个由冷落到重视而渐趋繁荣、由非常到正常而渐趋稳定的发展过程。根据研究成果的时段分布和不同时段的研究状况，我们可以把它分为以下几个阶段:

第一，新中国成立前的半个世纪是柳宗元研究的起始阶段。研究成果不多，总量约12项。论者们关注的主要是古文运动中的柳宗元。在一些专门研究古文运动的著述里，论者们对韩柳的功绩给予了宏观的肯定，或对韩柳的古文创作进行比较，或对柳氏的古文理论和创作予以评述，如李辰冬《韩柳的文学批评》 ② 、梁考瀚《柳宗元文艺思潮及其影响》 ③ 等文即是。而在形式上，多采用随笔、杂感式的批评，如周荫堂的《读柳文》 ④ 、董郁青的《读柳文随笔》 ⑤ ，就表现了此一特点。就其关注目标而言，则于柳氏山水游记和小说文学颇有涉及，如周档摹抖亮子厚山水诸记》 ⑥ 、胡寄尘《柳宗元的小说文学》 ⑦ 等。据此可以看出，此时段的柳宗元研究虽有筚路蓝缕之功，但整体上却如散兵游勇，不成气候，缺乏理论和体系，基本上处于一种随个人兴趣偶而问津、浅尝辄止的状态。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整理）

第二，50年代至“文革”前是柳宗元研究的发展时期。无论数量和和质量均有了长足进展，成果上升到48项，其中50年代16项、60年代32项，而且出版了8部研究专著。研究范围则广泛涉及到作者生平、思想、诗文创作和成就、文集整理和研究资料的汇编。在研究倾向上，黄云眉扬柳抑韩，对此后的韩柳评价产生了持续的影响。侯外庐、赵纪彬等集中笔墨于柳氏的唯物主义和无神论思想，在运用马克思主义研究柳宗元方面作了先期实践。散文研究上值得重视的是，管希雄和清水茂等对柳氏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和情感内容作了专题研究，颇有深度和新意（详后）。马茂元、陈友琴等开始关注柳宗元的诗歌，《柳河东集》也得以排印出版。其它方面的代表成果则有:施子愉的《柳宗元年谱》 ⑧ 、吴文治的《柳宗元评传》 ⑨ 和《柳宗元研究资料汇编》 ⑩ 。同前50年相比，这一时段一方面呈露出一股经长期沉默郁积而释放出来的热情，另一方面则由于政治文化环境的影响，学者们将更多精力放到了对研究对象思想、创作、成就进行社会学的价值认定和评价，对文学作品艺术性的探讨也很不深入。第三，“文革”十年是柳宗元研究的非正常阶段。进入70年代，由于受政治气候的影响，柳宗元研究被无辜地卷入到一场声势浩大的“评法批儒”运动中，其思想被武断地划为法家一派，而受到前所未有的爆炒。一时间，宣扬和赞美柳宗元法家思想的文章在报刊上大量涌现，仅在1973到1976的短短四年里，有关成果即达245项，占整个70年代277项的88.4%。文章和选本虽然不少，但总体来说，成果重复、目标单一、范围狭窄，学术研究政治化、意识形态化。然而，这一时期出现的柳宗元热，在客观上却极大地强化了柳宗元及其作品在社会上的普及度，此其一;其二，此一时段章士钊《柳文指要》的问世，堪为柳宗元研究的一大力作。该书分上下两部:上部是“体要之部”，按柳集原文编次，逐篇加以评论、考证、校笺;下部是“通要之部”，按专题分类论述有关柳宗元和柳文的各项问题，引用了大量材料，提出自己的见解。其中虽不无时风左右，表现出浓郁的扬柳抑韩倾向，某些观点也颇有偏激处，但整体而言，还是著者以其学术真诚和过人识见数十年研读柳文的结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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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八九十年代是柳宗元研究的繁荣稳定期，经过70年代后期的学术反思，迎来了80年代柳宗元研究的新局面。十年的时间里，研究成果约为412项，创下了20世纪柳宗元研究成果时段分布的最高记录。1981年10月，在湖南零陵举办柳宗元学术讨论会;1983年底在柳州召开全国柳宗元哲学思想讨论会;1985年8月8日，柳宗元学术研究会在柳州宣告成立，柳州逐步成为研究的资料中心和活动中心，会后不久，柳宗元研究会出版了不定期刊物《柳学研究动态》。90年代，柳宗元研究在80年代所取得成绩的基础上健康稳步地向前发展，1993年8月，以“柳宗元与中国传统文化”为中心议题的首届柳宗元国际学术讨论会在柳州举行，会后出版了《国际柳宗元研究撷英》;1998年在山西永济举行第二届柳宗元学术研讨会。研究不断深入，并走向世界。学术研究也保持着如火如荼的局面，统计成果约为330项。

