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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组诗是属于赋体诗歌。第5首，大意说高大丰实的房屋却空寂无人，主人已经三年未归。有的释为商人，“商人重利轻离别”，爻辞故以“凶”戒之。第 6首，说女方捧着的筐里是空的，男方宰杀的羊也没有带血，是不正常的，故爻辞引以作“无攸利”的占断。这是有关婚礼习俗的风诗。第7首，有释为夏少康复国过程中一次经历，说在途中开始看见一头涂满泥浆的猪，其后又看到一辆车上满载着打扮得像鬼一样的人，本打算开弓射去，随即放下了弓箭，原来是来求婚的。这是用赋法写的一首雅诗。第8首，说本邑的水井虽然得到疏浚却不让饮用。英明的国君第为我们排忧解难，才使大家享受到幸福。这是一首歌颂王侯盛德的颂诗。
从以上第一和第二两组诗来看，我国传统诗歌风、雅、颂三种写作手法在易诗中也都有了。第三组为谚语、俚语，是句句用韵的短诗，也可谓古代的微型诗。第9、10两首大约都是农事谚语，意谓将牲畜拴在柔弱的桑树上，或在望月之夜，告诫人们都有亡失的危险。
第四组是重叠吟诵的组诗。第11首分6段，每段都以“鸿渐于”三字作段首，递次换韵，形成渐进式。第12首分4段，前三段以“干（继承）父之蛊（事业）”作为段首，末段以句式的突然变化，凸显出“不事王侯，高尚其事”的道德情操，至为高妙。这种反复吟咏、一唱三叹、层层递进、能产生强烈的艺术感染力的组诗形式，在《易》的卦爻辞中比较多。在《诗经》中更为普遍。值得一提的是，在当今歌坛亦是常见的的一种咏唱方式，而它却源于三千多年前的易诗，知道的人可能就不多了。 ⑤
读易诗话传统
如果单从诗歌的艺术表现形式来看，根据以上的粗略分析，《周易》古歌至今给我们留传下来一些什么值得我们很好研究和继承的诗歌传统呢？我初步认为有以下四个方面：
一、诗歌表现手法的比兴传统。我国诗歌最早源于触物起情的兴，而后有借物喻情的比，直陈其事的赋（赋中亦有比兴）。据《兴的源起》一书作者赵沛霖先生指出：“就现存的古代文献来看，作为艺术形式和艺术方法的兴，最早见于《易经》。”“可以说，兴的出现是诗歌艺术的巨大飞跃。” ⑥ 从前节所例举的易诗中，对比兴的运用不就很普遍、很生动吗。于此可见，比兴作为形象思维对我国诗歌产生、发展和民族性的形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有韵而无比兴是不能成其为诗的，如钱钟书先生所言，只能叫“押韵的文件” ⑦ 。直到现当代，诗人毛泽东还强调：“诗要用形象思维……比、兴两法是不能不用的。”（《给陈毅同志的信》）
二、诗歌音韵的合辙叶韵传统。上古时期并没有什么韵书，但在《周易》的大多数卦爻辞中，除去叙辞和占断辞外，几乎都可入韵的，虽然押韵的韵部较宽，也不大规则。这当是诗歌自身发展的客观要求，并没有什么深奥的道理，主要是动听、易颂、易记、易于流传吧。几千年来韵律由宽而严，又由严而宽，终不可废。
三、诗歌声调的高（平）低（仄）音相间传统。从前面所举诗例中就可以看出，这种短练、均齐、具有鲜明节奏感和韵律感的句子，在易诗中为数是很多的。我对《周易》经文作过概略统计，在约384条四字句里，其中作为音节的第二、四句两个字高低音交替的句子共204句，约占总句数的52%，这是使诗歌富有节奏感和音乐感的必要语音结构。《文心雕龙·声律》指出：音律本于人声，言语乃文章关键，必须合于“声有飞沉”、“异音相从”和“同声相应”的音律。易诗虽未尽合，然已有肇始之功。后来在此基础上逐步发现四声，才自觉地按照“声有飞沉”（平仄）的规律写诗属文。我发现先秦以来流行至今的许多成语里，更加注重前后音节的相互转换。据对《万条成语词典》中九画起头成语的抽样统计，在995条的四字成语中音节平仄交替的共有714条之多，接近3/4的比例。这很能说明汉语的声韵特点。“五·四”以后的著名作家、诗人郁达夫说：“我个人对中国文字的感觉，首先要说的是汉字的微妙。中国文字每个字都是独立的，即使一个单字也有意味和形状，还有一个音，即所谓韵。这样的字，在世界上也许是比较原始或不好的……而中国文学的最妙之处也就在这里。”几年前，美国菲尼克斯城有3名中学生到成都市双流中学学习交流，临别时他（她）们高兴地说：“虽然我们几乎不懂汉语，但感受到汉语跟音乐一样美丽动听，很有旋律和节奏感，在这里上课真是一种享受。”这是汉语在外国人心目中的“最妙之处”。中国诗歌讲究四声平仄和押韵，不就是由汉字的特性所决定的吗。
我国著名的书法家和诗人启功先生在其所著《诗文声律论稿》中谈及汉语诗歌构成要素或形式的变化发展问题时说：“看来押韵和适当地讲究平仄，是汉语诗歌怎么变也不放过的要素。”并指出“这是想发展新诗歌的作家很值得思考的一个问题” ⑧ 。所论至确。
四、诗歌发展源流的民歌传统。中国历代的诗、词、曲大都起源于民歌。在易诗中，主要属于民歌的风诗就占了多半，《诗经》亦如是。楚辞也多源于江淮流域的歌谣。民歌的句式、用韵、表现手法（比兴、夸张、谐音、章段重叠等），常为历代诗词创作者所沿用。由此可以看出民歌在中华诗歌王国中的主体地位。我国诗歌要发展创新，走什么路呢？毛泽东同志说的有道理：“将来趋势，很可能从民歌中吸引养料和形式，发展成为一套吸引广大读者的新体诗歌。”甚至说得更为形象：“古典同民歌这两个东西结婚，产生第三个东西。”（1958年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就是说，诗歌既要有民族特色，又要贴近民众，走民族化和大众化道路。这是当代诗歌的定位不能不认真考虑的问题。
研究易诗中，初步发掘出以上四端有关我国诗学千古不易的古老传统，可以说它已构成华夏文化的遗传基因而溶入我们的血液之中了，企图完全摒弃它几乎是不可能的。即使在“全球化”与时俱进、东西文化相互碰撞和融合的情况下，大概也不能动摇它的稳固性。无怪当今的一些新诗人也在从西方的引介到寻回自己人文传统的努力中，正积极谋求现代诗在中国的“存在方式”了。
注：
[1]黄玉顺《易经古歌考释》绪论。
[2]闻一多《神话与诗》第118页。
[3]高亨《周易古经今注》第16——17页
[4]钱钟书《管锥编》第一册“周易正义·二乾”第11——12页。
[5] 文中对诗意的解释主要依据于《周易见龙》。
[6]赵沛霖《兴的源起》第97——101页。
[7]启功《诗文声律论稿·汉语诗歌的构成及发展》第113——114页。
[8]钱钟书《宋诗选注·序》第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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