进一步看，此一时段的柳学研究还展示出不同于以往的一些新的特点:一、研究态度日趋科学和成熟。在思想解放大潮的涌动下，以前争执不下的 “韩柳优劣”问题逐渐沉寂，人们见仁见智、求同 存异，多能以一种宽容、平和、建设性的心态去看待观点中的分歧;对柳宗元的思想归属也摆脱了单一性的定论，而尊重和认同其客观性和丰富性。二、研究视角的转换和研究主题的细化。在柳宗元哲学思想研究由政治转向学理、由一元步入多元的同时，论者们还将关注目标转向了柳宗元的社会、政治、文学、美学和学术思想，转向了柳宗元的创作艺术和表现特色，而对其散文创作尤为重视。就选题和方法言，多注意细致具体的问题，用更细密的分类对其各体散文作纵深开掘，力避笼统浮泛，游谈无根。三、研究队伍新老结合，研究理念不断更新。以吴文治等为代表的一些老专家在已有成果的基础上，依然孜孜笔耕不辍;而一大批在80年代即崭露头角的中青年学者又迅速崛起，以鲜明的学术个性，在承接传统的同时，不断突破旧的思维定势，尝试运用新的理论和方法，开拓新的研究领域，昭示着柳学研究在新世纪必将获得更大的进展。

从成果的文类分布和选题变化，

把握柳宗元百年研究的重点和格局

综观成果的文类分布、选题的内容分布以及时段发展，我们认为20世纪柳宗元研究的重点是关乎柳氏诗、文、赋创作的文学研究以及思想研究;而就这四大分野来看，如果除去“文革”期间因受政治影响而学术价值不高的一批论著不计，则其成果数量分布依次为:诗歌111项，散文279项，辞赋小说11项（辞赋9项，小说2项），思想研究198项。散文研究和思想研究的数量最为庞大，而柳诗研究相对薄弱，辞赋和小说研究尤为冷落。

就研究选题而言，柳氏山水文学受到了极大的重视，成果总量约为177项，就中尤受欢迎的作品是散文“永州八记”、诗歌《江雪》和《渔翁》。关于它们的单篇赏析作品分别有63项、22项、14项，其数量总和大大超过了山水文学成果总量的半数。由此可以看出，柳宗元的山水杰作大大带动了对此类文学的研究。30年代周档摹抖亮子厚山水诸记》 11 是较早考察柳氏山水文学的专论。在细分“永州诸记、柳州诸记和永柳以外诸记”三大块的基础上，该文高度评价了柳宗元山水散文的艺术成就，并指出其价值所在:“模写山水，曲致微妙，心与物化，亦韩所无有也”。五六十年代，研究山水文学的成果增多到近10项，论者开始注目于对山水游记思想感情和艺术特色的研究，山水诗也开始受到注意。1954年，黄云眉发表《柳宗元文学的评价》 12 ，开始把柳氏山水游记与其个人遭际联系起来，认为柳宗元山水文学并不是“表示他对闲适生活的追求”，“反而是一种更痛苦的真实的反映”。稍后，日本学者清水茂在《柳宗元的生活体验及其山水记》 13 中对此一主题进行了深层次的探讨，精辟指出:柳氏“强调被遗弃的山水之美的存在，也就等于强调了被遗弃人们的美的存在”。此外，60年代振甫的《谈柳宗元的山水记》 14 和管希雄的《柳宗元山水游记的艺术特色》 15 等文，也都围绕此一论题各有斩获。70年代末以后，探讨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论著迅猛增加，达到167项左右，由此构成20世纪最后二十年柳学研究的一大景观。论者的视点一般集中在山水文学的审美特色和艺术成就上，而且角度多维、观点新颖，分析也很细致深入。如周明指出，柳宗元山水文学的艺术境界不是自然美，而是根据自己的审美心理创造出来的艺术美。他笔下“奥境”和“旷境”两种艺术美及其结合，则体现了柳宗元的审美心境和趣味 16 。李育仁则认为:柳宗元的山水记有三大特色:即绘画美、抒情美和理趣美。绘画美表现为形与神、客体美和主体美的和谐统一，由此构成气宕神远、富于诗情的画面;抒情美展示其忧郁、寂寞和烦躁难安的心灵，从而寻得“心凝形释，与万物冥合”的乐趣;理趣美则蕴含哲理的光华，由此又能探索到作者那火热的“忧思而罔极”的心灵所创造的最高艺术境界 17 。曹萌等人则从柳宗元思想的发展变化和中国山水文学的发展史两个角度进行了探讨 18 。

在关于山水游记的研究中，又以“永州八记”最为火热，除了大量美感赏析和艺术境界探寻的成果外，还有一些文章或考或论，从某一点锲入，而能别具新意。如杨慧文的《论柳宗元的永州八记》 19 、何书置的《“永州八记”应改称“永州九记”》 20 、傅惠钧的《柳宗元〈永州八记〉的语言特色》 21 、鹿琳的《〈永州八记〉——柳宗元精神世界和自然的完美融合》 22 等即是。另外，80年代后山水诗研究也得到了深入和发展。专论山水诗的文章 由此前的寥寥数项上升到50项左右，其中既有较深入的艺术特色的剖析，如黄乃康的《试论柳宗元的山水诗》 23 、蔡国相的《柳宗元景物诗的移情特色》 24 、张峻亭的《论柳宗元山水景物诗中的情》 25 等，也有从文化、宗教角度对其风格成因的探讨，如景凯旋的《柳宗元的山水诗与儒佛思想》 26 、王启兴的《超尘脱俗，徜徉山水——佛教对柳宗元及其山水游记和景物诗的影响》 27 、王树海等《佛禅对柳宗元山水诗的影响刍议》 28 等。论者们都认为，佛教的出世思想对柳宗元的人生态度、审美趣味和山水文学的创作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柳宗元其它文类也受到不同程度的重视，统计结果依次是:传记文51项、寓言38项、议论文18项、杂文（包括赠序文和书启）13项、散文整体艺术和成就研究13项、碑志文6项。这些成果多出于80年代后，说明八九十年代学界对柳宗元各体散文的研究得到加强，而传记文和寓言则成为研究的热点。在传记文中，研究者最喜好的作品是《捕蛇者说》、《童区记传》、《段太尉逸事状》和《种树郭橐驼传》;至于寓言，则以《三戒》和《敌戒》为代表。除了不少单篇赏析的文章外，也有一些较具深度和系统性的文章。鹿琳认为，柳宗元以一个面貌全新的小人物群，为传记文学的画廊增添了光辉，又以传记文学作为解剖社会的匕首，对他的政治主张进行特殊阐释，这在中国古典传记中是绝无仅有的 29 。董明在对柳宗元寓言详细考察的基础上，指出其不同于前人的一些明显特点:独立成篇，容量较大;细腻生动，文学性强;形式自由，体裁多样 30 。尤力则从艺术形式、艺术形象、表现方法三个方面分析了柳氏寓言较之先秦寓言所取得的突破性发展 31 。另外，也有一些文章论及柳氏寓言的创作成因和讽刺动机 3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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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柳宗元散文艺术和成就作总体论述的文章虽然不多，但与以往相比，80年代后的论著却有了较大改观，在散文艺术手法和艺术境界的探讨上深入了许多。1983年，海外华人陈幼石出版了钻研近二十年之久的《韩柳欧苏古文论》 33 。此书论柳氏散文虽仅占一章，却能将柳氏身世、思想、文论与其散文创作紧密融合在一起，颇能醒人耳目。此后，吴小林出版专著《柳宗元散文艺术》 34 ，从柳氏散文的体裁、风格、结构艺术等十个方面较为全面、系统、细致地分析了散文的艺术成就。他如孙昌武的《试论柳宗元的散文艺术》 35 、孙连琦的《柳文风格的演变及其原因初探》 36 、吴莉莉的《柳文的悲剧美》 37 、吴小林的《论柳宗元散文的幽美》 38 、邓小军的《柳宗元散文的艺术境界》 39 等，均具胜解。吴小林认为，柳宗元散文总的艺术风格是沉郁凝敛、冷峻峭拔，具有一种幽美，这种风格既与作者长期被谪的遭遇、愤世嫉俗的思想和批判锋芒有关，也与其作品的凄幽、愤激、冷峻色彩，浓郁的诗意和明显的讽喻性、象征性，屈曲峻峭的笔法相关。邓文则着重从传记和山水散文两个方面论述了柳宗元散文最具有原创性的艺术成就。

与散文研究相比，总数约50项的柳诗研究虽要冷清一些，但在论述深度上，在艺术特色的探讨上，却取得了突出的成绩。此外，论者们还按作者的人生经历把它分为永州诗歌和柳州诗歌，关注到了柳宗元诗歌的时段性特点。20世纪上半叶未见研究柳诗的专门论文，相关的研究体现在一些文学史、诗歌史中。五六十年代，柳诗受到马茂元和陈友琴的关注。陈氏认为，柳宗元的诗是用血和泪凝结而成，非一般的随便吟风弄月或无端寻愁觅恨的诗可比，对批评柳诗“多怨”“酸楚”的传统观点表示了异议 40 。70年代末以后，学界开始对柳诗进行更深入的探讨，角度和方法也更为多样。较有代表性的的文章如:邓潭州的《略论柳宗元的诗》 41 、龙震球的《论柳宗元诗歌的艺术风格》 42 、梁超然的《柳诗风格论略》 43 等。其中，邓文指出，柳诗里有不少宣扬所谓“禅理”的诗，流露出感伤的颓废情调。梁文则认为，柳宗元的悲剧性格气质，悲剧性遭遇，激愤忧伤的情绪，构成了他悲剧性诗歌风格的基本特征，有的学者还在柳诗研究上取得了系统性的成果。如李育仁《论柳宗元的诗歌构思特色》 44 、《论柳宗元诗歌的审美情趣》 45 和《论柳宗元诗风的多维结构》 46 。前文从感受、联想、立象、语言四个方面对柳诗的构思特色进行了分析;次文认为，柳诗具有冲淡、幽独、流动的三大审美情趣特征;后文着重从言淡而味深、清丽与阴森、从容与飞动相统一方面，论述了柳诗风格的多重结构特色。

柳诗赏析在80年代后目不暇接，是诗歌研究成果中一个重要方面。《江雪》《渔翁》最受关注，《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刺史》也倍受青睐而被反复品玩。一些析文继承了“知人论世”的传 统，不仅仅耽于艺术技巧、表现手法的反复琢磨，而是将作品内涵与柳氏生平遭际结合起来，使读者在获得艺术美感的同时，更进一步地了解了柳宗元的心灵世界。如周懋昌的《声应气求·珠联璧合》 47 ，从景、情、典、事切入，将柳、刘衡阳赠酬的两首七律作了深入的分析比较，情文相生;朱玉麒《归返自然的心灵律动——读柳宗元〈溪居〉》 48 ，则在诗歌的赏阅中，传达了柳宗元南贬时与陶潜大致相同的心声:归返自然，心与物游。

思想研究是柳宗元研究中的一大分支，成果数量依次为:哲学思想约90项，社会政治思想约47项、文学思想约47项，美学思想约12项。20世纪柳宗元思想研究以哲学思想讨论最为激烈。五六十年代，学界曾经展开过一场有关柳宗元无神论（唯物主义）和有神论（唯心主义）思想的论争。持无神论者以侯外庐、赵纪彬、吴文治等为代表，他们认为柳宗元是彻底的无神论者，勇于和有神论作斗争，在中国唯物主义史上有着重要的贡献和地位 49 。范文澜、陈扬炯等以柳宗元信崇佛教为由，相继发出疑问，认为柳宗元思想中既有唯物的一面，也有唯心的一面 50 。新一轮关于柳宗元世界观本质的讨论发生在70年代末。以丁宝兰关于柳的世界观实质上是唯心主义的观点为发轫 51 ，引来了大量的商榷文章 52 。1983年，在柳州召开了柳宗元哲学思想研讨会。此后出现了许多探讨柳宗元与佛教佛学关系以及“统合儒释”思想的论文，也有一些研究柳宗元与黄老思想、儒学、宋明理学之间关系的文章。其中，柳宗元与佛教佛学的关系在八九十年代最受重视，成果也最多。如郎宝如《柳宗元“统合儒释”思想评价》 53 、尚永亮《关于柳宗元与佛学》 54 、陈晓芬《柳宗元崇佛的主体意识》 55 等。他们指出，柳宗元的思想是以儒为主体、兼收并蓄的开放体系，“统合儒释”是这一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实质是“援佛济儒”。柳宗元接近佛学的一个直接原因，是希望借此“出世间法”，以减轻精神苦闷，摆脱沉重忧患，获取自我的心理平衡，同时也为维护自我品格，抗衡浊世的颓风。 大学排名

社会政治思想与文学思想也是论者关注较多的两个领域。前者内涵丰富，包括社会历史观、政治思想、教育思想、科学思想、法律思想、经济思想和社会旅游思想等等。因为柳宗元有着远大的政治抱负，而他的参政失败几乎影响了他一生，所以他的社会政治思想得到了相应的重视。在这方面，大多数文章都对其思想的进步性予以肯定，讨论最多的是他“生人之意”或“以生人为主”的观点。后者相对集中，主要体现在柳氏关乎道与文的论说及其创作意旨。“文以明道”是柳宗元文学思想的核心，20世纪的有关研究也主要是围绕这一命题展开的。20世纪上半叶，除了各种文学理论批评史对柳宗元文学思想有所论述外，唯一一篇系统深入地探讨柳宗元文艺理论的文章是梁孝瀚的《柳宗元之文艺思潮及其影响》 56 。至60年代，出现了吴文治的《柳宗元文学理论初探》 57 、方扬的《柳宗元的文学思想》 58 等几篇总论其文学思想的文章。80年代以后，成果更多，但所论仍不离柳宗元的明道理论，不同的是论题要深入、细致许多。如高海夫的《柳宗元论“文”》 59 、殷慧中的《论柳宗元“以神志为主”的创作观》 60 、周振甫的《柳宗元的文章论》 61 等等。1996年高林广发表的《柳宗元的诗歌理论及其诗学精神》 62 ，还专门对柳宗元的诗歌理论进行了剖析，认为柳宗元的诗论涉及到了诗歌的性质、作用、诗人的品德、修养及诗歌形式几个方面，不仅具有科学性、合理性、进步性，还富有现实意义。而黄贯群的《试论柳宗元的美学思想》 63 、郁沅的《韩愈柳宗元美学思想之比较》 64 和高海夫的《悲剧生涯和悲剧美的创造》 65 等文，则对柳宗元的美学思想进行了更为全面、准确的把握。 （科教作文网http://zw.ΝsΕac.cOM编辑）

从研究领域的开拓和研究方法的多样，

看二十年来柳宗元研究的新特点和新气象

在百年柳宗元研究中，宏观论著不多，只有50项左右。选题主要有:柳宗元的文学成就、创作个性、创作心态、人格和性格等。但值得注意的是，90年代后，柳宗元研究领域出现了新的开拓:

一、接受研究开始起步，出现了约12篇从接受美学角度研究柳宗元的文章。开风气之先的是陈文忠的《柳宗元〈江雪〉接受史研究》 66 。作者变换视角，引进新的理论，细密爬梳了《江雪》在后世的传播接受过程，勾勒了宋明清三代由注视表层的诗中之画、到发现画中的傲然渔翁、再由此联想 其象征的诗人人格这三个阶段，并确立了苏轼为“第一读者”的接受地位。该文虽然只是一部名篇佳作的微型接受史，却在古典文学作家作品的接受史研究方法上作了开创性的尝试和探索。此外，一些学者还注目于柳宗元对前人的接受状况，或从文学语言、创作精神入手，如王一民《柳宗元对先秦汉语的继承和发展》 67 、刘洪仁《“参之离骚以致其幽”——论屈赋对柳宗元创作的影响》 68 、吴正岚《论屈原与柳宗元的精神契合》 69 等;或就诗歌、辞赋、寓言各种文体来剖析柳宗元的接受渊源，如姜淙伦《正声何微茫，哀怨起骚人——论柳诗“深得骚学”》 70 、施长州《庄子寓言对柳宗元寓言创作的影响》 71 、刘洪仁《柳宗元辞赋对屈赋的继承和发展》 72 等。论者们普遍认为，柳宗元主要接受了先秦文学特别是屈原和庄子的影响。

二、以贬谪为主题的文学研究已显山露水，并在柳宗元身上得到突出体现。贬谪是古代文人中普遍存在的一种人生经历，也是中国历史上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而柳宗元其人其文则可谓贬谪文人和贬谪文学的典型代表。这方面，尚永亮起步较早且较系统。他的《元和五大诗人与贬谪文学考论》 73 将视线凝定在贬谪文学最为鼎盛的元和时期，对柳刘元白韩五大诗人尤其是柳宗元予以深入论析，以其政治悲剧为重心，对柳氏心理、性格、思想、意识及其诗文艺术特点、表现方法作了多角度的考论，进而对贬谪文化的整体走向、贬谪文学的精神和特质作了细密的挖掘探析。其系列论文《冷峭:柳宗元审美情趣和悲剧生命的结晶》 74 、《论柳宗元刘禹锡执着意识的三大特征》 75 、《论柳宗元的三大悲感》 76 等，对柳宗元贬谪后的生命状态和文学创作进行了专力论述，展现了柳宗元在贬谪士人中的突出地位。此一时期涉及贬谪主题的论文，还有金五德的《柳宗元刘禹锡远谪期间心态评议》 77 、戴伟华的《柳宗元贬谪期创作的“骚怨”精神》 78 和《柳宗元永州创作心态试论》 79 等。金文认为，刘柳共同的心态是悲苦、愤懑和坚贞;不同的是，柳以负罪自咎自责过多，因而感伤情绪比之刘要浓厚低沉些。戴氏前文认为，柳宗元自卑而失望的心态，构成其在创作上以骚写心、以诗写愤;后文指出，柳宗元在永州的创作心态可用“抑郁”二字来概括，他正是发心中之郁结而创成沉郁峻峭之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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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研究方法上，研究者们也进行了多种尝试和实践，遂使得20世纪最后二十年的柳宗元研究形成异彩纷呈的景观。诸如比较研究、语言学研究、意象研究、结构主义研究、接受研究等，都在柳宗元研究中取得了可观的实绩。林继中《燃烧的寂寞——柳宗元山水诗风格特征之形成》 80 一文，采用结构主义的方法研究柳宗元的诗句，以直观的图示，说明柳宗元聚焦型的情感，由四周向核心辐凑，让入耳目一新;下定雅弘通过定量分析，指出柳在永州的诗80%是古体，柳州诗90%是近体;柳文的对偶率远高于韩文;柳宗元大作古文是在永州时期，而任京官和刺柳时期主要写骈文 81 ，也可谓别开声面。但是，在整个研究中使用最为普遍、成绩最为突出，而又有助于把握柳宗元鲜明个性的是比较的研究方法。

一是在诗歌风格上柳宗元和韦应物的比较。赵昌平认为，韦应物是清远诗派传统格局的卓越后劲，柳宗元则为这一流派新风貌的先行者。这说明清远诗派的变革已成必然之势。柳宗元的功绩便是顺应这一历史趋势，在继承清远诗派真于性情、中丰外淡特点的前提下，创造了清远诗派的新格局 82 。马自力从中国诗学理论、中国审美发展史的角度出发，认为韦柳的创作倾向代表中唐诗变前期诗歌的发展趋向，在诗风转变过程中起了承前启后的作用。他们的诗风承袭了自陶渊明以来的清谈一派诗歌的总体风貌，且有了新的发展。同元白、韩孟两大诗派比较，韦柳有其独特的“高雅清远”的风格，足以与他们并立于中唐诗坛而自成一派。而且这种艺术风格蕴含着中国诗画的审美理想，具有艺术尺度的美学意义，在中国审美发展史上也应占有重要地位 83 。尚永亮将柳诗与陶渊明、韦应物诗比较后指出:陶诗淡泊而近自然，最能反映心境的平和旷远;韦诗淡泊而近清丽，令人读后怡悦自得;而柳诗则于淡泊中寓忧怨，见峭厉。尽管诗人曾有意识地将此忧怨淡化，但痕迹却未能全然抹去。加上诗人在遣词造意上多所经营，致使很多诗作仍于隐显明暗之间传达出冷峭的信息 84 。房日晰等则在同中取异，指出，韦柳的诗表现出很强的冲淡美，其诗风接近陶谢，但由于生活经历与审美情趣不同，韦柳诗也表现出不同的风格特点:“韦诗清旷，柳诗幽怨” 85 。王昌猷则认为:“韦应物山水诗多写静境，风格接近王维”，而柳宗元的山水诗则“接近孟浩然‘清’的境界，但转而为幽冷峭 拔，具有更为鲜明的特色。”他在山水诗中“寄托着一种孤傲高洁的性灵，中含不尽的哀愁、怨怼，从而形成一种清峭的风格。” 86 （转载自http://zw.nseac.coM科教作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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